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背后的法国：法国民主制的“未完成的状态”

2014年的一项社会学研究报告称，与同龄人相比，三十多岁人群的生活水平下降了17%。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只有9%的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会比前一代更好（德国和英国的比率分别为28%和17%）。在2013年的前二十年里，接受外国工作的法国人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160万人。四分之一的毕业生告诉民调专家，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就在法国之外；毫无疑问，出国的人是最具资格的人——5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在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为12.5%。

政治也没能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即使它的政治阶层仍然根深蒂固，而且人数众多——其立法机构的成员人数是美国的两倍。甚至那些承认变革需求的人也会坚持现状。总统失去权威和地位，这使第五共和国失去了一个基本要素——在1月份的袭击事件和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应之前，一些评论人士将奥朗德比作前总统勒内·科蒂，他说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宣布花展开幕。尽管改革的热情高涨，但瓦尔斯政府仍受制于不愿激起大规模的反对运动。

这位总理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越过了过去四十年来的轨道”，但他也坚持认为应该捍卫社会制度，这是超额支出的主要原因。当一位部长被称其就职前曾说可能会放松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时，政府迅速收回了这一说法。刺激经济增长的承诺，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发育不全的人所提出的选举幻想，他总是选择采取折中措施。

当瓦尔斯政府采取措施开放一些经济部门时，这些稳健的变化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和不颠覆既定生活方式的愿望，以及左派和右派势均力敌的状况。在通过禁止长途公共汽车服务来保障铁路优先的同时，药房被赋予了出售简单专利药品的垄断权力，司法人员保留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周日的贸易自由化吸引了最多的关注，最终，将每年可以开门营业商店的星期日增加到十二个，而允许像巴黎主要观光区的商场全年营业。但是，工会以工人的名义抗议，左翼的反对迫使总理在2015年初在没有议会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该法案；当反对派提出一项谴责动议时，抗议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但社会党阵营里反对变革的力量是明显的。

在共和国政治高层，法国陷入永无止境和分裂不断的对总统宝座的争夺，其职位代表国家，但成为党派竞争的对象，总统自身的角色也总是暧昧不清——就如吉斯卡尔在2014年所评论的：“如果你告诉法国人民事实并提出补救措施，你肯定会被打败。”他补充说，法国人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像一个世纪前那么生活，而不考虑自那以后发生的转变。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很难接受这一点，自2005年以来，德国到2014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2170亿欧元，而同期法国的贸易顺差却一直稳步地处在赤字状态。国家审计署预测，政府赤字将稳步上升，而政府称到2019年，赤字将降至GDP的0.7%。国家统计局在2015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一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0.4%，而需求和投资大幅下降，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并未获得足够的安慰，事实上这一数据长期以来首次与财政部持平。

一旦入主爱丽舍宫，国家元首们就会看到他们人气的崩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奥朗德。这只能增强他们的根本信念，即法国人民从本质上说是应该被安抚的人，因为担心他们对有权自下而上推翻政权的观念的依恋，会导致1789、1830、1848或1870年的悲剧重演。因此，他们放纵民众，使其脱离“荣耀三十年”已经逝去的现实，不再面对这个已经变得更严酷、竞争更激烈的世界。

团结在国家元首周围的理念支撑着戴高乐主义者的事业，但这却被各派的分歧所嘲弄，也遭遇了2007年和2012年当选的元首们的轻蔑，这种感觉被萨科齐及其社会党继任者的不像总统的行径所强化，他们晚上都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去私会情妇——“至少，他就不能自己开着去吗？”爱打趣的人问道。就像萨科齐在赢得权力后不久就放弃了他的选举改革方案，奥朗德的“踉踉跄跄”也让其政府“失去脊梁”，这是一位学术观察员所用的词。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层领导放弃其职责后，法国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再强大的国家”，这是密特朗、萨科齐和奥朗德的总统顾问雅克·阿塔利的言论。

虽然萨科齐提议在一个广泛的中右翼联盟的支持下恢复权力，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其80%的潜在支持者希望他保留选民在2007年所拒绝的竞选纲领，或者进一步滑向右翼。尽管前总统依然雄心勃勃，但右翼势力却因内部分歧和丑闻而陷入困境。勒庞提供了不同的选择，重新回到拿破仑的思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直接接触，绕过共和国的代表机构。她的政策可能会有明显的问题，但国民阵线威胁说要打乱传统主流保守主义的统治地位，声称其更强的版本是医治国家弊病的良药，这一度是诱人的提议，当时五分之四的非左翼选民告诉民意测验专家，他们支持更严格的移民和惩罚政策。

国民阵线对主流右翼政客的吸引力生动地展示在他们掌握的地方政府职位的数量上，他们在201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支持其候选人——在萧条的北部埃纳省，国民阵线赢得了40%的欧洲选举投票，取得36个当地政府职位，它还得到来自其他政党的131名选举人的支持。随后，巴黎袭击事件后的第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她的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

第五共和国似乎已经变得机能失调，但没有强势人物来推动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变革，只有不断上升的玛丽·勒庞看似有前景。政治阶层的四季常青导致了一种感觉，即法国是由一个自成一体、不受排斥的精英团队所统治——密特朗从第一次担任部长到1981年成功当选总统，中间过去了漫长的三十四年，他和希拉克在成为总统前都有过两次选战；萨科齐在2012年的失败，并没有阻止他在五年后重新获得最高职位的希望；虽然奥朗德齿序更短，但他自1981年以来一直是一名政工人员。就像阿兰·朱佩，他在极度的不受欢迎中重返政坛，但被判入狱服刑，因为他在2017年担任总统的高级部长和竞选总统时，曾被判错误地处理公共资金，但在法国政治中，“只有身体上的死亡才算数，否则就总有可能复活”。

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两个多世纪前，关于法国历经共和制、君主制和帝国统治的体制的本性。法国民主制是否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就像历史学家苏第尔·哈扎里辛格所说的那样，共和传统远没有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根深蒂固？民众反抗政府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在主要的国家节日里，这种行为被赋予神圣地位。是不是就像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所写：“我们今天如此不满的原因，是我们不再有革命性的想法，就像我们的政治文明被截断了一样。”

在抗议奥朗德的政策和政府未能处理这些抗议的过程中，中间道路的新闻杂志《快报》（l' Express）编辑开始在2013年推测更广泛革命的可能性，工人借此逃税，经理拒绝填写表格，失业人员反抗一个不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的体制。正如一家民意调查公司的负责人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看到差异极大的社会团体动员起来反对中央权威，而传统的补救措施已经达到了极限。这就好像法国的草根阶层正在反抗中央政府。”2014年春，一名作者在《费加罗报》指出，法国有6600万居民，却有“9900万种不幸福的缘由”，从高失业率、停滞的公务员工资到同等工作下女人比男人少赚19%、87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瓦尔斯表明政策将转变，宣布废除对最高收入者征收75%税的政策，但这只是一种象征性表示，对经济几乎没有实际影响。欧盟委员会呼吁法国修订2015年预算，以减少4.3%的预估预算，原预算比布鲁塞尔设定的目标高出近50%。奥朗德和瓦尔斯希望与意大利达成共同促进增长的协议，总理宣布法国不会重新起草预算以满足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一前景是为了进一步削减法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地方政府服务，减轻经济增长缓慢的持续压力，还有不断加深的国民焦虑。尽管瓦尔斯发表大胆言论，为了安抚布鲁塞尔，预算还是被削减，但法国的主权又一次被经济疲软所损害。2014年，一本名为《法国的自杀》的书中宣称，“法国即将死亡，法国已经死了”，被全球化、移民、女权主义和欧盟官僚主义推动的“一个巨大的颠覆计划”扼杀。对于那些能够承担得起的人来说，从这个国家发现自身的情境中可以得出某种受虐的满足感；正如《经济学人》在2013年底所说的那样，“荒凉的别致”。但是，对失业者和日益增加的发现共和国下的生活并不如愿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的，由于领导人一再未能履行诺言，他们对历史制度的忠诚度注定会逐渐降低。

人们很容易将现状与1789年前的时代相提并论，当时路易十六的大臣夏尔·亚历山大·德·卡隆曾表示，“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继续借债是灾难性的，而且又不足以削减开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就像在17世纪80年代，法国有一个不受欢迎的统治者在玩弄改革，但受制于维持现状的捍卫者，拥有负债累累、落后于北方邻国的经济体，不满的中产阶级和不快乐的工人，所有这些都是在那些想要系统变革之人的激进挑战背景下发生的。然后，它面临着一个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英国，其经济更加强大；如今，德国在2005至2014年的累积增长几乎是法国的两倍。

过去和现在都表明调适的需要，2014年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更愿意考虑改变——但对其他人来说，不是他们自己改变。毫无疑问，衰落并没有投射在积极改变的一方，而是反映在改革派总理瓦尔斯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蒙特布赫在执政党的影响力、国民阵线的高歌猛进以及奥朗德的持续谨慎中。历届总统和政府都采用了一种自私自利的逻辑，拒绝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经济困难，增长低迷，改革是不可能的；如果经济发展得很好，而且还有扩张，就没有必要改变任何事情。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也是一种对必要性的逃避，这侵蚀了所谓的笛卡尔思想的国家理性。但是，这在政治上很容易操作，就像18世纪的波旁王朝主张政治调和国王和他的宫廷一样。

在大革命和复辟告终的两个世纪后，不满情绪充斥着法国，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国人坚持维护其世界典范的形象，而这已被不断变化的世界所超越。旧的假设不再有效，但大多数法国人所能接受的现实替代方案仍然付之阙如，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缺乏有准备和有能力的政治家，在新形势下团结整个国家。法国已成为其历史，以及许多根深蒂固的叙事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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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是十八本书的作者，包括备受称赞的《在边缘：法国的困扰》《将军：戴高乐及其拯救的法国》，后者被《纽约时报》誉为“精彩之书……博识敏锐、扣人心弦，让人不忍释卷”。他关注法国逾半个世纪，曾任路透社和《经济学人》巴黎通讯站负责人，也曾在《观察家》和《南华早报》发表和编辑诸多报道。他还被法国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和国家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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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经历了大革命的动荡和拿破仑帝国的征服，再到遭遇滑铁卢之后，法国陷入两个多世纪的纷乱：革命四起，政权更迭不断，内斗血腥残酷，和德国爆发三次大战并被入侵和占领，其间又有殖民地斗争和各种政变——与此同时，法国涌现了大批政治、艺术、科学和社会著名人物。

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乔纳森·芬比以其专业素养，为我们呈现了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至今的动人历史。那场革命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但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制造了许多延续至今的内部矛盾。他取材于对该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法国自视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但目前遭遇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与欧洲关系存在问题，并受到本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就在2015年，巴黎还爆发血腥的恐怖主义袭击。

本书叙事严谨又不失可读性，历史细节丰富，有趣的事件穿插其中，相关人物也很鲜明。芬比细述各类重大事件、斗争和矛盾，这些塑造了法国，在让其为本国历史骄傲的同时，也使其成为历史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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