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1日,关锋在八一建军节发表的新社论立即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他或许没有想到,这篇社论将会改变自己命运,毛主席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的内容,很快就作出批示:以“大毒草”之类的评价,否定这篇社论的观点。
随着毛主席的批示下达,社论的作者关锋遭到隔离审查,随后就被暂停了职务,他先是被关押,后被送到北京西山由北京卫戍区看管。直到此时,关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曾经凭借一手出众的文章,得到中央赞赏,一度是炙手可热的红人。
但没想到自己成也文章,败也文章——后来对其处理正式下达,他被关押到秦城监狱,不久又被开除党籍。前后落差这么大,关锋的心里难以接受,入狱的打击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就这样,关锋在监狱里面被关了14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重启对旧案的审理,一些人过去的问题也得到了重新审理,其中就包括关锋。1982年1月,经过审理,关锋被正式释放,不过组织上并没有撤销对他的处分,他被开除的党籍也无法恢复。
长期精神高压生活,再加上一些磨难,让关锋的心态发生较大转变,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的神情恍惚,完全不知道该去做什么。由于他的问题比较特殊,一开始组织上也没有给他做什么安排。
后来关锋提出能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生活。考虑到他的情况,组织上给他批了每月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费,但并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不过组织上同意他离开北京去外地生活的请求,甚至还专门给他在山东德州准备一栋二层小楼。
只是,关锋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他离开北京的事情一直没有成行,考虑到北京的医疗条件非常不错,他最终打消去山东的念头,转而又申请能和家人留在北京生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关锋的请求得到批准,他与家人在北京过着低调平静的生活。
晚年的关锋,一直住在《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家里生活困难,不但将他每月的生活费提到了500元,还将其一些生活支出责成《求是》杂志社按“局级待遇”负责管理。
于是关锋逐渐从过去走出来,他重新拿起自己的笔,一个一生都酷爱写作的人,自然没有办法在余生放下笔。只是关锋不愿意再谈起往事,对于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他一直奉行着不谈的原则。
自打关锋出来之后,其实就有很多人想要采访他,那个时期许多人都开始撰写回忆录,他们对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是人们研究过去最好的资料。
而关锋无疑能够提供大量重要资料,可他面对那些登门拜访,想要谈过去的人,都选择谢绝,哪怕是自己的熟人,关锋也不会提起往事。只是经历了那些事情,关锋想要开始新的生活,与过去彻底告别。
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晚年经常整天在屋里读书搞研究,除了老庄孔孟等国学领域,关锋还经常研究甲骨文、哲学史。这段时间,他写出了不少的文稿,基本都是对于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
读书搞研究累了,就会跑到附近的公园里,和普通老头一样去锻炼身体,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戴个干部帽,穿着中山装在公园里锻炼的身影。令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关锋晚年收入还属算不错,毕竟除了组织给他每月的生活费之外,他还通过写作赚取稿费。
光是这些,他每月的收入就高达三四千元,这在那个时期完全够用了。只是对他本人来说,钱财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他经常对身边人表示自己就是一个“蛀书虫”,他也就在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中,默默脱离人们视野走完自己的一生。
资料来源:《阎长贵谈关锋出狱后生活:盖两层小楼没住 局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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