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理群、陈平原等学人眼中的乐黛云：她的生命燃过火焰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乐黛云先生讣告，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乐黛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7日3时4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乐黛云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九十岁时写下的自述中，乐黛云谈道：“五十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也学会了耕地、播种、收割，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八十年代以来，我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还去过非洲、南美洲和欧洲。虽然我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北大。”

乐黛云

乐黛云先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专聘教授，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集刊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 — 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涅槃与再生——在多元重构中复兴》《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等。

1981年，乐黛云先生主持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1985年主持创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她主编了多部学术著作、教材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世界诗学大词典》《比较文学原理》等，嘉惠学林，乐黛云也成为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建设者、学术领导者，成为比较诗学学科开宗立派的人物。

回忆起在北大的岁月，乐黛云说：“我与北大血脉相连，这里有我的老师、我的亲人、我的学生们。我爱北大，爱她美丽的校园，爱她自由创新的精神。我深深感谢命运给予我的一切，光荣和卑屈、骄傲和耻辱、欢乐和痛苦、动荡和宁静……”

师友、学生们眼中的乐黛云是怎样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她从我的老师变成了我的研究对象

现在大家比较多地谈到了乐黛云先生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我想讲一点乐黛云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的第四期，同时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三篇是乐黛云先生《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这篇文章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因此提出来必须要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她认为这是这个学科非常重要的特点，引领了对现代文学一系列的研究。

我和乐黛云老师的关系，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开始我是乐老师的学生，某种程度上是乐老师辅助王瑶先生把我带上了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后来当我真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我就逐渐发现乐老师成为了我的研究对象。

乐老师不仅走了自己的独特学术之路，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了，不仅永垂于我们这一代每个学生的历史记忆中，而且在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史、现当代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以及贵州地方史上都留下了她个人的印记。

乐黛云与汤一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是她的精神支点

1956年我进校读中文系的时候，乐老师有四年的教龄。但是我读了五年书没听过乐老师的课，也不知道她长的什么样子。因为她1957年成了“右派”，被遣送到门头沟劳动。我第一次见她的面已经到了1963年，她从门头沟回来，在中文系资料室当资料员，后来可以教学校课，教中文系。我和乐老师比较多的接触是在“五七干校”期间，大家都谈乐老师的学问，乐老师是个劳动能手，而且干活真的是非常卖力气，力气也大，包括摔砖、盖草棚等等，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乐老师最近几年送我的书里面都写着“洪子诚老友留念”。“老友”这个词好像不太合适，实际上我是她的学生。我之前读过她1995年中国台湾出版的《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这本书，而且还找乐老师签了名。乐老师签的话，对我很鼓舞，她说：“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2007年1月。”这是乐老师精神非常重要的支点。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乐老师说，她跟汤先生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都要到西餐厅去用餐。我后来慢慢知道乐老师也不光是观念的新，不光是概念的新，而且是有着一种非常生活化的人情、人性的支持，这也是她拥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她的人生是近代史的一个侧面

乐黛云老师的特点是——“既开风气也为师”。开风气的人，很多人学问都做得不怎么好，开风气而且能够做好学问是不容易的。理解乐老师的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她此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此后的跨文化研究，其实这三者是不太一样的。换句话说，乐老师的学问上，现代文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这三段是一个一个叠着走过来的。

回过头看，1980年代现代文学是巅峰时刻，那个时候这一学科聚集了最多的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第一个原因是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影响。特殊时期，别的学问不能做，只有鲁迅研究还能坚持。第二个缘故，那一代都是经过“上山下乡”“老三届”“老五届”等各种各样经历的人。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1980年代又回过头来做现代文学研究。第三，就是跟比较文学的渗透和改造有直接关系的。

用个人史和家族史来写近代史现在很多，这个框架容易搭，但是这个主线本身不太容易把握。乐老师的自传不一样，除了本身有故事，还有坦荡的胸襟，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她写回忆录特别担心自恋，因为过分自恋是很多人写回忆录的通病。乐老师比较冷静地面对自己的一生，甚至有时候会自我调侃，包括自嘲为“极左的媳妇”等等，很多人写回忆录不会这样说的，乐老师写了，而且把这些编织进自己的一生。这是乐老师一个人的自传，某种意义上，也是近代史的一个侧面。

实际上，现在国内外比较文学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但是在1980年代我读书的那个时代，比较文学的影响力是覆盖性的，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里都有比较文学的影响——或是它的思路，或是它的著作，或是它的方法，或是它的眼光，都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当初的比较文学，或许我们只是从乐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二手的概念、索引、方法，但是确实影响到我们的研究。今天学生们会说，老师你怎么敢写这样的论文，我写过一篇名为《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的文章，受到好评，但是大家不知道我一点德语都不懂。当初我们敢做，正是因为有比较文学帮我们做了大量的译介。

自传性回忆散文集《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 ：关于外国作家的认识，都是乐老师给我们启蒙的

我听乐老师的课还是比较早的，那可能是乐老师第一次在中文系开课，是茅盾研究。乐老师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篇文章当时已经写好了，也就是在那门课上我第一次听到尼采的名字。我们关于外国的一些作家或者学者的认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其实都是乐老师最先给我们启蒙的。

乐老师当时上课，穿着一套红色的西服，这个画面留给我一个特别美好的印象。因为有一首歌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就觉得乐老师穿上红色的西服，真的能表现出一种青春永驻的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党委书记贺桂梅：她从未停止对精神自由和生命价值的思考

1948年乐老师从贵阳来到北大，从那时候起，她的生活和命运就与北大，与当代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1985年，乐老师在北大首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迄今已经有36年，比较文学学科的确立在很长时间引领学术风潮，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发展。

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学必看远，读乐老师的书使我们能从这个学科首创者的内在思想视野，重新思考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诞生的历史语境，和始终需要回应的原点问题，特别是在21世纪再出发的基本方向和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她的一生历经坎坷，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精神自由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探索。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在她的人生中读到勇敢、热爱和容忍

乐老师85岁寿诞的时候，她说了三个幸运：“第一个幸运是人生选择的文学，这是我从小到老始终的热爱，一个人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是幸福的。第二个幸运是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这是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也就永远和未来在一起，也是幸福的。第三是选择了老汤。”当时瞬间掌声雷动。

今天我们在他们的人生中可以读到什么，我想，可以看到有一种勇敢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一种英雄主义叫做“看透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有一种自由意志叫做“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 ：乐老师提高了我的学术素养，也塑造了我的人生

乐老师她以仁人之心，以恻隐之心，以对年轻人的爱护之心，在替我争取读研名额的那三天里，付出了不知多少的努力，才为一个年轻人争来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机会。这样的慈心，令我非常感动。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总能看到这个节点，这个节点对我之后的道路选择是决定性的。

有一次我到中关园乐老师家去拜见她，汤老师开门时说了一句：乐黛云同志，你的学生来找你了。当年在乐老师被划为“右派”之后，要下放去劳动，汤老师抱着孩子追出门叫了句：乐黛云同志，我信任你。汤老师用这样一个称谓蕴含着特殊时代，一个知识者对另外一个知识者寄予的一份情感和信任。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张辉 ：她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人

作为一个历经磨难却始终不懈上下追求的读书人，一个真正的知识人，乐老师的数十年岁月的确是形神兼备，神完气足。这就是我们自信、坚定，纯粹如真金、温润如良玉的乐老师。

2014年汤一介辞世，十年后乐黛云也离开了。

（乐黛云先生九十岁时曾出版自传性回忆散文集《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并举办了系列研讨会，以上发言出自该书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