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不神秘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李白《蜀道难》中的名句，却少有人当真。一是有关古蜀国的史料太少，且事实与传说不分；二是只见文字记录，不见实物。

直到1986年7月，考古人员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现一号祭祀坑，出土黄金权杖、青铜人头像等；同年8月，发现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树、大立人像、青铜面具等，引起轰动。

目前已发现8个祭祀坑，出土文物1.7万件，不足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作为夏商时南方最大城，王陵区还没找到，未来或有更多惊喜。

▲图为7月22日，参观者在“匠心妙手——三星堆遗址新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成果展示”试开放期观看展出的金面具。（图片来自中新社）

随着三星堆的影响增加，“考古民科”们开始散布各种说法：三星堆比同期中原文化先进，应来自古埃及，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明证；尧是埃及法老门卡乌拉，颛顼是法老胡尼，帝喾是法老胡夫……

三星堆确有很多谜，但不神秘。面对未知，应坚持从证据出发，以为找一个逻辑，能将所有疑点贯通，即完成求证，这恰恰落入误区。正如黑格尔所说：“可能性是无穷的。”逻辑越贯通，离事实或越远。“大胆假设”之外，还应“小心求证”。

祛魅三星堆，专业论述甚多，但读者关注较少。“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大展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举办，无需预约，免费开放，265件文物一直展至10月10日。

坐而论道，不如亲临体会。本文主要依据屈小强等主编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为观展提供一点方便。

新发现颠覆了人们认知

三星堆发现于1929年，农民燕青保祖孙三人挖坑安水车时，发现玉器坑。当晚将400余件玉器取走。4年后，燕青保的父亲燕道诚将其中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的陶团长，陶请古董商估价，引起轰动。古董商纷纷找到燕家收购，引起考古学者注意。

1933年冬至1934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美籍教授葛维汉率考古队来到三星堆，找到600余件文物。郭沫若先生说：“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受战争影响，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三星堆考古才重开，80年代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发现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

其一，三星堆青铜器出现之前，未发现蜀人自制的金属器，三星堆衰落后1000年，蜀人也未自制金属器。

其二，出土青铜器与中原风格迥异，中原以鼎为权力象征，三星堆却罕见，反而有西亚文化中象征权力的黄金权杖（当时中国无此文化）。三星堆青铜器多“人像”（实为神像），亦与中原青铜器不同。

其三，仅一号、二号祭祀坑就发现8至10吨青铜器，约需100吨铜矿，如此多的铜矿怎么运来？遗址中未发现铸造用的模具、坩埚等。三星堆青铜器往往重达100公斤，当时坩埚只能熔12.5公斤铜液，至少要8个坩埚同时冶炼、浇铸，否则无法成形。如此复杂的工艺，三星堆人是如何掌握的？

其四，三星堆青铜器断代在商末周初，此时甲骨文已成熟，可出土这么多青铜器，为何不见一字？

类似的疑问，比比皆是。

喜欢迁都的古蜀国

三星堆成谜，因古蜀国本身就是谜。

古蜀国历史悠久，记载主要见于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即颛顼），是为帝喾（古人有时称帝喾即颛顼，有时又记为两人）。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称黄帝的夫人、儿媳都是蜀人，蜀人是黄帝支脉。

《蜀王本纪》已佚，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保留了部分文字：“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音如户，有的史料写成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由此看来，蚕丛、柏濩、鱼凫可能是三个部落名，各主导古蜀几百年。鱼凫之后，杜宇氏上位，杜宇氏后被开明氏替代。

《华阳国志》称：“始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古蜀国的历史不可能这么长。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认为，《路史》记开明氏的古蜀国经11代350年，为秦所灭，这是公元前316年。如此推算，大概是公元前666年，开明氏推翻杜宇氏，掌控古蜀国，这可能就是三星堆“突然被放弃”的时间。

在史料中，古蜀国有很多“国都”，如郫（郫邑）、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如此频繁转移，可能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约1万年前，气候变暖，被称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温暖期令环境潮湿，不宜居，古蜀国只好上山，所以被称为蜀山氏。

发现了三星堆的神庙

三星堆遗址分四期：第一期距今约4500年至3600年（新石器晚期至夏朝）；第二期距今约3600年至3300年（约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约3300年至3100年（约商代中后期）；第四期距今约3100年至2900年（商末至西周前期）。第一期和第二期间发生巨变。

第一期陶器中，三星堆人还不太会制夹砂陶，泥质陶占72%。夹砂陶易成型，质量好。三星堆就在河边，盛产沙料。第二期时，泥质陶骤降至29%，夹砂陶达70%，器型与中原近似。显然，外来人群取代了原住民，他们还带来青铜制造技术。

三星堆出现青铜器，到铸大型青铜器，只差300年，同样进化，在中原地区至少进行了2500年。可奇怪的是，三星堆人铸青铜器的技术来自中原，铸出来的样式却与中原不同。

从三星堆器物上的人物造型看，一类高直鼻型，或来自中原，一类扁宽鼻型，或是原住民，二者同享特权，都是蜀国上层管理者。据学者赵殿增的《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神权在古蜀国发挥重要作用，与中原文化强调实用理性，颇有不同。

近年考古发现，三星堆西北最高点“青关山”上，有座上千平方米的大房子，墙极厚，应是神殿。祭祀坑中的器物初期应摆在这里，“房内有一条中轴通道，呈北偏西45°左右的方向直指西北的岷山，也与两座祭祀坑的方向一致，可能是代表着祭祀目标的方向”。

从祭祀坑看，皆“有计划、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隆重燎祭（把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瘗埋（瘗音如易，瘗埋是古代祭地礼仪之一）仪式后的结果，不是动乱中的仓促所为”。

三星堆为何有西亚风

三星堆最让人不解的，是和印度文明、西亚文明有颇多近似处。

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4600枚海贝，专家鉴定为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货贝等。商墓多海贝，妇好墓中就发现近7000枚。沿海地区皆产货贝，但统一规格、可充当货币的货贝只源于马尔代夫，直到明代，中国部分地区（如云南）仍以它为货币，南京官库曾长期存数百万货贝。欧洲人到非洲贩奴，1/3的经费用货贝支付。

身处内陆的三星堆人如何得到货贝？

据《史记》，汉有“身（音如冤）毒道”，直通印度，但商代能完成如此漫长的旅行吗？1984年，著名学者金正耀等发现，殷墟部分青铜器含高放射性铅元素，这种矿只在云南有，与三星堆部分铜器成分近似。商朝人、三星堆人都到云南采矿，可云南未发现早期大型矿区。

三星堆中出土了大量玉石，多是当地杂玉，少数可能是和田玉，另有绿松石、红玛瑙，有学者推测它们来自西亚。这可以解释，三星堆文物为何有西亚风。

比如陶器酒杯与当时欧洲酒杯如出一辙；青铜面具突出眼睛，契合西亚的“瞪视”仪式，（夸张地瞪对方，传输神力）；中原青铜器多是鼎、鬲、簋、敦、豆、盂、俎、匕、盘、匜、鉴、爵、角等礼器，三星堆却少见，而西亚从公元前30世纪初，已用青铜制像，在三星堆中多见；在西亚乌尔王陵中，出土过黄金神树；黄金面具在西亚是标准的丧葬用具，称为丧面；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上，杖首、杖身上有图案，是西亚制式……

这些相似出处，让人对上古文明的交通史浮想联翩。

植根于中原文明

三星堆文化有异域风情，但它的根来自中原文明。学者李竞恒在《三星堆文明是“西来”的？你想多了》一文中，做了一个巧妙比喻：1000年后考古当代，发现了麦当劳标志，难道说今天的城市人是麦当劳的后裔？

文化是多元的，任何一种文明都会兼容并包，吸纳不同传统，不等于自断根脉。在三星堆中，中原文明才是根本。

首先是用青铜铸礼器。在西亚等文明中，青铜铸造的都是实用器和神像，并未拔高，三星堆的礼器形制独特，但仍属“重器”“神器”。

其次是在宇宙观上，三星堆神树呈现了“十日信仰”，来自中原文明，即太阳变身神鸟，住在神树上，它们轮流出巡。在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端坐9只鸟，加上正照耀的太阳，凑成一周期。

其三是三星堆的玉器与中原完全相同。比如牙璋，是“夏之方国通用，而殷商不用”；三星堆也用“殷礼”，如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方尊，和传世的“商代礼器也是一样的，可以称之为‘孪生兄弟’”，契合“殷礼”的重酒风格。

李竞恒指出：“这些都表明三星堆在宇宙观、精神世界、宗教祭祀、价值趣味这些最关键核心要素方面是中国独有的，而不是什么‘西来’产物。”

“中华文明西来说”是法国业余历史学者拉克伯里在1894年提出的猜想，无扎实的证据，1903年传入中国后，被梁启超等误信，但章太炎先生已知其非。1924年时，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根据仰韶文化的彩陶特征，套用了该说法，致其再度流传，但相关论据早已被驳倒。以此旧说来套三星堆，显然不妥当。

多了解勿神化

坊间流传最广的是三星堆“消失之谜”，似乎一夜被抹去，学者傅顺指出：“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迹都保存得很好，证明是突然主动放弃的。”

三星堆古城面积大，约2.6平方公里。中国早期城邑户均占地158.7平方米，与《墨子》所说“率万家而成方三里”（每户占地154.2平方米）近似，按每户5口计，三星堆古城有8.19万人。学者傅顺指出：“目前还未发现有犁之类的破土工具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未脱离‘刀耕火种’、‘砍倒烧光’的阶段。”技术粗放，养这么多人，谈何容易？

学者杨茜在《古蜀文明主要城址迁移与气候变迁的相关性研究》中指出，“仰韶温暖期”分不同阶段：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原大降温，姜寨遗址、大地湾遗址、西山城遗址等仰韶文明中心被弃。公元前2000年左右，又进入多灾期，大部分龙山城市被弃。公元前1000年左右，“仰韶温暖期”终结，干旱逼周文王姬昌迁都。

三星堆附近多河流，不惧干旱，但洪灾“较其他时期尤烈”，“在三星堆遗址中，至今尚能发现河流冲毁城墙，并且从城中肆意穿过的痕迹”。水灾频仍，养民维艰，古蜀国迁都至成都平原。

三星堆文明出现时间早（距今4800多年），但铸青铜时间（距今3000多年）比中原晚500年，技术仿自中原。学者高大伦表示：“从工艺上看，商周青铜器更精致细腻，古蜀国青铜器要粗糙一些。”但学者俞杨阳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焊接工艺“远远领先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

三星堆文明很辉煌，多了解才能不神化它。（完）

作者/蔡辉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