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进一步滑向“大国战争预期”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发布了一份有关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的评估报告，其中提到美国国防战略“过时”、军队结构不合理、国防工业基础“严重不足”等问题，声称这样无法同时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双重威胁”。报告就此提出一种所谓“国家力量全要素”的解决方案，并呼吁加强美军“跨越多个战区作战”的准备。资料显示，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是根据美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成立的，该委员会主席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资深成员，并且得到美国兰德公司的行政和研究支持。因此，这份报告虽然不是美国政府正式文件，但因其在两党层面的代表性，仍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具体来说，这一报告以及美方高官近两年来其他一些言行暴露出美国的以下动向：

一是美国军事战略有从和平预期进一步滑向战争预期的可能性。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曾长期没有与大国开战的预期，只有同时应对两场局部冲突的预案。以此为基础，美国建设了一支高精尖、高机动性的军事力量，强调全球投送和干预能力，而非长期作战能力。但在俄乌冲突出现长期化趋势以后，美国有改变和调整之前军事战略、更多转向应对“大国战争”的趋势。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美国战略界倾向于把中俄区别对待 图为中美国旗

二是美国正在进一步调整对中俄的态度。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美国战略界倾向于把中国与俄罗斯区别对待，以免将中俄在战略层面推到一起。但自2023年底以来，美国战略界把中俄捆绑对待的趋势有所增强。今年以来，美军前任和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均发表过类似言论。一方面，这说明美国试图通过展现不惮于“双线作战”而对内对外塑造自身“依然强大”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华盛顿有借强行捆绑中俄并加大渲染相关“威胁”来促进西方内部团结的意图。

三是试图借“战争预期”来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在这份评估报告中，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尤其注重国防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问题。客观来说，在和平年代，各国的国防工业都是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运行，与为满足战时需求而“开足马力”的状态自然无法相比。因此，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声称美国国防工业“不足以应对与大国之间的战争预期”，很大程度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地故意为之。没有哪个国家会在和平预期下保持战争状态的军备水平，即便美国这样经常在世界范围内挑动冲突甚至战争的国家，也难维持所谓“应对大国战争”的国防工业生产水平。很明显，美国有人试图借军事战略目标的调整来助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包括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

四是借此促进美国国内团结。以这份报告为最新例子，美国国内一些政客近来越来越强调跨党派、跨阶层动员的重要性，甚至包括要借所谓“大国战争预期”来促进美国社会的共识和团结。在美国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都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他们自认为找到了一条“团结美国的捷径”，实际上却可能是把自己架到火上炙烤，最终遭到反噬。

美国可能正在重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图为白宫

五是表明华盛顿可能正在重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这份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当前的国防战略“低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为此还建议要在欧洲地区增加美军部署。在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的背景下，这些内容暴露出美国国内一些人可能试图推动提升俄罗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级别，强调俄罗斯的威胁同样成为他们凝聚美国内外政策共识的一种工具。

简而言之，这份报告鼓噪加强对抗中俄的军事预期甚至战争准备，提出美国需要为此进行重大变革和重要投资，甚至“为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全民动员”。这些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美国官方政策中还未可知，但报告的所谓“两党”背景以及美国国内一些政客最近两年其他类似基调的言论，还是提醒我们需要警惕这类声音：一方面要警惕美国这些言论所包含的潜在战争风险，对此需有一定的舆论准备甚至战略预案；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定力，不落入美国极端反华派构建的话语陷阱，不让其极端言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会轻易落入美国个别政客试图挑动的“新冷战”甚或“热战”，两国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使得有关这对关系的声音相当纷杂。我们要做的是时刻警惕一些极端声音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趋势，比如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这份报告所鼓噪的进一步转向“大国战争预期”，同时又要把握大势，不被极端言论带歪节奏，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塑造中美关系。

美国国内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声音仍然是多元和可塑造的 图为中美国旗

纵观世界历史，很多冲突或战争爆发的背后经常有误判或错判的因素。美国国内一些人不断鼓噪加紧对华遏压并试图就此营造某种“战略共识”，但事实上美国国内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声音也仍然是多元和可塑造的。我们要继续争取那些理性进步力量，同时继续警惕和批驳那些极端和激进言论。（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延伸阅读

媒体：美方已没有能力就南海和台湾问题向中方施压

直新闻：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出访亚洲六国并在老挝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实际上，我本人对布林肯的这次六国行，基本没有什么期待，他们谈不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我甚至认为，就连布林肯本人以及他要访问的这六个亚洲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期待。

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随着拜登的突然退选，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将处于极度的不确定性当中，未来究竟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还是民主党的哈里斯，入主白宫并操刀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都将是未定之天，甚至连布林肯个人的政治前途，也将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与此前拜登政府雄心勃勃地号召“印太”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中国不同，据美国国务院一位亚洲事务高级官员介绍，布林肯此次“印太”六国行的调门已经完全降下来了。他说，布林肯将重申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并向盟友和伙伴保证美国的支持。也就是说，布林肯此行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动员“印太”盟友和伙伴抗华，而是要向盟友和伙伴反复解释和保证，“你们不要担心，美国是不会变心的，美国对你们的承诺是不会改变的”。

但根据“反复强调什么就恰恰缺少什么”的定律，这背后恰恰反映出当前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充满了焦虑与怀疑，也就是不相信美国此前作出的所有承诺。而这种普遍的焦虑与怀疑情绪，恰恰就由拜登的退选以及特朗普的可能当选所带来的。某种意义上，布林肯这次对“印太”地区六个盟友与伙伴的“再解释”和“再保证”，正好可以反证出，在“后拜登时期”的 “印太”地区国家，已经普遍患上了严重的“特朗普焦虑症”。

“后拜登时期”的 “印太”地区国家普遍患上了严重的“特朗普焦虑症”

直新闻：那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患上严重的“特朗普焦虑症”，这背后的原因又何在？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这些国家患上严重的“特朗普焦虑症”，并不能算是杞人忧天，而是被残酷的现实教育的结果。

此前我曾说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争，其本质已经不再是两党的权力之争，而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争，甚至是两个美国与两个世界之争。因此，我们看到这二十多年来美国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治美国如翻烙饼”现象。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掉了奥巴马花了好多年才谈下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接着又废掉了奥巴马任内最为得意的外交政绩“亚太再平衡”战略，再接下来则是通过搞砸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方式，把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搞成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而在现任总统拜登当选后，则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性的“再否定”，也就是把被特朗普废掉的世界秩序，重新又糊起来了，包括重塑与再造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在“印太”地区打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在全球范围内修复与欧盟的关系等等，尤其是团结盟友军援了乌克兰。

然而，如今的特朗普还没有上台，就摆出了“王子复仇”的架势，扬言要将被拜登重新缝补起来的世界秩序再度砸个稀巴烂。这也就意味着，假如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会随着美国的国际信誉一道全面崩塌。从中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出，真正颠覆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身。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印太”盟友怎么可能不焦虑？

图为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直新闻：据美国国务院透露，这次布林肯在老挝跟王毅会谈时，将重点谈及南海和台湾问题，而且会向中方进行所谓“施压”。对此，您又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布林肯将就南海和台湾问题向中方施压，这个说法言重了，美方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本钱。

在中菲南海问题上，由于美方此前把牛吹得太大，说要动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介入中菲南海主权之争，但最终结果却让菲律宾大失所望。最近菲方主动宣布要清退美国部署在菲律宾的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以及主动请求跟中方重启谈判，这些都意味着，菲律宾已经不再信任美国了，美国在中菲南海主权之争中已经基本出局。同时菲律宾这样做，也是“特朗普焦虑症”再度发作的结果，因为菲方担心，假如这个时候还不跟中国谈判并达成协议，一旦对中菲南海主权之争毫无兴趣的特朗普上台，菲律宾手上就更加没有筹码了。

至于台湾问题，虽然赖清德的上台导致台海局势出现了一定的波折，但仍然在可控的范围内，并没有出现脱轨的迹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布林肯在会见王毅时，肯定会谈到南海与台海问题，但是，第一谈不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只是简单地重申各自的原则；第二，鉴于美国已经进入“后拜登时期”，中美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都会着眼于管控与维持既有格局。基于这些原因，我甚至认为，抛出南海与台湾问题，只不过是美方刻意放出的烟雾弹，以掩盖布林肯与王毅见面时真正要谈的问题。

直新闻：既然不是南海与台海问题，那您认为，布林肯这次会见王毅，真正会重点谈的议题又是什么呢？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布林肯这次在老挝会见王毅，重点谈的大概率是俄乌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俄乌冲突。

要知道，在王毅这次去老挝会见布林肯之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已经飞往广州，跟王毅进行会谈。随后，王毅又在老挝专门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很显然，王毅先见库列巴再见拉夫罗夫，是为了将乌方开出的和谈条件跟俄方进行沟通并对表。接下来，王毅很可能会利用会见布林肯的机会，将乌方开出的和谈条件，还有俄方开出的和谈条件，跟美方进行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早前对于中方提出的俄乌问题十二点建议，甚至是对于中方的调解人角色，乌克兰方面的态度并不是十分明确。那这次为什么突然高度肯定“中国的重要作用”，并且愿意让中国充当调解人呢？我认为，这背后其实也是“特朗普焦虑症”发作的结果，因为乌克兰担心，与其将来有可能被特朗普逼着“割地求和”，不如现在就让中国充当调解人，主动跟俄罗斯谈，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谈判结果。除此之外，不久前中方还召集巴勒斯坦各个派别在北京谈判并发表了一份《北京宣言》，因此，巴以问题也有可能是这次布林肯会见王毅要谈的另外一个重要话题。

这也就意味着，在“后拜登时期”，由于美国陷于内部政争无暇他顾，以及其他国家已经患上严重的“特朗普焦虑症”的时候，中国在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角色，已经变得越来越吃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