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于双戈抢银行，女友因包庇罪被判刑，却在狱中收到大量情书

这是1987年上海人尽皆知的于双戈抢银行案，他没抢到一分钱，事后却被判死刑。

他的女友和朋友为了义气帮助和包庇罪犯，在后来被双双判刑。

以至于上海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朋友要交徐根宝，老婆要找蒋佩玲。

甚至，蒋佩玲在狱中都收到了无数求爱信。那么后来的蒋佩玲怎么样了呢？

抢劫银行

1987年11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于双戈来到了上海外语学院附近的中国工商银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内。

银行占地30多平米，前后有两扇门，顾客一来就能被看到。

他在柜台附近张望了一会儿，发现这里有四名柜员，便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几名柜员虽然感到很古怪，但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危险。

中午12点左右，银行关门午休，职员们轮流外出吃饭，只剩下朱亚娣在打电话。

此时，于双戈敲响了银行的后门，朱亚娣还以为是同事回来了便去开门。

谁料，一打开门，一个男人居将她推了进去，随后一把手枪便抵在了自己脑门上。

朱亚娣虽然很害怕，却依然勇敢地拉响了警报并大声呼救。

于双戈对于她大吵大闹的行为非常气愤，一下子就扣动了扳机，随后顾不上抢钱就跑了。

下午3点，于双戈强行镇定下来，邀请女友蒋佩玲外出玩耍。

两人白天在咖啡厅闲聊，晚上又去了歌舞厅潇洒，直到晚上12点才回家。

蒋佩玲发现男友总是魂不守舍，答非所问，只以为他是因为工作调动后心情不佳。

当晚，两人留在了蒋佩玲的家中过夜。

然而，第二天醒来，于双戈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她震惊了：“玲玲，我抢了银行杀人了，你赶快弄点钱来，我好逃跑。”

蒋佩玲吓得连忙说“不可能”，直到对方拉着她的手说出了作案经过，她才突然惊醒过来。

但她并未报警，而是向自己的大姐借了200元钱，随后对着男友说道：“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就要生活在一起，我陪你一起逃走。”

自首还是逃亡

话说另一边，于双戈在抢劫的前一天给母亲留了20元钱，随后便匆匆出门了。

母亲越想越觉得古怪，心中害怕是不是债主找上了门，儿子要做什么傻事。

晚上，儿子一夜未归更是让夫妻俩十分担忧，父亲第二天就到了蒋佩玲家里去。

母亲则来到儿子的房间寻找线索，不料居然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看到了一把手枪和无数子弹。

随后，母亲也来到了蒋佩玲家中。

于双戈本想用自己患了疾病来解释一夜未归的问题，谁知父母已经发现他私藏枪支弹药。

见事情暴露，他只好坦白了抢银行的事情，还央求着父母放他一条生路。

于父是个基层干部，深知儿子逃不掉，果断要求他去自首。

于双戈杀了人，自知自首也难逃一死，央求了许久父母仍然不肯放他走。

随后，他哄骗父母道：“自首也可以，我进去拿些衣服好去坐牢。”

随后，他便与女友各自写下给亲人朋友的信件，收拾好行李财物走了出来。

而就在父母放松警惕时，于双戈将其推倒，随后带着女友疯狂地跑下了楼。

此时，于父反应过来，站起身追出楼去，大喊道：“捉牢伊！捉牢伊！”

蒋佩玲被这喊声惊吓得六神无主，加上没有于双戈跑得快，脚一扭就摔倒在地。

等她再抬起头准备追赶男友时，却发现对方早已经跑没影儿了。

绝望的她只能跌坐在原地，任由路人和于家父母抓住自己送往公安局。

枪从何来

此时，警方还在为昨天的银行杀人案而苦恼。

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本案是情杀，因为罪犯并未抢走银行的任何财物。

但经过调查后发现，死者朱亚娣32岁，丈夫在几个月前刚刚因为尿毒症病故。

她一个人带着两岁半的孩子很不容易，便找了个新男友，案发时就是在和男友通话。

警方觉得情杀的可能性不大，但又没有监控，找不到犯罪分子的消息，因此很是苦恼。

80年代的上海

不过第二天就有了2条线索，第一条自然是于家父母的报案。

第二条则是有人发现银行附近有一辆黑色永久牌自行车停放了一天一夜，车垫上还有没干的雨水。

当时的自行车很值钱，不可能有人把车停在外面，所以这人就根据这一点报了警。

后来的调查发现，自行车是于双戈从同学单志龙家借的。

单志龙的父亲在借车前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当天下午1点前还车。

结果因为于双戈没有来还车，还对儿子抱怨了很久。

这两条线索基本将嫌疑人锁定在了于双戈身上，警方立刻梳理了他的社会关系，先是审问了其女友蒋佩玲，希望她能够说出对方逃跑的相关线索，但蒋却一言不发。

随后，警察在于双戈家里搜到了两把五四式手枪、一把六四式手枪、268发子弹和一副手铐。

这才联想到海运局的茂新轮船在前几天丢失了这些物品，而于双戈曾经在轮船上当海警。

为何抢银行

说起从茂新轮上偷枪支弹药这件事，那就不得不提到于双戈抢银行的理由了。

话说，于双戈出生于1963年，父母是山东莱阳的，在他2岁的时候将其送给现任养父母抚养。

于家夫妻没有孩子，对这个小儿子视如己出，十分疼爱，还送他读书上学。

于双戈自己的学习成绩也算是不好不坏，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

但毕业后，他在虹镇老街却没有正经工作，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年时光，学会了抽烟打牌。

自那以后，于双戈花钱越发大手大脚，但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

因为在虹镇老街听惯了老上海的帮派故事，他也很讲义气。

只要朋友开口，甚至可以立即去卖血给对方钱。

一年后，父母通过关系让于双戈进入了海运局当乘警，月薪80多元。

由于工作体面，待遇又好，他交了3任女朋友。

但因为花钱大手大脚的攒不下钱，前两段感情都很快吹了。

1986年11月，蒋佩玲走进了他的生活。

蒋佩玲的身世是比较令人同情的，15岁时失去了父亲，21岁又失去母亲，与姐姐共同生活。

成年后，她在东海船厂找了份工作，月薪有60多元。

因为工作要与海警打交道，两人很快便看对了眼。

虽然于双戈花钱大手大脚的，但至少对她非常好，这让没了父母的蒋佩玲觉得十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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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眼看着两人预定在1987年五一或者十一期间的婚期到来，于双戈却还是攒不下钱来。

因为这件事，蒋佩玲的姐姐就让她暂时不要结婚，这让于双戈十分苦恼。

9月份，他利用职务之便帮人走私香烟牟取暴利，事发后被领导调到公交车上售票。

售票员的工作虽然很闲，但待遇降了一大档，也不如海警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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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婚期再次来临，于双戈便去试着赌博，结果欠下了一万多元的“爪子钱”。

2个月来，他收到了频繁的催债威胁，于是便想起了抢劫银行的主意。

11月13日于双戈带上羊角榔头和旋凿等作案工具，偷偷潜入了茂新轮。

随后，撬开了船上的保险箱，偷走了3把手枪和无数子弹。

离开轮船后，他到了好朋友徐根宝家里，直接交代了自己偷枪的事情。

徐根宝看着手枪倒吸一口凉气：“你糊涂啊，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于双戈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偷都偷了，你说怎么办？”

“你赶紧趁人没发现还回去还来得及，不行丢到黄浦江里，或者去自首吧。”

然而，于双戈却称自己要做一件大事，希望好朋友帮自己隐瞒。

为了哥们义气，徐根宝不仅帮他隐瞒了案情，还帮其销毁了撬保险箱的工具，并借给他600元钱，最后还代为保管了这些枪支弹药。

不得不说，做兄弟做到这份儿上，也不愧被后来的人说“朋友要交徐根宝”了。

判刑难题

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亡到浙江宁波的于双戈，很快就在11月23日被抓捕归案。

案情简单，证据确凿，所以他在12月4日就被判了死刑。

12月8日，由于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狱警知道他没几天活头了，便准备纸笔让他写遗书。

于双戈拿起笔后百感交集，哭哭停停地分别给养父母、徐根宝和蒋佩玲等人写信。

其中给女友写的信长达30多页，一直写到凌晨2点，可见两人是有真感情的。

狱警还特地给他泡了一碗方便面，对于当时那个年代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

12月11日下午2点，于双戈被押赴刑场，在24岁的年纪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轮到给徐根宝和蒋佩玲判刑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按理说，这两人犯了包庇和窝藏杀人犯的罪，在当时判死刑都不为过。

但上海那时候毕竟已经很开放了，按理来说，这两人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这么判死刑又让人有些于心不忍。

就这样，著名的大律师郑传本决定为他们作辩护，而上海检察院这边则派出了大学毕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女检察官。

这场罕见的辩护案得到了上海电视台的直播，在2月9日当天，上海无数人守在电视前观看双方的辩论，据说当天节目的收视率高达97%。

在法庭上，两人依次回答了法官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要包庇杀人犯？”

蒋佩玲回答道：“他是我男朋友，周围的人和我的姐妹们都知道，他做下这种傻事以后没人会跟着他了，所以我更不能离开他，死也要死在一块。”

这话给上海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足以减轻她的刑罚。

郑律师则为她辩护道：“蒋佩玲虽然窝藏和包庇了罪犯，但在包庇期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起诉书中说蒋佩玲在派出所门前被截获，如果她要潜逃，怎么会选择经过派出所呢？这分明是想去自首！”

郑传本律师

轮到徐根宝时，他看上去老实巴交，说话也很直接：“我知道这是犯罪，判我多少年我都认了，但是让我出卖朋友，我做不到。”

这两段话使得上海流传出了“老婆要找蒋佩玲，朋友就交徐根宝”的传言，甚至后来还有不少人给狱中的蒋佩玲写求爱信，可见二人虽然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也有令人敬佩的一面。

最终，法院判处蒋佩玲有期徒刑３年，徐根宝有期徒刑５年。

两人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蒋佩玲还被安排在监狱内的新岸艺术团服刑，有时会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登台演唱歌曲。

蒋佩玲

1990年重返社会后，蒋佩玲先是回到老单位东海船厂，后来又到“多灵”歌舞团成了演员。

3年后，他与乐团负责场景布置的傅大哥结为夫妻，但一直比较低调。

2009年，郑传本律师去世时，蒋佩玲才再度露面参加了追悼会。

当然，回顾本案，虽然我们的关注点都在蒋佩玲与徐根宝的个人义气上，但正如他们在最后的认罪陈述中说的那样，这种没有理智的感情让他们做错了事。

尤其是因为徐根宝窝藏枪支，最终导致无辜的银行柜员身亡，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