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川剧艺术的振兴与发展‖杜建华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

川剧艺术的振兴与发展

杜建华

川剧,又称“川戏”,主要流行于川渝以及云贵等省(市)部分地区,是在中国戏曲和巴蜀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地方戏曲剧种。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川剧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川剧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第一次以国务院颁发证书的形式而被永久确立。纵观其300年来历经兴盛、衰落、改良、复兴、濒于灭绝、推陈出新、黄金时代、文化大革命被禁、振兴繁荣和改革创新的流变轨迹,古老的川剧虽历经曲折,但始终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植根巴蜀沃土,展现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在当前大众审美需求和娱乐方式多元化的形势下,川剧也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在日趋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生态环境中,要想赢得更多的观众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推动川剧创新发展。

一、川剧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川剧作为中国戏曲与巴蜀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积淀了中国戏曲和巴蜀文化许多历史层面的艺术创造,凝聚了历代艺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心血和创造才能,以独有的艺术形式记录了近代四川社会的历史变迁,充分体现了近代巴蜀的人文精神、艺术品格、生存状态和社会风貌。无论从艺术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川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从川剧形成发展的历史来看,明末清初之际,四川境内发生数十年战乱。战争、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几近灭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为多种声腔在四川的流行奠定了民众基础。由于四川特殊的“五方杂处”的社会人文背景,为昆曲、弋阳腔、皮黄、梆子以及一些地方小调在四川的流播提供了土壤,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各地移民的“四川化”,这些声腔剧种也逐渐被改造为川剧的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5种声腔,并通过锣鼓将这5种声腔纳入统一的川剧音乐体系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川剧音乐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我们说川剧是中国戏曲声腔艺术的一个缩影,不是没有根据的。

正因为川剧囊括了我国戏曲的5种主要声腔,因而它的剧目来源也十分广阔,现存2000多个传统剧目中,积淀了南戏、北曲、传奇、高腔、皮黄和梆子的主要代表剧目,所谓高腔“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弹戏“四大本”“四小本”等,皆为古老戏曲剧目在川剧中的遗存。加之历代巴蜀文人雅士如李调元、赵熙、尹仲锡、黄吉安、冉樵子、刘怀叙等改编创作的大量剧目,使川剧传统剧目在数量和文学性方面,具有大多数地方剧种难以比拟的优势。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川剧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在生、旦、净、丑各行当都拥有完整的表演程式,比如文生行的表演,即有独创性的“百字指语”以及步法、折扇和褶子等十余套程式;旦角的表演有步法、手法、眼法、团扇、手巾、水袖、云帚、泡花绫子等十数套基本程式;丑行演员除了要掌握基本功之外,还有独特的矮子步伐,尤其擅长生活化的表演。远的不论,仅20世纪川丑四大名家刘成基、周裕祥、周企何、陈全波,都形成了各自的代表剧目和艺术风格,为中国戏曲界所公认。川剧艺术独具魅力的特技绝活令人赞叹,变脸、变髯、吐火、藏刀、滚灯、踢慧眼、耍烛火、耍靴子等,显示了川剧艺人高超的功夫和技巧。然而,最能代表川剧艺人智慧和创造力的是川剧舞台上变幻无穷的表现手法,在一桌二椅的舞台空间里,川剧不但向观众展示了无所不至的大千世界,甚至将人的心理、思想、情感也形象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比如,《射雕记》中,待字闺中的少女含嫣同嫂子赶庙会,与持弓射雕的英俊少年花云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视,进入忘情境界。嫂子一见觉得有趣,竟分别从二人眼中抽出“情丝”,又将“情丝”结在一起,以指敲击还铛铛有声。这种变无形为有形的表现手法,夸张生动又出人意料之外,艺术之新、奇油然而生。这类看似简单本朴的表现手法,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显示了传统川剧丰厚的艺术积累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为丰富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

川剧作为一个地域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地方剧种,虽然没有昆曲那样典雅华丽、婉转妙漫,但在表演艺术方面却有超乎人们想象的创造力。比如同一剧目《活捉三郎》,故事情节相同,昆曲演来词曲优雅,且歌且舞。

川剧则是讲唱少,表演多,出色地运用椅子功、耍烛火、耍靴子等技艺技巧。变成鬼魂的阎婆惜没能轻而易举让张三郎乖乖就范,因而两人从地面追到椅子上,又从椅子追到桌子上,翻滚跌扑,激烈惊险,最后张三郎终被“活捉”。这段大约10分钟的表演,在传统手抄本上仅见“口传”二字,如果没有老师的传授,学生无法演出此戏。这正是川剧的精彩之处,也是川剧难以承传之处。可见,对川剧这样蕴涵着丰富表演内涵的剧种来说,仅有剧本的记载是远远不能延续艺术生命、再现其舞台面貌的,这也是其传承保护的难点所在。

川剧曾经对中国西南部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过重要影响。从清嘉庆、道光以来,川剧逐渐形成了在四川的一统天下,继而流播到相邻的贵州、云南、湖北和西藏等地,成为在中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至20世纪80年代,邻近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湖北利川、恩施等地仍保留有专业川剧团并从事日常演出活动,贵州省曾有20多个川剧团,现今在黔北遵义等地还有不少的业余川剧社及群众性川剧活动。自川剧形成300年来,中国西南地区尚无任何一个戏曲剧种或地方表演艺术形式可与川剧艺术等量齐观、相提并论。

川剧的价值还在于它所具有的母体文化艺术特征,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为巴蜀传统文化艺术如工艺美术、曲艺、雕塑、年画等提供了艺术滋养,这些艺术形式表现题材的一部分就来源于川剧故事。过去在四川民间走乡串户演出的皮影戏、木偶戏主要是以川剧声腔演唱。二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在四川民众的生活习俗中占有重要位置,如民俗节日、生养死葬、驱灾除疫均要演唱川剧。三是川剧曾经是四川民众自娱自乐的主要方式,民间自发的玩友(川剧座唱)组织遍布全川。四是川剧丰富的剧目和表演技艺为许多地方剧种或民间说唱、表演艺术接纳吸收。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经过推陈出新的优秀传统剧目为全国各剧种广泛移植上演。

综上所述,植根于巴蜀文化土壤的川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能为多种艺术形式提供艺术资源、滋养,它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将其传承下去,使之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出贡献。

二、振兴川剧与文化自信

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转发省文化局党组《关于振兴川剧的请示报告》,发出振兴川剧号召,提出“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八字方针的川剧工作思路和目标。振兴川剧是一个不断实践发展的过程,这个口号的提出显示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也翻开了川剧发展新的一页。同时,振兴川剧的过程,也正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一次具体实践。

1983年10月,四川省振兴川剧汇报演出团进京演出,带去了振兴川剧的新成果新编剧目《巴山秀才》、推陈出新的《绣襦记》《禹门关》及现代戏《丑公公见俏媳妇》,受到文化部及首都文化艺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观众的热烈欢迎。20世纪后期,川剧舞台上陆续出现了一批意蕴深刻、形式精美、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创作剧目,如在中国艺术节、戏剧节上获得各种大奖的《金子》《死水微澜》《变脸》《山杠爷》等。这些剧目的出现,标志着川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1世纪初,川剧《金子》《变脸》《易胆大》先后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这些,都证明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省委提出振兴川剧口号并坚持不懈振兴川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时代的前进及川剧自身情况的变化,振兴川剧的具体政策、措施及办法也在不断地发展。2002年,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保护、继承、改革、创新”的新八字方针,将振兴川剧工作与中共中央关于创新理论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融为一体。中共四川省委、中共重庆市委坚持不懈高举振兴川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旗帜,取得显著成绩。川剧在推出优秀剧目、培养尖端人才、加强川剧基础理论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体系建设等方面,都为中国戏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推出了川剧《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潘金莲》《红楼惊梦》《死水微澜》《金子》《变脸》《山杠爷》等一系列在中国戏曲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剧目。魏明伦、徐棻、隆学义这样有全国影响力的川剧作家,为中国戏曲文学艺术殿堂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川剧表演(云何视觉/供图)他们的成就永远彪炳于中国戏剧史册。川剧界培育出20余名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的优秀演员,同时出现了获得“梅花奖”的演员沈铁梅,“梅开二度”的还有刘芸、陈智林、田蔓莎及陈巧茹,他们为川剧艺术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从川剧基础理论建设来看,实现了由浅入深、由资料梳理到理论研究、从局部研究到学科体系建设的飞跃。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完成了川剧史、志、论、工具书、辞典的编撰,各种川剧论著、史、志著作、表演艺术研究著述、《川剧音乐概述》《川剧舞台美术》《川剧剧目辞典》《川剧辞典》《川剧表现手法通览》《川剧剧目集成》(40卷)等专著近百种,在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中为绝无仅有,有目共睹,也是川剧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文化政策建设层面上看,四川省委省政府、重庆市委市政府及各地政府对于川剧的传承、保护、创新都十分重视,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形成了对于传统川剧艺术保护、创新、发展的一个较为科学、完整的政策体系,在各地文化事业建设中发挥了纲举目张、引领潮流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时期文化艺术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的丰富和贡献。对此,戏曲理论界也应及时进行理论层面的探索总结,继续为中国特色戏曲理论体系建设贡献川剧的智慧和实证。

三、川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从2006年川剧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原则指导下,四川省文化主管部门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工作,通过建立省、市、县三级非遗名录,拓宽了工作思路,创新了工作机制和方式,使保护工作不再停留于广泛号召或书面文件层面,而是深入到基层工作实践中,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项目申报和保护的责任单位,通过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一重要工作,形成了在四川省川剧遗产抢救、传承、保护工作中的基地地位。在统筹规划并协调组织川剧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中,发挥出科研机构的工作专长和人才优势,科学制定五年规划,落实专人管理,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川剧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团结省内外川剧院团,定期举行全局性或项目性活动,促进工作交流,逐渐摸索并建立规范的管理程序。

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川剧,其繁荣发展都离不开人。近20年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川剧代表性传承人和传习基地建设,为代表性传承人举办隆重的授牌仪式,由分管厅领导为传承人授牌,定期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建立传承人艺术档案;对十余位国家级、省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做了抢救性记录;协助传承人著书立说;举办传承人示范演出活动;举办多种定向川剧传习班,传承川剧优秀剧目和流派代表剧目。10多年来,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及成都、南充各地培养川剧新生300多名,各专业川剧院团逐渐实现了表演人才的更新换代。为让更多的青年演员脱颖而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四川省青年川剧演员比赛,每两年一届,为青年演员提供展示平台,推出了新一代川剧中青年领军人物。为推广普及川剧艺术,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在全省42个中小学中建立了川剧传习基地,各市、县中小学也实现了川剧进校园活动的常态化,举办了6届“四川省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演”,数千名中小学生参加了形式各异、千姿百态的川剧表演。

川剧艺术的创新发展,既离不开川剧艺术本体的创新,更离不开政策、体制、机制多方面的创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戏曲艺术发展的文件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为川剧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2022年,川渝两地再度携手,共同举办了曾经中断的中国川剧节。201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以行之有效的顶层设计,为川剧营造出有利于发展的生态环境。作为巴蜀优秀文化的川剧艺术的发展,不再是川剧界的孤军奋战,而成为社会各界的一种共同担当。生存环境的优化,厚植了川剧蓬勃发展的沃土。

近些年来,川剧艺术通过与不同艺术形式、艺术手段的跨界融合展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开设了多种川剧节目,除了日常播放节目之外,四川卫视举办了“中国有川剧”电视大赛,四川文旅频道推出了“好戏连台”川剧全媒体宣传展示平台。2021年,开设了每天在黄金时段播放的“好戏连台”栏目。2022年,推出了“好戏会客厅”“公益有川剧”“剪出一台好戏——四川大学生川剧创意短视频剪辑大赛”等。丰富多彩的视频川剧在电视、地铁、四川文旅视频号上广泛传播,以现代传媒的超强推广力度,全方位的传播川剧艺术,极大地促进了川剧的传播普及。

21世纪以来,在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下,川剧界同仁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在全国人民瞩目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新创川剧《草鞋县令》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四川省文化界在15年之后再次赢得久违的殊荣。这不仅是川剧的荣誉,也是四川文化强省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标志着四川省文化艺术的创作创新再次进入国家第一方阵。这也预示着古老的川剧再一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在弘扬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新时代新文化的征程中,川剧将作出独特的贡献,迎来新的发展。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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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杜建华(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