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三个字为何选择用繁体书写？这是谁的主意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自从南昌起义就一直跟随我党，从小就以“中华崛起”为己任，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日夜操劳，但是他毫无怨言。经过多年的战争，中国虽说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虽说是个大国，但是总体工业水平薄弱，距离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尤其是台湾问题，周总理一直挂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经常阅读有关海峡两岸局势的刊物。由于积劳成疾，周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

尽管病情恶化，但是他依然不顾虚弱的身体，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一篇名为《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章时，周总理立即进行了批示，并叫罗青长和他的秘书对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并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四个“托”字。

1975年的冬天，周总理即将走完人生中的最后一程，此时的周总理甚至连进食都无法独自完成，医生们流着泪水为周总理进行治疗，没人愿意承认周总理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临终前仍然挂念台湾

1975年12月20日清晨，周总理轻微的声音引起了护士的注意，此时的周总理已经非常虚弱，似乎轻微的呼唤声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总理，您有什么吩咐？”护士急忙跑过来，低下身来，努力聆听周总理轻微的声音。看到周总理的状态，负责照顾他的护士每天都红着眼，无比珍惜周总理的最后时光。

“请让罗部长来一下。”周总理十分吃力地从嘴里挤出了这几个字，护士见状急忙问到：“是罗青长同志吗？”周总理点点头，护士急忙打电话给在中南海西花厅的邓颖超。

因为医院规定，以当时周总理的病情，不允许别人随意探望，这样会影响周总理的休息。所以邓颖超一直在中南海焦急地等待着自己丈夫的消息。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让邓颖超条件反射般地冲向电话，果然，电话那边传来了医院里关于周总理的消息。

“周总理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现在已经恢复意识。他点名要见罗青长罗部长。”邓颖超与周总理相处多年，深知他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和罗青长交代。于是邓颖超不顾自己对丈夫的挂念，马上打电话给罗青长，让他马上前往医院。

当时的罗青长主要负责对台事宜，同时是中央调查部的部长。周总理在临终前召见他，可见他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

罗青长得知情况后，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医院，当他看见周总理的样子时，彻底被惊呆了。周总理的身体十分瘦弱，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罗青长与周总理在战争年代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总理不光是他的上级，更是他的知己。见到周总理这副模样，罗青长不禁潸然泪下。

见罗青长来了，周总理都没有力气和他握手，罗青长将耳朵贴近了周总理的嘴边，说了几句身体便开始感到不适。

“青长啊，我有点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说完这句话，周总理就晕倒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外等候，没想到一直到了下午周总理都没有再次醒来。

于是，罗青长只好眼含泪水地离开了医院。多年以后，罗青长才公开了当年周总理在他耳边说话。

“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也不是自己的家人和后事。他想到的是千里之外的台湾，除了让我关注台湾和台湾同胞之外，周总理还特意嘱咐我，一定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张学良将军和张镇将军。”

由此可见，周总理在去世之前，心里挂念的只有台湾问题。而他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的两个“老朋友”同样是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的人。

张学良原本是子承父业，统领东北军，也是割据一方的诸侯。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看穿了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分裂中国阴谋，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的这一行为，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避免了中国的分裂。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期间错误地估计了日本的战略意图，导致东北沦陷。

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就一直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1935年10月，张学良西北剿总副司令，受蒋介石之命，进攻陕北的红军。

但是当时的日本已经在东北经营数年，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看出，日本才是中国最大的威胁。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还亲自来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立即出兵“围剿”红军。

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应该北上抗日，枪口一致对，但是均比蒋介石拒绝。无奈之下，他与爱国将领杨虎城发动了兵变，逼迫蒋介石与我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从此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战胜了日本。但是民族英雄张学良却被蒋介石软禁，解放战争后跟随国民党残部去了台湾。

张镇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一生都在为蒋介石服务。担任南京的宪兵副司令，在南京保卫战中，他带领的宪兵团与日军英勇作战，深得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赏识。

张镇一直以来都是个纯粹的军人，为人非常政治，当时军统特务在战争年代经常参与走私，为自己敛财，张镇命令宪兵队军统的车辆严加排查，果然抓到不少军统特务。

他逼着军统总司令戴笠枪毙这几人。对于自己的手下他也一视同仁，自己的宪兵队伍里也曾出现过有士兵违纪的行为，张镇也是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送他们一程。

在重庆谈判期间，八路军的干部李少石被军统特务暗杀，为了保护毛泽东等人的安全，周恩来找到了张镇，要求他保护我党谈判人员的安全。

张镇不光欣然接受，反而亲自护送毛主席到休息的酒店，并命令自己的亲信蔡隆仁对毛主席进行特别保护。

1949年2月，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张镇先是乘坐飞机前往了海南岛，随后便转往了台湾，最终在台湾病逝。

这两人都在特殊时期给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党名副其实的老朋友。周总理能想到他们，其实也是希望通过他们打通两岸关系，逐渐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只可惜，张学良在台湾一直被国民党软禁，获得自由后，移居到了美国的夏威夷，到2001年才病逝。而张镇就没有张学良那么长寿了，前往台湾不久就病逝了。

周总理指示人民大会堂设台湾厅

在周总理的眼里，台湾与大陆永远是骨肉相连，不容分割。他多次提出台湾的回归还要继希望于台湾人民。

所以周总理很重视与台湾同胞的联系，每年都要接见台湾台湾同胞，甚至在其重病期间，周总理依然执着于与台湾同胞进行交流。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中央对台湾的政策。

1972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缓和，周总理抓住机会，积极拉进与台湾的关系。于是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建立台湾厅，以表示大陆与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周总理经常在百忙之中去参观台湾厅的建设，还经常邀请台湾同胞同往，耐心地聆听他们的建议。当看到已经建成的台湾厅时，他又觉得面积太小，不足以表达对台湾的重视之心，于是他又决定将人民大会堂一楼的浙江厅改为了台湾厅。

在大厅的正面们上方，挂着一块金色的牌匾，牌匾上用繁体字写着“台湾厅”三个大字。当时大陆地区都是使用简体字，而台湾地区仍然沿用繁体字，“台湾厅”三个字选择用繁体书写，也正是表明了大陆对台湾的包容。

进入大厅后，迎面而来的是一面屏风，屏风正面写着“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一行大字。接下来就是对台湾历史的介绍。

而屏风的背面是一幅客家土楼的绘画，客家土楼是客家民居的代表性建筑，现在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广东的客家地区。台湾最初的原住民就是福建、广东等地的客家人迁移而来，现如今台湾还有400多万的客家居民。这幅画也表明着大陆与台湾虽说隔海相望，但是同宗同脉，大家同属于炎黄子孙。

台湾厅右面墙壁上的壁画名为“双潭映月”，其表现的是台湾的八大美景之一的日月潭的美丽风光。

在台湾厅的左侧有一具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雕像。清朝初期，郑成功率领军队赶走了盘踞在台湾地区的荷兰殖民者，台湾岛回到了炎黄子孙的怀抱。

整个大厅的装潢全部按照台湾当地的文化风格装扮，进入了台湾厅，也就了解了整个台湾的历史文化。

其实早在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就招纳了几批台湾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这些有志青年回到台湾后，成为了台湾革命的骨干。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经常关注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常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李友邦、谢南光、李纯青、宋斐如、林忠等抗日有志之士的日常生活。大力支持李友邦领导的抗日义勇队与日寇进行斗争。

建国后，周总理多次与台盟组织沟通，台盟是台湾人民的革命组织，一直从事台湾地区的解放运动。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总理提出让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来参加政协会议。对此，周总理十分赞同，从此台盟从“地方政治团体”转变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组织”。

台盟从此开始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努力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积极倡导台湾和平解放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国的国际声望大大提高，几十万人的牺牲换来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国内也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经济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全国人民都渴望着和平的发展环境，继续扩大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成果。

而退守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当局也在1955年完成了“党改”和“土改”，岛内一片祥和，政局十分稳定。两岸人民都不希望在爆发战争。

国际上，和平与发展也成为了世界的主流趋势，各个地区不断召开国际会议，共同商讨争议问题，当时的美国虽说也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其目的只是想分裂中国，并不是想与中国正面对抗。

所以综合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我党也调整了对台策略。如果此时坚持武力收台，那么无疑是违反了两岸人民的共同意愿。同时，这也会正中美国下怀，美国会借此干预中国的内政，两岸之间一旦爆发武力冲突，就意味着两岸的关系将会越走越远。

我国开始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周总理的身上，周总理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倡导和平解放台湾。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积极阐述我国的外交策略以及对台立场，让更多的国家了解到了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周总理的举动不仅让世界了解到了台湾问题的真实情况，并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交，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尤其是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泛得到了刚刚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许多国家纷纷在舆论上支持中国，要求美国尽快撤出台湾的部队，与中国政府举行大使级的会谈，力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缓解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万隆会议后，中国与美国开始了长达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总理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症结所在，美国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关系将永远不会正常化。

在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确认下来之后，为此操劳最多的便是周总理。他积极邀请台湾代表来北京就台湾问题进行协商。同时积极吸取历史经验，国共之间就台湾问题展开第三次合作。

1965年，国民党的重要将领李宗仁返回大陆，周总理对李宗仁给予了诸多自由，只要他不介入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国共关系、第三方实力，他在大陆享有绝对的自由，无论是留在大陆，还是返回台湾，我党将绝对支持。

众所周知，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都离不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其实“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而周总理就是“一国两制”策略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一纲四目”在结构上与“一国两制”极为相似。

在特殊时期，尽管背负巨大压力，依然坚持主持着对台事务中央的对台工作室遭到了冲击，周总理尽最大能力保护了诸多重要文件。

2008年12月5日，两岸实现了“三通”，即通邮、通航、通商，这一成就都离不开当年周总理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努力。

1976年1月8日，是全国人民都陷入悲伤的一天，周总理在解放军305医院病逝，享年78岁。当时所有医务人员都失声痛哭，所有人都竭尽全力的想要留住周总理，但是他还是走了。

周总理的后半生几乎一直在为台湾问题操劳，只可惜在有生之年，他没能亲眼目睹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总理去世后，遗体被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花，在前往八宝山的路上，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两侧。群众们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只为最后能够送周总理一程。

遗体活化后，周总理的骨灰被放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这一切都是按照周总理生前的遗愿，“我死后，请让我和台湾在一起，把我的骨灰放在台湾厅一晚。”周总理生前一直在挂念台湾，死后也一直将台湾挂在心上。

按照周总理的遗愿，他的骨灰在第二天被一架安-2农用飞机搭载，撒往了全国各地。周总理一生都在为新中国而付出，生前被全国人民所尊重，去世后也与祖国的大好河山融为了一体，或许这是一个领导人的最好归宿。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羸弱不堪的国家，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台湾的回归指日可待。

我想相信，当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那一天，周总理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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