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蒋经国去世,孙子蒋友柏仅八岁,失去依靠后,他过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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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的一天晚上,浙江奉化溪口武岭中学的礼堂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商人,他亲自摆了一桌晚宴,招待一些餐饮、文化、艺术、摄影以及音乐届的名流。

对于武岭中学,大多数人或许有些陌生,但对于它的创办者我们必定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其正是蒋介石,他之所以创办这个学校,是遵从了母亲的遗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礼堂也一直是蒋氏族人进行寿庆、演戏等活动的场地。

这次回到溪口的商人名叫蒋友柏,听名字就能猜出他与蒋家或许有着某种不一般的联系,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此人是蒋介石的嫡系曾孙。

对于蒋家人来说,溪口是祖籍所在地,是蒋介石的故乡,这里有很特殊的意义。蒋介石去世后悬棺待葬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大陆,而蒋经国在去世后同样选择殓而不葬,也是希望后人能够将他安葬在溪口老家。

后人蒋友柏回到溪口,是将自己自己的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大陆营运总部设在这里“故里”,建立两岸城曦文创生态园,在活动结束接受采访时,蒋友柏感慨自己作为一名商人,仅从生意的角度来说,不一定会选择奉化,但这里除了生意之外,还有某些有深层价值的东西。

当然,为了这个“深层价值”,他此前也一直在努力着。蒋友柏没有选择随意回乡,而是直到准备工作齐全后,他先来到大陆做生意,继而等时机成熟后回到老家。



一、悬崖边上的贵族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所谓花无百日红,蒋家父子虽然在台湾延续了两代统治,但终究还是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即使偶尔有后人露个脸、刷个存在感,也基本上不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与关注。

1976年9月10日,就在毛主席去世后的第二天,远在台北的蒋家诞生了第四代中的第二位曾孙,他便是蒋友柏,斗争了半辈子的毛主席与蒋介石似乎在冥冥中还有着某种特殊联系。

蒋友柏出生时,正值台湾经济起飞的当头,他的曾祖父虽然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去世,但祖父蒋经国却在他两岁时正式接过了台湾的权柄,执掌大权。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蒋友柏的童年依旧是过着贵族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犹如拥有一盏阿拉丁神灯,想要什么,只要开口就能得到”。



虽然蒋家后人或多或少享受到的荣光都是来自蒋介石,但蒋友柏并没有见过曾祖父。在他的孩童年代,曾祖父也只有一个名字“蒋公”,在其十二岁之前,蒋友柏没有听过人们对他的第二种称呼。

蒋友柏生活的很精致,曾经母亲为了他上学,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来挑选学校,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将其保护的非常好,当然他也不能随意与同学们进行户外活动,因为这可能会给他带来安全问题。

蒋友柏后来在博客中就详细描写过这种颇具有神秘感的童年生活:“小时候, 我们住在阳明山上,我和弟弟蒋友常读的是天母的奎山小学和中学。那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两个保镖跟在身边。”

对此,他曾感慨道:“这种童年的记忆,让我感觉姓‘蒋’是真的好。”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时候,这些“福利”对蒋友柏而言也是一种制约,比如与爷爷奶奶一起吃饭时。

大家族的吃饭不是随随便便的聚餐,而是有着各种严格规矩的。

在蒋经国生前,每周二和周四,蒋友柏和蒋友常两兄弟都会陪爷爷一起吃饭,这种吃饭并没有什么享受可言,反而要被各种束缚。



吃饭时,大人没有开动之前,小孩子不允许动筷子,只能等动筷后才能开始吃,而且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真正要做到“食不言寝不语”。

不仅如此,与蒋经国一起吃饭时,蒋友柏还不能把手肘放在桌子上,也就是不能撑着胳膊吃饭。也不允许浪费,盛了多少饭就要吃多少,夹了多少菜就都必须吃完。在吃完饭后,还需要把空的碗放在盘子上。

而即便是吃完了饭,也不能说走就走,随意离席,要离开餐桌就必须得到大人的许可,等大人允许后再离开,同时还要礼貌性的说上一句“大家请慢用”!

这种形式的用餐,对于普通人而言吃起来是十分枯燥的,即使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反而十分不自在,毕竟这可是军事化管理的餐桌礼仪。

不过身为“蒋家后人”,显然这些麻烦事在蒋友柏所享有的福利面前都算啥事,毕竟他已经体验到了许多常人难以体味的特权。

到了周末,往往是他们一家人放松的日子,一家人先是去教堂做礼拜,然后再自驾游,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经常会亲自开车带着家人出行。



这种享受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毕竟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即使经济开始腾飞,汽车也没有完全普及开来。

当然,不管路途远近,一样都会有人随行护卫。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门依然算是前线,当时的金门除了驻守的士兵,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就是禁区,寻常人是难以涉足的。但蒋孝勇就可以带着两个儿子前往观光,领略金门的氛围与风景,这种旅行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特权了。

不仅如此,由于父亲蒋孝勇担任过台湾射击协会的理事长,所以他在参加协会活动时,常常会带上两个儿子,教他们射击、打靶,以及枪械构造和原理。

多年以后,蒋友柏回忆:(他)依然对左轮手枪的特性非常熟悉。

这种能够随时触碰枪支、了解其原理并进行拆解、组装的活动同样也是特权的写照,因为当时台湾的学子们直到高中军训时才有机会摸一摸真实的枪,在整个高中三年,学生们打靶的时间累计起来都不会超过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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