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谈治学：目标激发动力，方法决定成就

耿云志

编者按：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在2023年7月5日，以“目标激发动力，方法决定成就”为题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作的学术报告，此处转载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公众号。

“目标激发动力，方法决定成就”，这个题目，七八年前我在外地一个学校里曾经过一次。可惜没有留下稿子，甚至连提纲都没有找到。所以，这一次完全是重新构思，重立提纲。

一、目标激发动力

1.什么是目标？

目标与理想不同。理想是相对遥远的事情，是不能限定时间加以实现的东西。

比如一个少年，他理想将来成某一方面的科学家。这是理想，能否实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必的事情，尤其是不能限时达到的事情。也许努力一辈子，亦无大成。也许毕业后几年奋斗，就做出成绩，得到认可，就算是科学家了。

又比如，人类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是大同世界，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前些年，有某部门的一个小官僚，宣布说，我们的民族复兴事业已完成百分之六十二，现在都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笑话。

目标是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实现的事情。

比如旅行，目标设定某城市，或某风景区，须花多少时间。这通常是可以按计划实现的。

又比如要写一篇论文，搜集材料大致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整理材料，理出线索，拟定提纲大致需要多少时间，再后，写作大致需要多少时间。这是可以规划的。虽不能每一步都能按时做到，但有一个规划，总是可以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努力工作。

我这里强调目标与理想的区别。意义就在于，我们做事，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设一个目标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不要漫无边际的做大题目，因缺乏可操作性，可能到头来，一事无成。

2.为什么说目标可以激发动力？

有目标，才会奋斗，去争取实现。没有目标，就会放任自己，随波逐流，一日复一日地过去。

因为有目标，会让我们对目标所定的这件事，这项工作，念兹在兹，心营目注，就不会心无所主，盲目瞎混。

所以说，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有了目标就会激发动力。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人，都可证明这一点。

我们先说古人的例子。

据说，苏轼在做杭州太守时，整治西湖，修筑堤坝，疏浚河道，赈济灾荒，事情相当繁钜。他每天或每一段时日要做的事情，一项一项地写在历纸上。完成一项，就划掉一项。

再说近代的例子

近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是这样，时常给自己预定目标，努力去实现。

如，1921年1月，当时顾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他给自己预定一月内的工作目标：

一、哲学书目校毕；

二、贵重书检完；

三、理科图表编完；

四、宗教书目编完。

下面两项如不能完，尽二月内做完。

再举一个外国人的例子。

我记得，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给他的儿子的38封信里也强调说到，要树立目标。如果不设立目标，就会放松自己，就会懒散，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就会让时间无代价地流逝。

下面我再讲讲我自己的经验。

我一向很重视计划性，不断地给自己规定目标。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格外繁重，我的负担也格外繁重。我要包办几乎全部的家务事；我还要替黎澍先生写文章，和帮助他完成某些上级领导交给他做的事情，如给领导人起草讲话稿，给中央相关部门提供所需要的历史资料等等。我自己也必须为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所以，时间总觉不够用，非常紧张，必须定计划，设目标，督促自己，决不能浪费时间。

比如：

1973年5月25日日记里记到：原曾计划6月读梁启超的作品，7月查报刊，8月，写民国资料丛稿所需要的《梁启超小传》。因情况有变化，看来至少需要推迟一个月。即8月上旬左右，把必须读的梁启超的作品读完，余20余日查报刊，9月开始写梁启超小传的初稿。10月或11月开始查胡适档案，为写《胡适小传》做准备。

又如：

1980年1月2日记到：从明日起，拟赶写《国会请愿运动》一文，考虑提纲，补充材料，争取春节前能有初稿。这篇文章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

又比如：1984年，我在赶写《胡适研究论稿》。作为该书的一部分的《胡适年谱简编》已赶出初稿，正在修改抄清。

7月8日记道：年谱已抄近12万字，尚有3万余字，争取3-4天内抄完。15日前寄给四川出版社。

7月15——25日，改定《博士学位及其他》一文；

7月26——8月16日，写出《胡适的教育思想》的初稿；

8月20日——9月初，写出《胡适政治态度的转变》一文的初稿；

9月中下旬，写《胡适与梁启超》一文；

全部工作，10月中旬以前完成。

一个月后，8月7日，又记到从8月8日起，更加详细具体的安排：

8月8日，修改《博士学位及其他》一文；

8月9日，到所里查材料；

8月10日，赶写政治态度转变一文，8月11日要赶写出初稿；

8月12日——15日，继续修改《博士学位及其他》一文，争取定稿；

8月16日——18日，修改《政治态度转变》一文。

8月19日起，抄稿，争取每3-4日抄完一文。

9月，先写《胡适与梁启超》一文；

9月下半月，写《胡适与陈独秀》一文。

以上计划，基本按预计完成，10月下旬，我就到四川出版社去看校样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若不这样，严格计划，督促和鞭策自己，那本书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当时之所以这么赶时间，是因为四川出版社要参加香港的图书展销会。后来，果然参加了展销会。所以那本书在香港的报纸杂志上报道得最多。

一个人，无论是做哪一行，要想有所成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给自己设定目标，去奋斗，去拼搏。没有目标，就会放松自己，随波逐流，是不可能有好的成绩的。

二、方法决定成就

一个人做事或做学问，若是不得其法，就不容易做出成绩。过去师傅带徒弟，从来不详细解说方法。就是让徒弟看师傅怎么做。你若不用心，就总学不会，学不精，做不好。这一方面是师傅怕教出好徒弟，自己丢了饭碗，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教育传统，思想传统，提倡“悟道”，不讲究方法。于是，那些悟性好的，就有所成就，悟性差的，一生碌碌无所成。近代教育，特别注重方法。所谓科学，一定是讲究方法的，不讲方法，算不上科学。科学就是讲究方法的学问。自然科学讲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讲调查研究。实验有实验的方法，调查研究有调查研究的方法。所以，胡适做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时候，他特别开设了一门课，叫做科学方法论，请各门科学的顶尖学者，来北大讲方法论，如请丁文江讲地质学方法论，请任鸿隽讲化学方法论，请唐钺讲心理学方法论等等，胡适讲“引言”和《结论》两部分。

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情，方法越精密，成就越大，方法越自觉，越容易出成绩。

那么，方法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方法的第一层含义是程序、步骤。做什么事情，如果程序搞错，步骤搞乱，结果一定不好，甚至还会发生危险。所以方法的第一个含义是程序与步骤。先要把程序步骤搞清楚。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比如国际政治，有政治家提出解决某一个政治危机的方案，其中必须包括一个路线图。路线图就是程序步骤。

方法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讲具体的操作方法。上面讲的程序、步骤。每一步，都还有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拿我们做学问来说，确定了研究课题之后，一定先去搜集材料，搜集材料有搜集材料的方法。比如，首先就自己掌握的情况列出参考书目，包括书籍、论文、档案等等，在搜集查阅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现一些原来列举参考书目时，还不曾想到的东西。所以搜集材料，总是范围越来越大，挖掘越来越深。总之，材料是占有得越充分越好。

做学问的高低精粗，主要在如何整理材料，分析材料，从大量的材料中发现其内在的联系，发现可以贯穿这些材料的中心线索。达到这一步，才可以动手写作。

这个整理、分析材料的过程，就需要思想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我这里要稍微讲一点逻辑。

逻辑有两种；一是形式逻辑，一是辩证逻辑。

先讲一讲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就是两种运思的方式：一是归纳，一是演绎。

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比如说，一切生物都是要死的。这本来应该是归纳得出的结论。但谁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地归纳。你不可能等到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死光，你才得出结论说，一切生物都是要死的。这里面包含着演绎的过程。就是人类发现生物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它有新陈代谢的能力。一旦新陈代谢停止了，生命就结束。而生物进行新陈代谢的器官不是永动机，他是会衰老和死亡的。所以生物体就都会死亡。这就是一个演绎的过程。至于演绎推理，更离不开归纳。因为一切演绎的大前提都是归纳得来的。所以我们说，演绎与归纳不能绝对分离，是互相凭借，互相包容的。

掌握形式逻辑，在研究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不要轻易做全称判断。我方才已讲过，归纳往往不是完全地归纳。这里面就隐藏着一定的危险性。

有一个故事，说古希腊一位哲学家到克里特岛游览，遇到一位克里特人，对他说，克里特人都说谎。那意思是叫这位游客多加小心。但 他不知道这位游客，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哲学家。任何人说的话，他都要思考一下是否合乎逻辑，是否真有道理。这位哲学家想到：这个克里特人说，克里特人都说谎，这句话能成立吗？他分析说，如果克里特人真的都说谎，他是克里特人，那么他肯定也说谎。那样，这个克里特人说的话，就不可能是真的。于是大前提便不能成立，这就是不合逻辑。

这故事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做全称判断。赵元任先生有一句名言，说“言有易，言无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言有 通常都是特称判断，比如说，北京有一个故宫，这是谁都知道的。不会有错。又比如你说，北京有很多庙宇。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说北京没有什么，你就得非常仔细地琢磨一番。不然很容易出错。因为你若说这里没有什么，比如你说。北京没有苍蝇，消灭了苍蝇。。这里就包含一个全称判断，就是你完全地，丝毫没有遗漏地搜查了全北京所有的地方，没有发现苍蝇。但这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说不定有一两处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你忽略了。假如某人从某个垃圾堆，或某个公厕里发现一只苍蝇，就推翻你的结论，就等于你说谎了。所以我说，对一个问题的观察研究，不要轻易做全称判断，要避免武断，避免绝对化。

要从根本上避免武断，避免绝对化，就不仅要懂得形式逻辑，还需要懂得辩证逻辑。

什么是辩证逻辑？跟形式逻辑有什么不同？

从根本上说，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形式逻辑是从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的状态去观察和研究事物。辩证逻辑是从运动和发展的状态，去观察和研究事物。

通常人们说，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它把科学精神提高到极致，去想平常人一般不去想，或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运动，我们一般人只看到物体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是用人力，或者是用机械力，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以为奇。但到了哲学家那里，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古代有一位怀疑派的哲学家，他叫芝诺。他以人人皆知的龟兔赛跑的故事提出他的怀疑论。我们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说小兔跑的快，回头一看，老乌龟落在后面好远，他以为老乌龟一半会儿赶不上，就睡下来休息，结果，乌龟慢慢赶上小兔，并超过了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也都毫不怀疑这个故事的合理性，而且，经常被人们用来做劝人勤奋的好事例。

但之诺提出，那个乌龟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小兔。为什么呢？

他说，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你们想，这个乌龟要赶上小兔，它必须先走过距离小兔二分之一的距离。他要走完剩下的那一半，还必须先走完剩下的那一半的二分之一，如此推论下去，乌龟又永远走不完二分之一。这个道理，其实中国古人也说过，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我们不能不承认芝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不是随便瞎说。

那么如此说来，从某一点到达另一点的运动岂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于是，哲学家发展出辩证逻辑一套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辩证逻辑最早得到完整系统的表述，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立场上重新加以表述。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明确地承认黑格尔对于辩证法的伟大贡献。

恩格斯说，运动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运动的物体，在某一个瞬间，它既在这一点上，又不在这一点上。假如，说它在这一点上，就等于说它在这一点上停止了运动，假如说它不在这一点上，或者说，它从不曾经过这一点，那也说明它不曾运动到这一点。所以说，只有明白，物体在一个瞬间，既在这一点，又不在这一点，运动才是可能的。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哲学史的教授叫第欧根尼·拉尔修。他给学生讲课时说，怀疑派哲学家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你们说，他们说的有道理吗？学生们回答说，有道理。的确，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然后，这位老先生叼着一个大烟斗，轻轻地从教室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后他停下来问学生们，你们看，运动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了。不然，这位老先生怎么可能从教室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呢。

所以，实践告诉我们，不能把片面的真理绝对化。要全面地，立体地，动态地去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这就必须引入辩证的思维方式，引入辩证法。

我们刚才讲的，解析运动的道理，就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立统一。一个事物，总是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的结果。一个人的品格，是他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所以，一个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绝对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绝对没有优点的人也是没有的。而且，一种缺点也很可能在另一种情境下却是优点。比如说，某个人很清高自负，这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缺点，但换一个角度去看，这种清高自负的人通常都不会去干那些偷鸡摸狗和投机取巧的勾当。这就是优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总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且其长处和短处，又都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当然是优点，而且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优点。但这个优点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觉得我们的文化是自我圆满的，一切都无须外求。就像当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时，对英国人说的那样，我们中华什么东西都有，无须外求，我们和你们做一点贸易，那是因为怜悯你们，没有我们提供你们茶叶、大黄等等东西，你们就过不下去。到了近代，突然发现，西方好多东西比我们的强。但只有极少数人肯虚心学习西方的东西，还要忍受被辱骂。大多数人不肯虚心学习，总觉得拜夷人为师是件不光彩的事。反观日本，是典型的岛国，文化简陋，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如人，就虚心学习。知道中国比他强，就学习中国。后来发现西方国家比中国先进，就学习西方国家。结果，它率先现代化了。当然了，它的现代化有些畸形，走向军国主义，自然要批判。

知道自己的短处，肯虚心向别人学习，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硬道理。

了解对立统一这一事物最本质的特点，对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非常有用。

辩证法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原理，如，从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量变到质变，已经很多自然科学加以证实。社会学也可以证实这个道理。否定之否定是从物质发展演变的形式上观察出来的。但这两条与对立统一比较起来，不那么重要。因为对立的统一是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毛泽东讲辩证法，只讲这一条，讲对立统一，讲矛盾论，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今天不是讲逻辑学。不必在此多讲。只是介绍一下。我们在整理材料，分析材料，驾驭材料的时候，如能掌握这些基本的逻辑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很有利的。

要讲治学方法。我的体会是，在大家都必须遵守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有的学问大家的方法，带有普适性，是许多人可以借鉴和效法的。有的学问大家，其方法不很具有普适性，是不容易借鉴和效法的。比如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我看就不大容易效仿。至今没有人敢说他是用陈先生的方法做学问的。但有的学问大家，其方法具有普适性，可以借鉴和效法。比如胡适先生的方法，影响甚大。孙楷第说，胡先生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和感染人的力量，是300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的。他说的也许有点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民国时期，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人文学的各领域出现的一些有成就的学者，很大一部分，都坦然承认自己受到胡适治学方法的影响，这是事实。

我今天不注重讲方法本身，讲胡适的治学方法如何，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如何，梁启超的治学方法如。我是要强调，方法对于取得成就的重要性。上面说的这三位大师，都直接讲过治学的方法问题，说明他们对于方法非常重视，对于方法高度自觉，所以都有大成就。

因为重视方法，对自己的方法充分自觉，做起学问来就少走弯路，避免无效劳动，所以就成就得快，成就得多。

我上面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但都是在大家都必须遵守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这基本的方法是什么？我在十几年前就指出， 基本的方法就是跟着事实和逻辑走。 这次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前言》里，再次强调这一点。所以我前边着重地谈到逻辑的问题。逻辑问题就是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问题。

怎才能形成或总结出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使自己少走弯路，避免无效劳动，取得较多较好的成绩？我想主要是靠自己随时注意反思和总结，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失败的项目，也可能是目标定的不合适，不切实际，所以无果而终。也可能纯粹是方法上的问题，或者是程序步骤有问题，或者是具体操作上有问题。反复总结提炼，慢慢就会形成自己的方法。有了自己的方法，再去与前辈大家们，诸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去对照，看有些什么可以进一步充实，进一步提高。

完全照搬别人的方法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总结出自己的，然后再去参考借鉴别人的。

我今天讲的，都是我个人的体会，对别人不一定有用，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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