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座机的回忆和现实

时代前行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但建国75年的成就在镌刻恢弘的同时，也存留记忆。

――题记

到明年，我家安装座机就跨入而立之年了。座机，那是很久以前对电话机坐定位置的称呼，有别于“二哥大”“大哥大”和手机。

拥有一部座机，从开始酝酿到愿望实现，可以说历经曲折，这让现实中人无法理解。

1988年9月，我从矿党委宣传科调入矿长办公室担任文字秘书。走上这条道，加班延点是常态，超时吃饭是固态，妻子说：“干上秘书，不同以往，这里做熟了饭，你还回不来……”“要是有部电话，提前说一声，我和姑娘给你留菜也行啊。”言外之意，似乎觉得随着岗位变化，配套装备也得跟进呢。

记得有一天深夜，“咚咚咚”响起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办公室当日值班的李副主任，说矿上安全出事，得去整理材料。第三天回家，妻子还在嘟囔：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有了引子，我和对桌老季得闲向办公室高主任说及了座机的事儿。

“一是没有先例；二是级别不够。我可以跟矿长汇报一下试试。”

从此，再无音讯。

“没有先例”的托词，让座机安装行程渺茫；“级别不够”的规定，让座机安装按下暂停键。

在通讯基本靠叫喊、联系基本靠酒场的岁月，座机，扮演了调节生活、协调工作的重要角色。记得当时矿上安排走访胶东用煤客户，组织管理人员赴外地考察学习，都是大致约摸时间，通过座机与对方取得联系。

有时，一些事儿的顺理成章，一是在落实规则，二是具备了条件。1995年6月，我被提任分管文字的副主任。任免文件下达第二天，通讯组的老闫让我选一组号码，立马去家里安上了座机。作为住宅公用电话，由矿领导批准，没有任何费用。这时，副科级别和工作需要达到完美融合。

有时候，矿长不在家，办公楼赶上集中活动，我就备好材料，回家撰写讲话稿，办公室确有急事，一个电话打来，啥事也不耽搁。

时间一久，包括家人，原先对座机的稀罕也逐步演变成普遍。

有一天，妻子从幼儿园接回女儿，便去做晚饭。女儿学着大人的样子，小手抓起话筒。

电话里传来嘟嘟声。

看到爸妈抓起话筒就通话，愿意跟谁说就跟谁说。沉思之时，女儿听到妈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赶紧放下了电话。

等我下班回家，女儿悄悄问我：“爸，怎么要不到姥娘家的电话啊。”

纠结之余，我还是给女儿说了原因、过程，教了方法。

打那，越到下班时间，家里的座机越打不进去，一边是忙着加班，一边是不能请假，急得我抓耳挠腮。

为工作而安装的座机，是我的专属，作用不能形同虚设。于是，我在周末家庭会议上约法三章：不准往办公室打电话问是否回家吃饭，不准和同学同事拉起呱没完，不准因放不好话筒而误事。之所以定这些，是教训的提炼。

有座机的日子，就这样流水般走过。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手机开始闯入家庭。先是诺基亚、飞利浦，再是摩托罗拉、华为，几年时间，不知换了几部手机，生活节奏加快，更便利了工作。才几年时间，座机，不再是领导家庭的“专利”，普通矿工家庭花上几百块，享受了座机通话的优越。为此，我给母亲家也安装了一部。前提是想给母亲配备手机，老人家一个劲地说：不会使，不会用。

这些年，一家有好几部手机逐步成为标配。矿区有好多家庭碍于座机坏了无人维修，自觉放弃或者变卖。可母亲这边的座机，一直没撤。

为方便联系，三弟用A4纸打印了大字版的手机号码，通过座机，母亲可以轻松地随意找到我们弟兄仨的任意一人。座机，继续发挥着余热，如同退休了的矿工师傅。

文 张修东

图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