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学校存在共产党特工，身为日本人，却为美苏提供绝密情报

1941年6月，希特勒悍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集结重兵向苏联挺进，纳粹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到了11月，苏联首都莫斯科已是岌岌可危了。

克姆林宫上方那颗鲜艳的红五星甚至已经处于德军的视野范围内了，此时的斯大林十分焦虑，因为半年来他一直担心同为法西斯的日本由远东向其发动进攻，那样苏联就将面临东西夹击的危险。

在此危机时刻，斯大林多次致电延安方面，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前往东北作战，这样可以有力地牵制强大的日本关东军，由此苏联便可以安安心心地对方德国人。

此时的八路军均分散在晋察冀等地，在敌后展开抗日活动，是否应该集结部队赴东北与日军作战以援助苏联，关键在于掌握日本是否将出兵苏联的情报。

这时中共中央想到了一个日本人，并决定将此重任托付于他。

这个日本人究竟是谁？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为何选择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日本人？身为一个日本人，他是如何与中国共产党扯上关系的呢？中共方面又为何对他如此信任？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从1929年说起。

日本青年来到中国

1929年夏天，一艘由日本开来的轮船在当时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停靠，船上搭乘的都是来自日本国内的优秀高中生。

这些由日本政府精心挑选的高中生是来中国留学的，但他们并不是要到中国大学里学习，而是要去一所名叫东亚同文学院的日本学校。

这所由日本创办的特殊学校由来已久，1901年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大批日本人移居中国，天津、上海等港口城市更是他们的首选之地。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在上海建立了东亚同文书院，旨在为日本对华机构培养输送人才。这里的历届学生都有一项必备课程，那就是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

考察范围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内容更是全面，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

经过几年的学习后，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个个都对中国了如指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但其实他们本质上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的间谍。

在1941年第29期学生中有一个十分普通的19岁青年，名叫中西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青年将在12年后的二战中因刺探到一份绝密情报，而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近卫文麿，很多中国人对他有所耳闻，是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正担任日本首相。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日本才与德、意两国结成轴心国，快速走向了对外扩张的法西斯道路。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本国内对设立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十分重视。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所日本间谍学校居然会有中共地下组织存在。

王学文当时在同文书院里教授中国文化。中西功入校后不久，就参与了由王学文领导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在王学文的启蒙之下，中西功逐渐萌生了国际主义思想。

王学文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早年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并在那里结识了在日本国内非常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河上肇当时在这所大学教书。

1927年学成归国的王学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任教的同文书院所有学生都是日本人，但是平日里他总是有意识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

慢慢地，王学文发现这里的很多学生思想都很进步，甚至有一些是可以争取的。于是他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当时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一直领导中共中央机关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开展工作。

在收到王学文反映的情况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当即批示命他前去做日本学生的工作。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浩浩荡荡的反日学生游行队伍中，就有了日本学生这样特殊的群体存在。

这些学生都来自同一个组织——日支斗争同盟，这个组织主张中日友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组织的秘密创建者正是王学文。

这个组织的总部就设立在其任教的东亚同文书院，更为讽刺的是，就在这个由日本人建立的间谍学校里，王学文还秘密成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

1931年，中西功担任这个共青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敢于在日本人建立的间谍学校里做日本学生的地下工作，让人不得不佩服中央特科的战略眼光及魄力，而且很快这些日本学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大量坦克的掩护下，兵分三路进攻上海闸北，淞沪抗战由此爆发。

面对不宣而战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给了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遭受重创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无奈提出，要让在上海的日本籍学生参战。

在此形势之下，公开反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中西功在与王学文等人商议之后制定出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计策：要求撤离上海返回日本。

而中西功他们给出的理由也非常具有说服力：我们来上海学习是为了回国做高级情报人员的，并不是拿枪打仗的。

因此，东亚同文书院的这些学生并没有被送上前线当炮灰，而是在淞沪抗战爆发一个月之后乘船返回了日本。

领路人尾崎秀实

在回国的轮船上，中西功偶然结识了一位名叫尾崎秀实的记者。尾崎秀实告诉中西功自己就职于日本《朝日新闻》，接受报社委派常驻上海。

其实，尾崎秀实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日本进步力量的核心人物，而且还是上海某谍报组织的骨干成员。

刚刚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西功不知道，这艘缓缓驶向日本的轮船正将他引向成为传奇大谍的传奇之路。

尾崎秀实大有来头，他的父亲是一名精通汉语的记者，从小他就跟着父亲生活在台湾，直到中学毕业。

后来，尾崎秀实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政治学，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就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1927年受《朝日新闻》的委派，尾崎秀实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随后，他通过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结识了一批包括大文豪鲁迅在内的中国左联作家。

鲁迅曾这样评价尾崎秀实：“他精通德语，知识广博，为人真诚可靠。”

不过在当时，尾崎秀实只能算是一个进步人士，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并没有开始从事间谍工作。

1930年尾崎秀实在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引荐下，认识了刚刚到上海的德国纳粹党记者理查德·佐尔格。

结识不久，尾崎秀实就得知了这位德国记者的真实身份。

佐尔格实际上是一个苏联共产党人，是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四局的一名情报员。

佐尔格与尾崎秀实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因为他们分别来自德国和日本两个军国主义国家，并且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自此之后，尾崎秀实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佐尔格领导的间谍情报组织的一员。

随后尾崎秀实一直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刺探日本情报，并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佐尔格，与佐尔格苏联共产党的身份不同，尾崎秀实并不共产党，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同情。

1932年，尾崎秀实被调回国内。

就这样，中西功与尾崎秀实结识，他本人也从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走上了情报工作的道路。

回到日本之后，中西功一边在尾崎秀实的帮助下研究中国问题，一边积极联系日本国内的进步人士，期间还曾因参加进步活动而遭到了日本当局的抓捕。

尾崎秀实则是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回到日本的，很快他就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见识混入了日本政界。

1934年，尾崎秀实利用自己的关系将中西功派往中国工作。中西功任职的单位名叫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名义上是为了管理南满铁路，然而其本质是一家日本情报机构。

而中西功所在的大连社调查部则专门负责搜集苏联及中国各种情报。

来到中国后，中西功开始秘密联络曾经同文书院的那些进步学生，并多次前往上海。渐渐地，中西功感觉到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已经由开始的东北转移到了上海，因此要想刺探到更加机密的情报，就必须想办法调到上海去。

1937年，奉行法西斯主义的近卫文麿出任日本首相，尾崎秀实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全面侵华爆发后，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急需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来为其提供服务。就这样，在尾崎秀实的帮助下，中西功被调往了满铁驻上海办事处。

回到上海后，中西功与曾经的老师王学文取得了联系，并成立了一个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情报小组，这个情报小组主要是为了刺探更为机密的战略情报。

中西功所在的情报小组曾为延安方面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情报。

然而就在中西功的情报工作进行地顺风顺水时，1940年底尾崎秀实突然来到上海。其此行的目的除了了解中西功的工作情况外，更重要的则是提醒对方要提高警惕，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被东京警视厅盯上了。

然而，此时上海平静的局势很难让中西功加强警觉。1941年4月，他将中共联络员郑文道招进了刚刚成立的特别调查班，这让中西功的情报传递工作变得更容易了。

至关重要的绝密情报

就在这时，身在东京的佐尔格得到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并在德国突袭苏联前将情报传到了斯大林的手里。

然而斯大林因怀疑佐尔格是双重间谍，所以并未对此情报给与充分的重视。直到1941年6月德军战车开进苏联，斯大林才选择重新相信佐尔格。

当时日本军方有两大战略选择，一是向北进攻，与德国一起由东西夹击苏联，二是向南进攻东南亚，与英美在太平洋上展开较量。

无论日本法西斯作何选择都将对接下来的战局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忧心忡忡的斯大林不得不多次致电延安方面，要求派八路军前往东北牵制日军。

对于中共来说，尽快得到日军下一步行动的准确情报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此时的尾崎秀实和佐尔格都遭到了东京警视厅的秘密逮捕，所以延安方面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中西功身上。

尾崎秀实和佐尔格的被捕及刚刚上台的东条英机对情报网络的侦查，使远在上海的中西功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

很快，中西功就收到了一封来自百川次郎的信，信中只有短短三个字：向西走。百川次郎是尾崎秀实与中西功往来的笔名，他是在暗示中西功赶紧撤离上海。

按照情报工作的惯例，接到这样的信后，中西功应该马上撤离上海。可是再三斟酌之后，中西功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去东京。

中西功此次冒险返回国内，目的是探寻日军接下来的动向。刚刚抵达东京，中西功就注意到很多汽车不烧汽油改烧木炭了，这说明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严重不足，进攻苏联似乎已变得不太可能。

随后，中西功又去了陆军报道部，并在那里得到了两个重要消息：一是日本高层不许记者刊发刺激苏联的相关报道；二是日本空军正在广岛加紧训练。

根据这些情报，中西功判断日军接下来的行动将会是南下。

推测出日军的下一步动向后，接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刺探日军袭击的时间和地点。1941年11月，中西功再次回到上海，在满铁上海办事处的绝密情报室内，阅读他回国期间国内发来的内部资料，以从中获得蛛丝马迹。

果然，他在《编内参考》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日美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不再拖延。”

中西功由此判断日本已经做好了与美国开战的准备了。随后，综合其他情报，中西功得出结论：日军将会在11月30日后的三周内的某个星期天，对太平洋上的美军发动突袭。

随后，这个结论由中共联络员郑文道转交给了上级组织。

延安方面获悉日军即将南进后，立即告知苏联方面。斯大林立即将驻守在东线防范日军的苏联红军悉数调集至西线，并最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是整个苏德战场的转折点。

接着中共方面又将日军将会在12月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报给了蒋介石，然而这份情报却石沉大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夏威夷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

同日，日军兵分数路对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

成功完成任务的中西功决定以“从军调查员”的身份，决定随进攻浙赣的日军驻上海部队撤到后方去。

然而不幸的是，1942年6月16日，刚刚到达杭州的中西功被东京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务诱捕了。一个月后，中共联络员郑文道在上海被捕，并在审讯期间跳楼自杀了。

而中西功则被押解回日本关押在了东京的巢鸭监狱，包括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内的很多共产主义战士都被关押在这里。

经过长期审讯，1943年中西功被判处死刑，但在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

而作为德国进攻苏联情报的获取者，尾崎秀实与佐尔格也于1944年11月7日处以死刑，临刑前，佐尔格留下了“国际共产主义万岁”的遗言。

相比起来，中西功显然更加幸运，因为他等到了日本战败投降，被放了出来，并从“叛国罪人”变成了反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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