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格最高的一场中日大战，非“将级”不得参战，军长只能当小兵

在抗日战争年代，中日之间爆发过大小战役数不胜数。

然而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在日本投降后，又有一场阵容堪称豪华的特殊战役发生，只不过这次战役发生的地点却比较特殊，因为它发生在北京战犯管理所。

决战之后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也越来越多。

对于国军俘虏如何处置，当时的解放军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一般士兵就进行宣传教育，之后他们自己可以自由选择是回老家还是加入解放军。

国军的很多普通士兵都是被强征的壮丁，对国民党并无感情，更不用提对蒋介石有什么忠诚心，这种做法自然可以。

但是对于那些黄埔军校出身，在蒋校长身边多年聆听训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样的方案显然就不适用了。

国军将领中草根出身者极少，很多在领兵之前已是达官显贵之家，不能和无产阶级共情，自然无法理解解放战争的意义。

如果直接将他们放走，他们很可能会想办法跑去台湾再次投入蒋介石麾下。

可要是直接将他们作为战犯判刑枪毙，那就还是封建时代的“成王败寇”理论。

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不能彰显解放战争对改造中国的意义，甚至合了大多战犯的意，他们很可能到死还会觉得自己的失败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

最终，为了彻底改造这些顽固的国民党死硬派的灵魂，也为了给这些曾经在抗战中有功于民族的将领一个重获自由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他们身上进行一项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验。

接下来的所有故事，就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路1号开启。

监狱风云

功德林，从名字不难看出这本是一座寺庙。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作为变法尝试的一环，清朝模仿日本的司法制度，将功德林改造成“京师习艺所”。

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里的作用是：

“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

本质上说，功德林算是中国的第一座劳动改造机构，还带有一定的先进性。

但到了1928年时，南京国民政府将这里设为“河北第二监狱”，此处也变为了关押政治犯的迫害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还专门组织人手突袭这里，救出那些所谓的政治犯。

然而到1949年，这里的正式名称已经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从全国各地被俘虏的一百多名国民党将领被纷纷送到此地接受学习改造。

说来也是好笑，虽然功德林监狱这是共产党设立的让国民党战犯改过自新的地方，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初期实际上对于机构的管理运营并无头绪，因为中共中央实在是没有多少盖监狱的经验。

此时站出来提供建议的反而是战犯中的一员，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

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的要员，文强对于监狱实在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一开始战犯管理所的所长跑来问文强，国民党的监狱都有什么规定，文强还以为这是来拿他寻开心。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所长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来找他学习的。

文强一边感到无语一边提供了很多切实建议，比如禁止犯人间互相谩骂殴打，效仿西方监狱让犯人们学会一两样手艺为将来出狱融入社会打基础。

最后更是引用代文人方苞的《狱中杂记》的内容，指出想要监狱里秩序井然，最好把犯人分组并指定每组的领头者，让犯人来管理其他犯人。

文强的所有建议，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充分记录研究了，但几天后当管理所的章程公布时，文强又不得不敬佩共产党的胸襟。

文强给所长提的所有管理措施都包括严苛的处罚，比如关禁闭或者克扣伙食，而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处罚措施却都是自我批评或者书面检讨。

国民党军官们在战犯管理所里学习理论，积极主动者如在平津战役中任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的陈长捷，甚至自费购买《资本论》研读。

劳动改造也是战犯管理所的重要一环，这些曾经不食人间烟火的将领们也要学习踩缝纫机等劳动技能。

不过很快这些国军将领却在管理所里发现了三个特殊的犯人，这三人都是日本战犯。

中日大战

从身份上来说，北京战犯管理所里关押的三名日本人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中国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

这三名日本人在管理所内不需要参与劳动。而国民党战犯除了身体有旧疾需要修养治疗的，或者是有历史材料需要撰写的，其他人都要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参加劳动。

在伙食待遇上，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大灶，国民党战犯大部分吃中灶，身体不好需要进补的可以吃小灶，而三名日本战犯也是吃小灶。

其中上村的妻子还留在中国，住在管理所旁边的住房里。上村被允许定期出管理所和妻子同居，他甚至在这期间有了两个孩子。

那么，我党虽然向来优待俘虏，但也不至于为日本战犯开如此特例，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这就不得不佩服当时领导人的决策了。

我们和国民党战犯同属于中国人，同宗同源，而且我军队伍从将领到战士，很大一部分从原国民军人员。再加上国共两党打交道几十年，对彼此早就了如指掌，但是这些日本人就不同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日本，中共中央很快判断出日本从此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桥头堡，而且不久后日本内军国主义定会死灰复燃。

这些现象现在看不足为奇了，但在当时绝对是有前瞻性的。

国家大事不是意气用事，一枪解决了这几个鬼子太容易了。

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作为我国的邻国，必定会成为我国周边的一处隐患，我们对日本人必须也要做到像对国军那样了如指掌。

而这几个日本战犯正好就是突破口，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心理，知己知彼，才可以做到防范于未然，避免抗战时期的惨状再次重演。

后来中国能在中日外交中掌握主动权，也印证了当时这一前瞻性做法的合理性。几个小鬼子换国家几十年的的主动权，这笔买卖并不亏。

但是国民党战犯很有怨气。这三名日本人平常在一块三角空地上打网球时，让路过的国民党战犯看着心生不满。

一天，原国军第64军中将军长刘镇湘挑着扁担从三个打网球的日本人身边路过。

日本人喊刘镇湘帮忙捡落在他脚边的网球，本就是暴脾气的刘镇湘终于按捺不住积压已久的怨念，直接把网球扔到一旁的煤堆里和日本人扭打起来。

本来一打三，刘镇湘应该讨不到便宜，但是周围其他国民党战犯闻声赶来后，纷纷加入战局。

一群最低军衔也是少将的原国军将领，各个展示出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很难看到的团结精神，一拥而上把三名日本人打了个落花流水。

事后大部分国民党战犯对这这件事颇为得意，刘镇湘更是主动出来承认：

“带头惹事者，国民党64军军长刘镇湘！”

当然，此事中我党的态度也十分明确，除了维持秩序外，别的一概不加干预。国民党揍日本人，揍了就揍了，不可能让国民党给他们赔礼道歉。

而且此事也侧面认证了一点，这几个鬼子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你们要是不老实，都不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出手，自然有人就收拾你们了。

然而，如果将国民党自己人做的一些事拉出来说一说，局面就立刻又不同了。

1949年2月国民党公然宣判岗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260名送往日本。

而这背后实际上有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让岗村宁次担当自己“剿共”的军事顾问的原因。

想到蒋委员长做出的事情，本还想着扯出民族仇恨的大旗来殴打日本人泄私愤的国民党战犯们一下子哑火了，犯人间的斗殴也就再没出现。

实际上这三名日本战犯虽然不参加劳动，学习却也是学的。上村拿着毛泽东的文章和国民党战犯讨论，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很有气势，此时反倒是国民党战犯这边嘀嘀咕咕，只选择顾左右而言它了。

度尽劫波

1958年2月17日，北京战犯管理所气氛和往日十分不同，因为这天是春节，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齐聚大礼堂，他们要在这里举办文娱联欢晚会。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原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演出了传统广西剧目《王佐断臂》，文强和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合演了改编版的《苏三起解》。

日本战犯人数虽然少，准备的节目却很多，上村几人表演了多套日本歌舞，其中赤裸上身在身上画出人脸的《大头舞》让国民党战犯们看得捧腹大笑。

然而在节目结束后，上村却和国民党战犯们解释，这是来源于山海经里刑天舞干戚的典故，是赞扬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在上村看来中国人是真正的战神。

经这一次，国民党战犯对管理所内几名日本战犯的看法也改变了很多。

战犯管理所内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少曾在日本侵略期间被日军夺去了至亲至爱之人，然而在这里他们始终将毛主席的话语作为思想的主导：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始终是去改造世界，不论是日本战犯还是国民党战犯，很多恶行不完全是他们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们拥护的那个统治阶级的罪恶。

若是不能成功改造这些人的灵魂，又谈何解放旧世界呢？

这次春节联欢后不久，日本战犯们就被转送去太原和抚顺的管理机构。他们临行前和北京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们一一告别，就连上村只有五岁大的儿子也和管理员挥手说“叔叔再见”。

这一幕让国民党战犯们也不得不感慨，在这场攻破灵魂枷锁的战役里中国共产党才是大获全胜的一方。

1959年开始，北京战犯管理所内的国民党战犯们分批获得特赦。

之后一直到1975年12月，功德林内的最后一名战犯也获得特赦，这个结束了历史使命的设施正式关闭。

国民党战犯们这些年在功德林心态到底是怎样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在所有国民党战犯中态度最强硬最不配合，也是1975年那个最后被释放的原国军第12兵团司令长官黄维应该是最有发言权，而在1981年的采访里他是这么说的：

“有人给我‘中国人’这3个字，我就什么都有了！大家都是中国人，理应同中容异，异中求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国共本是一体，天下哪有什么不能消除的仇恨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