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赴台结婚，丈夫被迫害后她独身40年：我配不上他，但我爱他

1969年9月16日，哲学家殷海光在妻子怀中含恨离世，年仅50岁。他的临终遗言是：“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

被台湾当局迫害多年，“没有饿死已算万幸”。生命的潮水退尽，他最不舍的就是妻子夏君璐。

20多年前，还是个高中女生时，她就像可爱的小兽一样闯进他的生命……

01不知怎的，情感爬进各人的心里

1944年，殷海光投笔从戎，他加入青年军，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本来考入清华大学读研，可是侵略者迟迟赶不出中国，任何一个热血青年都无法忽视。

一年后，日本投降，他想在舆论界谋一个职位，于是来到重庆，暂时去一位女同学家落脚。

同学家住在一个小镇，那天，殷海光到来时，开门迎接的是一位少女，她就是17岁的高二女生夏君璐，同学的妹妹。

得知殷海光17岁就出版了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时，他忧郁沉思的眼神，一下子打动了夏君璐。

他不高大，也算不上英俊，可是在她眼里，他翩翩尔雅，俯仰之间尽是风流。

莫名地，她热切起来，自告奋勇地带着殷海光游览重庆的山川风貌。白天，他们一起游玩；晚上，一起吟诵诗句。

一心为国家忧虑，殷海光并未意识到，这个妹妹的心中，初恋的花儿正含苞待放。

一周后，殷海光离开小镇，去重庆工作。不久，他接到夏君璐的来信，她们全家准备搬到重庆，她是告知他新地址的。

信中，她称他为“兄”，信末，她特意加了一句：“您有一个布口袋在我这里。”

殷海光依约到来了，但他很少说话。他自幼外出读书，缺少家庭温暖，久而久之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夏君璐毫不在意，她明媚的笑容逐渐融化了他冰冻的心灵。他的话多了起来，他给她讲昆明的天，昆明的湖，只是没有讲，他曾看着湖边的情侣，幻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

毕竟，她比他小九岁，还是个学生。

可是，当夏君璐的信接连而至时，即使从未有过情感体验，殷海光也明确地知道，那字里行间的热情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不知怎的，情感爬进各人的心里”。后来，夏君璐在信中回忆了他们的初识：

“亲爱的，您记得吗？当我们相见的第一面，是我为您打开那大门，让您──及您的行李──走进门里。从此以后，您便走入我的心中，占据我整个的心灵，改变我的一生。我要抓紧您，永不让您飞去，离开如此这般爱您的人。”

02只要相爱，死有什么关系

恋爱和咳嗽一样，是隐藏不住的。得知夏君璐爱上了殷海光，父亲夏声首先提出反对：“海光桀骜不驯，不易相处，过于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感情易走极端。”

夏声是国民党高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对殷海光的才华和见识，他非常欣赏，可是，要作女儿的伴侣，他并不看好。

为了阻止他们见面，夏声把夏君璐安排到武昌读书，国民政府南迁后，殷海光也去了南京。

没想到，种种阻拦反倒激发出了夏君璐的勇气，她不断地给殷海光写信诉说思念，她渴望和他共花之晨，共月之夕，共年年岁岁。

担心她被家人责难，殷海光克制着自己。可是，几天一封的情书，他完全招架不住，当信上的称呼从“殷先生”、“海光先生”变成直呼“海光”时，他再也无法无动于衷。

然而，“国家是这样危险，这样乱”，前途和命运未知，他只能“用理智之闸把感情之水关住”。他的信，始终内敛而矜持。

那时，因文笔犀利，殷海光被同乡陶希圣看中，进《中央日报》担任主笔。时代的洪流把他推上政治舞台，而他自己却说：“为了这点爱国心，走上了自己不喜欢的道路。”

了解越多，对国民党，他越是失望。内心的郁闷，只能说给夏君璐听：

“别人处在我现在的位置，具有我这样的‘声势’，一定会拿着一纸名片到处活动。然而我却成天关在屋子里，或者，您可以想象得到，到宁静的林中散步，看落日。这样的天性，与我的职业多么地不调和啊！”

1947年底，殷海光受邀到金陵大学任课，在和青年人的相处中，心境豁然开朗。他开始畅想家庭生活：

“我希望有个贤淑的……，有一两个‘小土匪’，著一两本有学术价值的书，种种花，栽栽菜，做个教授以终老。”

收到这封信后，看着其中的省略号，想到那个“顽固的老夫子”，夏君璐既羞涩又开怀。

憧憬着未来，殷海光几次给《中央日报》递上辞呈，可是都没被批准。

不久，淮海战役打响，他以主笔身份亲临前线，从灯红酒绿的都市到“赤野千里，庐舍为墟”的战场，心灵震动之余，他写下社论《赶快收拾人心》。

文中，对国民政府的弊病极尽针砭，这为后来的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远在千里之外，夏君璐担心着他，她小心地嘱咐他“不要过分，被打击的滋味是不会好受”。

乱世几年，她已快速成长，这令他由衷地赞赏。圣诞节到来时，他寄给她一张卡片，上面用英文写着：“我爱我们两个的小世界，只有你为我，我为你，……但最重要的是，亲爱的，我爱你!”

这难得的热烈的表白，让20岁的夏君璐感动不已。含着热泪，她坚定地回复他：“你死，我死，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永久地相爱。”

03“我爱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随着国民党败局已定，殷海光随《中央日报》迁往台湾。在社论中，他继续尖锐的批评军政人员，因此被国民党围攻、批判。

现实令人愤懑，他常常眉头紧锁，在邻居聂华苓眼里，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所有的温柔和浪漫，他只留给夏君璐。在信中，他满怀遐想：

“我想在台湾海边做栋小房屋，在那儿沉思，读书，写文，种园。至少还希望和您在一起在海边散步，眺望那遥远的海之境色。”

局势紧迫，夏君璐的父亲已不再阻挠，1949年6月，一对恋人终于在台湾重逢。

那天，他们特意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夏君璐灵秀俊雅，两条乌黑发辫，一身清新气息。

对当局彻底失望后，殷海光退出报界，在傅斯年邀请下，任教台湾大学。

在他支持下，夏君璐也考入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她幻想着，将来做他合格的妻子，养许多许多的鸡，让他可以不用做事，专心看书、研究。

那时，她常常在周末去看他，只要她在座，不近人情的“怪物”就变了，总是微笑着，很满足。

爱情催人奋进，不久，殷海光与胡适、雷震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作为灵魂人物，他用思想和言论为杂志导航，短短时间内，便热销海内外。

1953年，夏君璐大学毕业后，他们结婚了。三年后，女儿殷文丽出生。

在幸福的家园里，殷海光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打造成假想的大庄园。

虽然表面恬静，但那双沉思的眼睛仍然透露出忧国忧民的心情，他的社论，依然直戳国民党的痛处。

1960年，随着“雷震案”的爆发，《自由中国》被封，殷海光也被软禁。当特务明目张胆地到家里骚扰时，他怒而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书不能教，文章不能发表，批判围剿一度达到高潮。长达两年时间，他没有上过街，只有四十几岁的人，头发全白了。

无法谋生，没有收入，生活日渐困窘。那些日子，靠夏君璐给人做衣服艰难度日。

即使这样，她的爱仍然坚如磐石，在被软禁的小院，她栽树种花，为他开辟出一片乐土。

在夏君璐的护佑下，殷海光坚持读书写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完成后，成为现代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可是，长年被残酷迫害，加之营养不良，导致他患上了胃癌。

在学生们的资助下，他做了手术，因术后只能喝流质，夏君璐就在院子里种了一小片麦子，每天早上给他打青汁。

长久折磨之下，殷海光瘦成了皮包骨，无法走动。太阳挪到哪儿，夏君璐就把他抱到哪儿。

“我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直到生命最后，殷海光依然放不下文化重任。

然而，命运没有给他机会。1969年9月16日，留下几百万字的著述后，他撒手而逝，那年，女儿只有13岁。

他的著作全部被查禁，夏君璐被迫带着女儿远走美国，简单的行李中，就有他们在战乱年代中的两百多封书信。

在美国，她靠当佣人独自抚养女儿。搬家多次，那些见证爱的信件，全部保存完整。

后来，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准备移葬殷海光。远在美国，夏君璐致函，嘱咐他一定要在墓碑上镌刻“自由思想者”五个大字。

2011年，《殷海光全集》出版，《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编入其中。重新翻开那些泛黄的信件，记忆灿如花开。

忆起初相遇，耄耋之年的夏君璐羞涩如当年那个17岁的高中女生：“我是配不上他的，但我爱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心愿已了，2013年，夏君璐告别人世。这一生，爱是她唯一的信仰。

女儿殷文丽也说：“假如有诺贝尔爱情奖，我觉得应该颁给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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