海德 ：康庄小学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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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小学纪事

文/海德

康庄小学，这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学；

康庄小学，这是我接受六年义务教育的母校……

1

随意报了名，走进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文化启蒙，一路跃马扬鞭闯进知识的草原……

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吃过早饭，我就和小伙伴野侯玩在一起。我觉得奇怪，不是什么节日，野侯却穿了一身新衣服，好像出门走亲戚的模样。我问，今天到哪家亲戚？他摇摇头：“不是。”我的目光变得狐疑起来，不走亲戚，穿新衣服干嘛？“我牙（南通话音译，牙即父亲）带我去报名。”

野侯的“牙”小名叫“保侯”，大名叫陈汉元，是南通市日用化工厂的一名木匠，早出晚归上的常日班。隔三差五的从城里下班时，挑着满满一担泔水，就是工人在食堂吃的剩饭剩菜，一路嗐着号子从我家东墙边走过。他家养的猪由于泔水滋润，长得又肥又快，人家猪差不多一年出圈，他家只要6个月。

听说野侯去报名，平时形影不离的我，顿生好奇心，也跟着他父子俩去，反正在家也是玩，那就出去玩一趟呗。好像走了蛮多路，到了一排高大的平房面前。这房子还真的又高又大，我家住的茅草屋与之相比，好像就是一户茅草披披，无法同题并论。房子里面有小孩子在上课，原来这是一座学校，没有招牌，不知校名。就是挂着学校招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认字啊！野侯报名是想上学识字。

野侯父亲带着儿子走进一间房子，里面放着几张窄长的桌子，与我们家吃饭的四方桌截然不同。老师坐在桌子后面，叫办公桌。上了学才晓得，老师办公的桌子和我们上课的桌子是一样的，叫学桌，又叫课桌。那时正是提倡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乡村小学条件简陋，老师办公室只是比教室小些。一位老师坐在桌子后面问野侯叫什么名字，“我叫野侯。”这位30多岁的老师连忙又问：“你的学名叫什么？”学名？上学还得另起名？野侯一时楞住了，自己的学名是什么？“他叫陈金贵。”野侯的父亲接口回答，毕竟是城里上班的工人，懂得多。接着又问今年几岁、住在哪儿？一一回答登记在册，不一会儿，报名手续完成了。我和野侯紧靠在一起，我是跟来玩的，没我什么事，准备离开了。突然，那位老师又问：“还有一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我看看周围，小孩除了野侯，就是我了，这是在问我？我是来玩的，没想报名啊？既然问我，那也就如实回答吧，和野侯同来同往一起上学，也挺好的。我又返回老师办公桌前，我知道不能回答小名了，“我叫陈海德，今年8岁。”本来是跟着来玩的，歪打正着，自己做主自已报名上学。老师告诉我们，你俩9月1日来上学，到时就是康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哦，这所学校叫康庄小学。到了上学时，才知道接受我们报名的老师叫姚梓臣，是康庄小学的首任校长。

1957年9月1日，我们背着书包上学堂。

我的书包，是我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从旧衣服上拆下了几块布，拼接缝纫而成。敝口的，包口系上一根细长的布带，背在身上，跳跳蹦蹦地上学了。书包里两支铅笔，一块橡皮，空空荡荡的，到了学校才能领到新书本。我们村里同年般辈的小孩知道我们报名上学了，相继在家长的带领下也去报名了，七、八名男小孩犹如一群快乐的小鹿跳跃在田间小路上，向康庄小学奔去……放学时，我们的队伍庞大了，有十五、六个小孩。分别是袁家坝的、马家桥的、白家园的入学孩童。走着走着，人渐渐散去，他们离学校比较近，最后又剩下我们村里七、八个小孩。我们村里上小学都是男孩儿，竟然没有一个女孩。我们全班40多名学生，也只有几名女同学。那时不知原因，后来才知道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造成的——男孩儿传宗接代，女孩儿早晚会嫁给别人家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都是因为没有文化，那是后话。

康庄小学，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

推开教室的窗户，是一片广阔田野。

我们到校时，只有一座高高大大的平房，全校一共2个班，还有一个班里1956年9月1日开学的，比我们高一届，是我们的学长。我们上5年级，全校有6个班，200多名学生，教室不够用了。原来的平房隔着一块场地又盖了一排房子，空地就是我们上体育课的操场，什么单杠、双杠、蓝球架一无所有，连砖砌的乒乓球桌也没有。上体育课，就地取材，踢踢毽子跳跳绳，跑跑步来做做操，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师拿来几只皮球大家玩……分不清足球、篮球、排球，只知道是皮球，追逐着、抢夺着、热闹着，玩得过瘾，就行！

康庄小学，这个校名还是挺洋气的。

为什么叫康庄小学？这是时代所然。

我们附近有曹公祠小学、梅观堂小学、姚港小学、陆洪闸小学等，这些学校都是由曾经的寺庙改建的。唯独康庄小学无庙无寺，白手起家，康庄，不是地名。那么康庄小学因何而来？

1953年，新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新中国成立，推翻了三座大山，一穷二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其中也包括注重培养人才、开展六年业务教育。康庄小学是南通市在“一五计划”实施中，第一批建立的乡村公立小学之一。那时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对于翻了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来讲，既是理想目标，又是实际体验。大家同唱一首歌“社会主义好”。康庄大道是一条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社会主义道路。康庄，原本是一个名词，使用频律高，流行广泛的口号，也成一句滚烫的时髦常用语，康庄小学因此而得名。虽是乡村小学，目标是六年制义务教育的“完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六年制”，在康庄小学一次性读完，毕业直接考初中。附近的“梅观堂小学”是四年制，上五年级的学生全部并到康庄小学，再上两年一起小学毕业。

2

小学生过起了集体生活，半夜惊魂让我们想念温暖的家，一块锅巴至今回味无穷……

上了小学三年级，我们过起了集体生活。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那时，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这首歌让人们唱得意气风发，也是我们小学生必唱的歌曲。

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是中国乡村农民向往的生活。中国流行一句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办得如火如荼，集体生活从小学生抓起，小学三年级的我们过起学校的集体生活。住的可不是“楼上楼下”的集体农庄。我们从家里背来被褥，有同学搬来木板搁成床，我家没有木板，父母抬来一张芦苇编织的“芦苇障”，放在地上铺上被褥，变成了一张简易的床。平地上的床也有好处，万一睡梦中滚下来，平地摔倒不分高低，没有疼痛。

我们住的是学校西边的一户周姓人家，在我们地铺紧邻的是一个黑漆堂堂的棺材，也叫寿材——是为尚在人世的七、八十岁老人定制的。这是当地的风俗，为老人预制“寿材”，可以除病消灾、延年益寿。我们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寿材”，只晓得棺材是放死人的，总感觉里面有死人，不知什么会推开棺材盖，面目狰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想到此情此景，不由地让人毛骨怵然。那时农村不通电，点的是煤油灯，周家是“芦苇障”围成的墙，外面的风从障缝里钻进屋里，火苗一闪一闪的。一会儿长一会儿短，飘忽不定，犹如鬼火一般，又增加了我们小孩的恐惧感。再加上胆儿大的同学恶作剧，突然在半夜里冷不叮地喊了一声“鬼来了！”，煤油灯恰巧熄灭了，黑咕隆咚的，不由惊出一身冷汗。半夜惊魂，我连忙把头缩进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吭一声，有的同学吓得嚎啕大哭起来……这一夜，大家彻底失眠了。

第二天，班主任批评了吓唬人的同学。滔滔不绝地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告诉大家，世上本来没有鬼，那是人吓人的鬼话。我们从小生长在父母身边，从来没有远离亲人，更不要说单身薄体地住在一户不认识的陌生人家。这样的集体生活过得提心吊胆，也不知能回到温暖的家？

住的是民房，吃的是食堂。

我们自己带的碗筷，全班同学在一起吃饭，煞是热闹。新鲜不过几天，渐渐地觉得吃起饭来索然无味，老三样，吃多了吃久的就会腻的。我的同班同学陈玉华，他住的房子和我家紧隔壁，他的母亲陈红姑娘，我叫“姑奶奶”。她被招到学校食堂做饭，被称作“炊事员”，据说是她女儿的关系进食堂的。每次吃饭时，她儿子不和我们在班上吃饭，而是在食堂里和他母亲一起吃。饭毕，回到班上他嘴巴上油光光的，看样子肯定比我们吃很好吃得饱。有一天中午，我三扒两咽，草草地吃好饭，拿着碗去食堂门口水池去洗。正好陈红姑娘、我的姑奶奶也出来洗碗。我响朗朗地叫了一声“姑奶奶”，她满脸皱纹笑成一朵花。她返回厨房，拿了一片手掌大的菜饭锅巴给我。我说，我吃饱了，不要。她说，没事的，快吃，老好吃的。我再三推辞，她硬塞在我手上，恭敬不如从命。我拿着放里嘴里咬了一口，脆脆的香香的，那种口感是无法形容的，直到今天写这一段文字时，我仿佛还是满口飘香，回味无穷……

这段集体生活没有多久，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

毕竟我们都是少年儿童，没有单独生活自理能力。

我们又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学习生活。从我家到康庄小学的路，可不是康庄大道，而是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途中还要经过两座乱坟场，就是乡下埋葬死人的墓地。人多时，不觉得害怕。特别是单人匹马，夜晚更是胆颤心惊，不过是自己疑神见鬼。夏夜搧着扇子乘凉时，大人们口无遮拦，讲的神鬼故事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再加上有的同学说，他经过乱坟场时，看那鬼火，一亮一灭的，还跟着他跑……我们说，哪有什么鬼火？那是荧火虫。荧火虫，怎么会跟人屁股后面跑？见人还躲之不及呢！有一天放学后，我在班上值日做卫生，离开学校时已是傍晚时分，走到学校南边的一块大乱坟场边上。本来就心意慌慌的，回头一看，还真有个类似荧火虫的亮点跟在身后，而且是淡蓝色的。我跑得快，它跟得快，吓得三魂吓掉二魂，直到跨过一条灌溉渠，走到临江大队八小队大场，遇到看夜的社员，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回头一看，后面什么也没有啊！难道是过度紧张，产生的幻觉，自己吓自己？

后来看到一篇科普资料，是关于“鬼火”的答疑。世上本无鬼。为什么乱坟场会出现鬼火？别的地方而没有。过去，没有火葬一说，人死了，是装进棺材进行土葬。上面堆成半圆形的坟堆，天长日久，坟堆平了；风吹日晒，棺材破碎，尸骨就外露在泥土外，产生一种叫着磷的化学元素，遇到高温在夜晚发出蓝色光亮。随着空气的流通，游游荡荡，忽明忽暗。如人走到附近，就随人而行。因为闪现在坟场，这是人们印象中“鬼魄集中的地方”，于是称之为“鬼火”。

尽管虚惊一场，身在其中，想想还是让人后怕。

——知识，就是力量。这些都增加了我学习的兴趣，有时间有条件，我就拼命读一些课外书籍，包罗万象的，只要是书，就读。书读多了，就能解惑答疑，曾经的“为什么”，就会迎刃而解了，从小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让人享受一辈子。

3

城市的老师把文化知识的种子播放到乡村，女教师有的转岗，有的坚守初心不悔……

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

康庄小学上下课，是打铃。

——校长姚样臣就是打铃人。

我们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全校只有两个班，真的没有几位老师。每年增加一个班，增加的老师都是从城里来的。城里的老师，教乡村孩子，有利于缩少城乡差别，也是我们乡村孩子的幸运，从小享受的是城市学生的教育。

康庄小学，没有围墙，因此也没有校门。教室门口是操场，也是附近村民的交通要道，这段路比田间小道不知宽敞多少倍，还真是实至名归的康庄大道。敞开的学校，来去自然，村民经过时知道教室里学生们在上课，走起路来路来轻手轻脚，从不大声喧哗。有的村民挑着沉重的担子，一路嗐着号子，到了校门口也偃旗息鼓，怕影响学生们听课；有的村民推着载着货物手推车，吱吱呀呀，宁可多绕些弯路，不走教室门前的捷径。城里来的老师把知识送到我们乡村，让我们下一代学习文化，掌握知识，不再当文盲，德智体全面发展，当好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要知足；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支持，从细微之处做起……

乡村小学的简陋与艰苦，确实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康庄小学，看似是一座“完小”，没有宿舍，没有食堂，没有的太多，该有的太少。就说从学校出去进城，都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走的是灌溉渠的岸沿。这条灌溉渠源头在城山路的倭子坟的北堍，两根粗大的管子从城山河抽上来的水，沿着灌溉渠送到四面八方。康庄小学东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灌溉渠，南到德兴镇，北到城南的坎坎桥。说是桥，并不是桥，而是一座坝。这条灌溉渠是人造的土地上一条人工河，筑渠的土从何来？刚好是人工开挖西山河时土方，筑槽成渠，渠内流水，渠岸成路行车走人。西山河，南穿过马鞍山直通长江，引江水北流，滋润两岸农田。马鞍山脚下的炸洞筑闸，当时由狼山驻军负责爆破，炸成了半圆型山洞，由一扇铁制水门升降的水闸控制，西山河是狼山军民团结一条心的产物。当时开挖的西山河数丈宽，可行船，正如一首歌儿唱的那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不，应该是“我们就在岸上走”。可惜，这条西山河造到城南坎坎桥就戛然而止。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否则和南通城里的濠河相贯通，那南通城市南面城乡的格局就是另一副模样了。

还是说西山河旁那条路吧，这是城市通往康庄小学的主干道，并不是平地上的康庄大道，而是灌溉渠岸堤，最高处高出土地好几米，低凹处不到一米。“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倭子坟脚下的灌溉站抽上来的水，沿着灌溉渠汩汩而流，穿过西山河上的灌溉槽，按照南北走向的灌溉渠分道扬镳……

每天早晚走在灌溉渠岸，看着潺潺流水，不时地通过分渠通向更远处田野，心里又是什么感受？十几里的西山河上竟然没有一座像模像样的桥，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康庄小学东北不远处，横跨西山河是一座灌溉槽，本地人叫做“灌溉泷”。上面留着一行水泥字“南通市人民政府建”。举政府之力，应人民之需，只能建一座水泥槽，可见乡村条件多么艰苦！康庄小学老师很少，女老师更是少之又少，有的来一个学期，下一个学期就看不见其人影了。我记得有一位女老师姓马，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马老师细皮嫩肉，长得也蛮漂亮，就是脸有点长，还真像马脸，只背后评价，当面不敢说一个字。可惜，马老师来到康庄小学不到一个学期，就调走了，据说调到城里人民路一家水果店当营业员。哎，城里的姑娘，哪吃得了乡下的苦？好好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当，宁可去卖水果，偏僻的乡村小学留不住城里的老师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由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舒绣文、邱岳峰、史原配音。讲述了一名平凡的乡村女教师，在经历了大半生时间，最终桃李满天下的故事。中国不少有志青年看了这部电影，纷纷奔赴乡村当一名教师，振兴最底层的平民子弟教育。不知我们康庄小学的女老师看了这部电影没有？如果看过，可能也不会离开乡村教育的岗位，离开那些渴望知识的农民子弟，而转行进城另起炉灶了吧？

我记得留在康庄小学时间最长的女老师，她的名字叫“周爱玲”。那时，学生是不能叫老师名字的，遇见众口一致地叫“周老师”。她高高的个子，夏天穿着一身连衣裙，走在灌溉渠岸上，犹如天上仙女下凡，引起过往行人的目光。同学们都愿意上周老师的课，好看的形象，好听的声音，赏心悦目，一堂45分钟的课，匆匆而过。大家都希望她的课能延长再延长，呆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再多一些。如果周老师两天没来上课，有同学就借口去办公室打探消息，这自然是班上男同学。没看见，没来上班，随之是一声声叹息。

1962年，中国出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伟大领袖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我们乡村小学也不例外，办墙报、出专栏、排练节目，我们班表演的是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下了课，周老师辅导我们表演动作，边唱边舞，对于我们这些“天生舞盲”的乡下孩子，根据歌词手舞足蹈算不上难事，十几个同学动作一致就没那么容易了。不是出手快了，就是他伸腿慢了，杂乱无章乱成一团。周老师见了这场景，尽管锁紧了眉毛，脸上却没有一丝责怪同学们的表情。她轻声细语地告诉大家，记住歌曲旋律的节奏，轻重缓急，动作要落实在点子上……个别同学，平时看起来蛮聪明的，跳起舞来却频频出错，直到周老师手把手地纠正他的动作，方才跳得与大家和谐起来。不知道该同学是故意为之，争取与周老师多接近的机会，还是真的是位笨小子？其中谜底，别人猜不透，只有他自己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

终于要上场表演了，乡村小学没有舞台，最好的选择在操场。

我们穿上白衬衫、蓝短裤，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表演前，周老师给我们每一个同学化妆，用眉笔画眉毛、用胭脂涂脸颊、用口红画嘴唇，这些都是她自己从家里带到学校的，免费提供。雷锋，已经离我们远去，周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雷锋”。再调皮的男同学，被周老师拉到怀里化妆时，温顺得像听话的小猫咪，没有一丝私心杂念，不敢乱说乱动。化妆后的同学，个个美丽无比，出落成天上下凡的仙子，丝毫看不出乡下孩子的一点痕迹。我也是第一次化妆，从镜子里看，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全校师生围坐在操场上，附近的村民闻讯起来，站在后面观看。那时伴奏是脚踏风琴，自然伴奏的是周老师，过门一响，我们“吱溜溜”从两边走向场地中央。“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我们边唱边舞，歌声高吭响亮，动作整齐划一。加上全场师生一起高歌，我们的表演把全校联欢会推向了高潮，赢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去南通市妇联采访，遇到周爱玲老师。我认得她，她都不知道我是谁了？是啊！她教了那么多学生，怎么能记得住姓啥名谁？作为学生，记住老师是应该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女老师，权当为母了。如今，周老师，早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了……作为学生，祝周老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无数先烈用鲜血染成的，少先队员，感到无比荣光……

小学三年级，我们戴上了红领巾。

那时不像现在，全班一齐戴红领巾，分几批入队，即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首批是班干部，成绩好的，这样的激励机制，可以让同学奋发上进。老师平时给我们灌输是人生三个重要阶段，即入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都实现了，人生也就圆滿了，当然，小学生只要入了队，戴上红领巾，就是优秀少年了。

红领巾，三角形的红布做成的，系在脖子上飘扬在胸前，犹如一束火苗燃烧在眼前，少先队队徽就是五角星加火炬。大队辅导员经常给我们讲，我们的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老师讲得形象生动，讲得激情昂扬，讲得热血沸腾……让我们暗暗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好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是班上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充满了自豪感。那天，回家都舍不得解开，直到睡觉前才把红领巾解下，放在枕头旁边。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头等大事就是系上红领巾……

小学生，戴上红领巾，觉得无尚光荣。

也有同学不以为然，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一块三角红布。更有甚者，有位同学，长得五大三粗，说起话来口无遮掩，信口开河。这位同学是班上最后一个入队的，发给他红领巾，谁知他第二天，上学竟然没有戴红领巾。老师问他，怎么没戴红领巾。他回答，忘了。老师苦口婆心，谆谆教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无数烈士用鲜血染成的……什么？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上有鲜血，我更不敢戴了，我怕血！这个同学怎么是一根筋？老师讲的是比喻，他竟信以为真？不可救药了，我也替这位同学揑了一把汗，胡说八道什么呀？简直不可理喻。这位同学三代单传，家里人把他当“惯宝宝”——捧在手上，怕摔；含在口里，怕化；兜在心中，怕闷。娇生惯养，溺爱成“另类”，和同龄少年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其实，还不能怪这位同学，他从小怕见血，有时看见杀鸡出的血、迟鱼（南通话，杀鱼）流的血，他都要呕吐，严重时头晕昏倒，医学上叫“晕血症”。红的东西，只要一说是血，就条件反射不能自已。遇到这样特殊的同学，老师又有什么办法？又不能像过去的私塾先生，拿起戒尺抽他手心！更有甚者，夏天高温酷暑，男孩子都喜欢泡在水中，享受清凉。有一位同学，别出心裁，把两条红领巾对角缝在一起，做成三角游泳裤，套在身上，避免赤身裸体，十几岁的大男孩，也怕羞了。可不知，他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这是不尊重红领巾，对革命先烈的大逆不道！农村人厚道，从不上纲上线，只是善意批评。这位同学知错就改，“浪子回头金不换”，每天系戴红领巾，积极参加少先队活动。后来还担任小队长，臂上佩戴“一道杠”。

我曾担任康庄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左臂佩戴“三道杠”，是第二任。当时我纳闷，为什么“三道杠”戴在左臂上，而不是右臂上？左，难道代表革命派；右，标志着是右派？因为那时“反右”成风，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后来看到电影，八路军、新四军的臂章也是戴在左臂上，知道这是一种传承，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就习以为常了。康庄小学第一任少先大队长是陆进同学，比我高一届，家住中山路。康庄小是1956年年初建造的，当年竣工当年开学，他是首届入校学生。

当了少先队干部，时时以身作则，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少先队开会，我这位大队长是要发言的。我事先写好发言稿，让大队辅导员修改，会上我照本宣科。我们是乡村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逢六一儿童节，自我娱乐庆祝而已。不像城南的“通师三附”六一那天，洋鼓洋号喧天，高音喇叭响亮，同学服装整齐，男同学白衬衫、西装短裤；女同学白衬衫、齐膝短裙，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了当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最难忘的是参加南通市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队，地点：南通军分区礼堂。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学校大队辅导员郑老师后面，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甚至有点不可思议。洋鼓队分立道路两边，洋号一阵阵吹响，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参加大会的代表鱼贯入场，享受着至高无尚的贵宾待遇。我这乡村少年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历这样场景，仿佛在梦里……我紧紧抓住郑老师衣角，她觉得我的紧张，连忙牵着我的手穿过欢迎的人群，走进了大会堂。就坐没多会儿，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南通市有关领导入场，走上主席台入座。男女司仪主持大会，领导们一个个讲话作指示，我一直沉浸在无比激动之中……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走进这隆重而热烈的大雅之堂，参加南通市高规格的少先队代表大会，这是何等荣耀！我记住的是文艺表演中，叶庆霖和丁福基说的相声，那时他俩还年轻，一高一矮，穿着长大褂子，风趣的语言，夸张的表情，诙谐的包袱，不时引起全场的笑声和掌声……多少年后，叶庆霖当上南通话剧团团长，饰演的角色惟妙惟肖，深受观众喜爱，我们成了好朋友。特别是叶先生朗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可谓“南通一绝”，直抵观众的心灵……

5

乡村小学的“农忙假”，体验到劳动的快乐，我们去同学家劝学，扬起理想的风帆……

我们是乡村小学，每学期有一个礼拜的农忙假，特别是夏收夏种，我们放假就到生产队田里拾麦穗。

我记得，当时流行甚广的有一张苏联的宣传画“拾麦穗”，是油画，小孩跟在大人后面，在收割后的田里，拣拾掉在地里的零散麦穗。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以苏联马首以瞻，什么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夏天，阳光酌热，我们在田地里仔细寻找散落的麦穗，汗流浃背。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天下来，也真拾到不少麦穗。这是集体的财产，不能拿回家的，全部交给生产队，受到生产队长的表扬。虽然劳累，很有成就感，衣服被汗浸湿了。没关系，衣服一脱，赤条条跳到河里，游上几个来回，心旷神怡，快活如神仙……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来自康庄小学的附近乡村，我们村里的学生是胡萝卜煮南瓜——一色，都是男孩儿，没有一个女孩。这样也好，玩起来没有顾忌，放学后，过了马家桥，我们拉下裤子，玩㴬虚（南通话，撒尿）接力赛。憋了一下午没有撒尿，就是为了比赛看谁尿的路程长。庄稼长得茂盛，田间的泥路行人少，正是我们展现尿技的大好时机。一个接一个的尿，有时能从何家园舍尿到王家园舍，可谓是尿完全程，圆满。

每年农忙假一过，班上少了几个同学，说是退学了。退学？就是不再到校上课，开始是女同学，后来男同学也加入了退学的行列。

我们班女同学本来没几个，女同学退学，班上更是寥若晨星。我们学校没有图书馆，只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我每期必看。特别喜欢图文并茂的“小虎子”，描述的都是我们小学生身边的故事，虎头虎脑的小虎子特别聪明，更善于热心助人，潜移默化中成了当代小学生的榜样。我们也学小虎子，放了学，就去退学的同学家里去看看，反正路不远，多拐两个弯就到了。记得洪江村有个张姓女同学，瓜子脸，皮肤稍微黑些，大家叫她“黑牡丹”。几天没有来上学了，找到她家里，她正带着弟弟在玩。父母都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去了，小孩儿没人带，乡村又没有幼儿园。托付给邻居家，一天两天可以，长期怎么能行？张姓同学眼泪汪汪，哽咽着说，我也想上学啊！可弟弟谁带？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我们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天王老子也解决这种难题！我们虽然惺惺相惜，也只得作罢，扫兴而归。

也有同学因为照顾家中爷爷奶奶，或者到地里劳动，中途休学。我们多次上门做同学家长工作，开始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还反口相讥：“这是我家里的事，你们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小孩子正是学习的时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让你的孩孑去上学吧！”“上学、上学，满肚子文化充不了饥，一坛子咸菜度荒年，我们没有文化，不也活得这么一大把年龄？”“时代不同了，以后没有文化还真不行。”不管我们怎么说，同学的家长认定了死理，钻进了牛角尖就是出不来。我们放了学，反正有时间，多次上门去讲理。“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两个同学家长，还真的被我们诚心所感动，让自己的孩子又回到学校。小学毕业，都考取了初中，其中一个同学高中毕业进厂工作，还当了工厂领导。现在同学聚会提起往事，仍然唏嘘不已，百般感慨。他说，没有当年你们的上门劝学，不掌握文化知识，哪有今天人生的康庄大道？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陈钧，他的画画得非常好，寥寥几笔，就画出一个人物形象。特别画的日本鬼子，高靴马裤，加上丑恶的嘴脸，让人一看就心生仇恨。我俩坐在同桌，也曾多次到他家去玩，他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解放初期担任乡指导员，类似后来乡党委书记。担任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理应带领乡民积极工作，而他贪图享受，私欲膨胀，竟然不顾一夫一妻的婚姻法，讨了小老婆。这是严重违背党的纪律的，也是犯法的，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理。知道陈钧父亲的遭遇，让我想起村里有个姓施的堂叔，也曾经当过乡指导员，也是因为找了一个小老婆，分别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怎么了？同样的职务，同样的错误，同样的结局，这些当干部怎么会这样呢？挺好的前程，就为了一个小老婆活活地葬送掉……

陈钧，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表现也挺好，父亲的负面形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陈钧，虽然没有第一批入队，也不是最后一批戴上红领巾，可惜是，他上到五年级就退学了。我们也上门劝学，人微言轻，撼动不了曾经当过乡指导员的父亲这棵大树，无功而返，只好一声叹气。陈钧，如果继续上学，考上艺术学院，当个画家绝对有可能的。我从小喜欢看《中国少年报》，也喜欢写写画画，没想到当上记者，把业余爱好转变成自己的终身职业，而且其乐无穷。

到了六年级，曾经四、五十人的班，只剩下二十多人了。我们村也就我一个人独来独往，其余小伙伴都”留家看更“，书包束之高搁了。幸好梅观堂小学转来一批同学，否则偌大的教室，坐着十几个同学，稀稀疏疏，还真不成气候，倒像放学差生补课一般。全班女生只剩下一位姓沈的同学，一枝独秀。她也曾想休学，我们多次到她家里劝说，幸好遇见一位明智的母亲。她母亲是大生副厂的工人，大生副厂是清末状元张謇办的第八座工厂，简介八厂，后来改为“通棉二厂”。通棉二厂的纺织女工，“三班倒”，收入也是比较高的。沈同学的母亲也支持女儿继续读书，小学毕业，和我们一起考进“二初中”，再续初中同学情缘。

6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康庄小学的老师如园丁，用辛勤的汗水哺育我们成长……

康庄小学，印象深刻的是班主任张家祥老师。

张老师家住三里墩，南通师范学校一毕业，分配到康庄小学就当我们班主任，一直陪伴我们小学毕业，他教语文，有时还教音乐。

上语文课，同学们聚精会神，很少有人做小动作。他讲起作文来，语言生动，有血有肉，还有不少比喻，让我们过耳不忘。我们上小学，免不了写错别字，他纠正起来语言风趣。比如，有位同学默写生词“马达”，在“达”的大字上多了一点。张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出这个“迏”，指给同学们看，这个字错在哪儿？有同学举手回答：“大字下面多了一点。”“同学回答得很好。”张老师表扬了答题的同学，接着又说：“达字多了一点，是不是这个马达漏油了？”同学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多出的一点是漏油了？细想想还真有点像漏的油。“漏油的马达是坏的，还能用吗？”对于张老师的提问，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能！”“对，坏马达不能用。就是因为‘达’字多了一点，记住，这就是错别字，下次写时千万要注意。”循循诱导，步步深入，句句精彩。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次上课的情景。

有次，张老师布置同学们用“马上”造句，我写的句子是“上课铃响了，我马上回到教室听课。”班上有位同学造的句是：“在山脚下，我看到有位解放军骑在马上。”这个句子，骑在马上，一看就知道造错了。张老师把这个句子写在黑板上，这句子怎么样？错了！造错了！同学们七嘴八舌，都说是“错了”。那位造这句子的同学满脸羞红，低下头，恨不得钻到课桌底下。张老师却笑了，这句子本身没有错，解放军骑在马上，正常啊！大家脸上露出不解的眼神，没错？是的，这句话不错，那位同学观察能力很强。造句的同学也莫名其妙抬起头来，怀疑课堂的真实性。“但是，”张老师像说书的先生一样，关键时刻停了下来，卖了一个关子。我们造句的“马上”是时间副词，是“立即”“立刻”的意思。“骑在马上”的“马上”是方位词，指的是马背。古代人对“马上”是通用的，过去速度最快的是骑马，骑在马背上赶来，是可以成立的。现在，“马上”作为特定的时间副词，快的意思。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骑在马上”并不对，希望同学们下次注意。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同学们豁然开朗。造句不能是似而非，反复推敲，选择正确的答案。

乡村小学的老师一人多能，可以教多门功课。

花老师，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老有学问的。那时，我们认为，戴眼镜的都是知识分子，他的文化高啊！花老师教美术，是我学画画的启蒙老师。他画桃花，栩栩如生，鲜艳欲滴，几笔描绘，白纸上开了几朵桃花，我们恨不得釆下来，插在家里的玻璃瓶里……我家南面就是桃园大地，桃花开了，灿烂如朝霞，美极了。可惜花期太短，过几天去欣赏，花谢结成了小桃子，花老师画桃花常开不败，四季鲜红。我也学着花老师，用笔把白色和红色调成粉红色，借助毛笔的锋端，在白纸上轻抹细涂。开始由于用力太重，画面没有层次，一团团粉红圈圈点点，不似桃花，却如朦朦胧胧的雪中梅花，也有几分好看。花老师说，画画，重点在于画，就是用笔要准，轻重得当。试了一遍又一遍，画了一张又一张，终算成功了一幅桃花。花老师把我的画贴在教室的后墙，供全班同学欣赏。这一幅桃花，从此开在我心里，直到永远……

花老师，还教我写毛笔字，又叫上书法课。我们带着笔、墨、砚、纸，又叫“文房四宝”。自己磨墨自己习字，花老师写的毛笔字挂在黑板上，让我们依样画葫芦。刚开始，哪里是写毛笔字啊？磨墨时，到处飞墨，手上也沾上墨汁，不小心擦在脸上，竟成了大花脸。手握毛笔，不听使唤，横不平、竖不直、撇不出、捺不长。花老师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上了几堂课，花老师说，多写“永”字，这个字写好了，基本笔划也就算掌握了。老师的话，是金口玉兰。我回家反复写“永”，写着写着，还真的悟出其中的道理。别看一个“永”字，横、竖、撇、捺、点、折、勾，笔划都全了。“永”字，写熟练，也觉得这个字特别耐看。那时年龄小，不知道花老师言外之意，坚持到底，永不言败，总会成功。到了六年级，家里过春节贴的对联都是我书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书法作品参加江苏省交通系统职工书画展览，还获了奖。花老师几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活了九十多岁。直至今天，花老师教的这个“永”字，已经镌刻在我心里，不时闪烁着光芒……

我记得，小学教体育的孙老师，曾经是南通市足球队队员：教数学的王富泉老师，后来当了康庄小学校长，已是耄耋老人，至今仍健在……

班主任张家祥老师，后来调到陆洪闸小学当教导主任，早已离开人世。他任班主任期间，任劳任怨，诲人不倦，默默奉献。记得那年他新婚3天，就回到学校。因为我班面临小学毕业，迎考初中，丝亳马虎不得。天遂人愿，那年我们全班都考进城里初中，单二初中、即后来的南通市第十二中学就录取班上同学9人，是康庄小学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作者简介

海德，文化学者、作家、资深媒体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文化，文学学士。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全国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多次获奖，著有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