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选择以俄为师——苏俄对华宣言的背景及影响

众所周知，韶山他老人家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砖政》）。

实际上，十月革命对我进步人士的影响微乎其微，进步人士之所以转向苏俄，“走俄国人的路”，恐怕最主要还是苏俄对华宣言所引起的。

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炮响一年之后，先行者李大钊才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一文，陈独秀约在1919年下半年之后才缓慢接受教义，韶山他老人家更是到了1919年9月1日还步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后尘，在长沙创立“问题研究会”，他在给斯诺的自述中，也说到1920年夏天他才转为正教传人，那时炮响都已经两年多了。

可见，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的绝非十月革命，而是有另外的糖衣炮弹。

（一）苏俄对华宣言的背景

在展开苏俄对华宣言之前，似乎有必要将此历史背景交代一番。

1917年8月，北洋政府正式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宣战。

其后，苏俄十月革命成功，震撼世界。新生政权退出协约国，与德国单独媾和，惹起列强不满，其独特的体制与种种出轨的经济政策，让那些与苏俄有新仇旧怨(英日两国与沙俄利益冲突最多）的国家，纷纷加入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1918年3月之后，日、英、美、法等国发动对苏俄的围剿。北洋段政府也紧随其后，于1918年4月17日发兵海参崴，参与干涉行列之中。

1918年5月，日本取得段政府给予其出入东北及蒙古的特权，将8万日军开往东北，它随时都可以占领中东路，作为武装干涉苏联的工具。

8月，远东地区的协约国干涉军已有9万之多，再加上盘踞此带的白军，直接威胁到苏俄西伯利亚地区；此外，中国满蒙地区还有众多白军，他们在协约国的支持下，不时发动对苏俄的攻击。

正在此内忧外患之际，苏俄不得不从协约国内部寻找突破口，而最大的突破口就是中国。

早在1918年1月，苏俄为了拉拢中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股股长伏时涅夫斯基就已经向北京驻俄公使秘书李世中表示，“苏俄政府准备取消帝俄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及租界”，中东路问题可由中国有偿赎回，考虑到中国“无此资本”，可以由两国合办（详见才家瑞《1917-1924年的苏俄中东铁路政策》）。

1918年7月4日，苏俄害怕中东路被日人所占对己不利，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放出风声，“我国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所有掠夺品，恢复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主权”，“放弃在中国和内蒙古的治外法权及一切权益，撤销沙皇在各种借口下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重税负担，撤销帝俄时代所有在华使馆的武装部队”，并且继续重申中东路可由中国方面“有偿赎回”。（出处同上）

段政府顾忌日本人，对天使的示好行为，不但没有理睬，还加以种种敌对行为；段政府还在8月22日发表《海参崴宣言》，表示不惜与苏俄为敌，说它是卖国政府还真没冤枉它。

可见突破还需要时机。好在造化感人，天赐良机，“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受挫为天使的步道打开了一扇大大的大门。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一时群情激奋，爱国学生纷纷以“内惩国贼，外争国权”“还我青岛”的口号走上街头，一场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就此发生。

朋友，我们本是战胜国嘛，还我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取消领事裁判权，本是应当的嘛。

可是，政治毕竟是最现实的。彼时的世界还是靠拳头说话，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下，谁愿意为弱国发声，纵美国有心帮我，它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诉求也会有所妥协，而且利他的理想主义根本不是国家至上的自利主义的对手。

无奈当时的知识分子，无视国际政治的复杂，皆以战胜国自居，以威尔逊为强援，认其为“世界上第一大好人”，天真地以为“公理胜于强权”，幻想民族自决，沉浸在一片虚幻的快乐之中。

现实是残酷的，列强把和会当做分赃会议来办，不把中国人当人的做法，引起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慨。现实的打脸，英法的无情，美国的出卖，“打破了中国学西方的迷梦”（韶山语）， 从而认清“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陈独秀语）。

相比西方列强的目光短浅，新生苏维埃政权却目光远大，能“以平等待我”（孙中山语）弱小民族，积极向我发出友善信号，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让我知识界对之产生无限好感。

在救国的路上，再走老路就是自寻死路，而走欧美的路却屡屡碰壁，“此路不通”，独有斯拉夫的天国大道在向我进步人士招手。

（二）三次宣言的内容

有被传道经验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传道者向我们传道时，会声明信道的种种好处，比如平安、健康，家庭和睦，死后还能升入天堂。我们看看苏俄开的支票如何？

一、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庚子赔款，废除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归还以侵略手段而在中国取得的土地。

附注：在宣言前，苏俄鉴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核心诉求是国家主权问题，便认为中国若与苏俄尖角，定会主张归还中东铁路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对中国有利的要求，苏俄可以慷慨地予以满足，以便为自己获得一个盟友”。

此外，第一次宣言时，苏俄与中国接壤的西伯利亚地区还在协约国干涉军和高尔察克白军控制之下，两国交通的阻隔，使苏俄政府无法在当时把宣育文本送交北京政府。1920年3月，北京政府才收到苏俄对华宣言的法文本，此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此外，该宣言也并未指明废除的不平等条约是否包括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为后续的变更埋下伏笔。

二、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内容与第一次相近，但是取消了“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并且将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时间限制在1896~1917之间。

附注：此时，高尔察克白军已彻底崩溃，除日本仍盘踞在以海参崴为中心的远东滨海地区外，美、英、法军队已撤离远东。根据列宁倡议成立于1920年4月的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已成为苏俄和日军之间的“缓冲国”，苏俄政权已进一步巩固。

但是，当苏俄得知中国要参加华盛顿会议之时，于是苏俄政府派出了以A·K·裴克思为首的第一个使华团。1921年12月24日，裴克思在北京对中、美记者发表谈话，“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苏维埃共和国愿依照历次宣言将此路交还中国。此行使命即与中国外交部商量将此路交还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之办法，绝对不求取任何财政与经济的利益。....其为全部或一部，不使中东铁路归于第三国"。(转引出处同上）

1922年8月，苏俄派出的第二个越飞使华团来到北京。1923年1月26日，越飞照会北京政府，正式否认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并不承认1920年3月北京政府收到的法文本的有效性。

1923年1月26日，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中东路之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况”。

三、1923年9月4日，苏联加拉罕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对中国的承诺，“切实声明两次宣言之原则与精神，依然为俄国对华关系之原则”，“目前新俄对华所怀之旨趣，与俄皇时代之旨趣与要求，绝对不同”。

附注：1923年11月，加拉罕在北京发表“更正声明”，再次强调第一次对华宣言没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

1924年2月22日，此时苏俄已与国共合作，所以加拉罕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态度强硬，关于中东路更是图穷匕见，“本代表鉴于贵国目下情形不能将中东铁路让与贵国，且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对于东路主权完全归还中国一节，何以其他权利中国人民但要求俄国归还不要求他国归还？”(转引出处同上）

（三）宣言的效果

苏俄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于1920年初传入中国，马上就在舆论家迅速引起巨大反响。

首先，该宣言非常巧妙，称呼先是“中国国民”，后是“西南政府、北京政府钧鉴”，在行文中也以“中国国民”为对象，“致亲爱之词于中国国民之前”，“今劳农政府向中国国民提议”，有那种人民驾于政府之上之势，让人感觉亲切异常。（详见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P 48 ）

邵力子回应道，“国民呀！人家这样看得起我们，我们自己，还可以妄自菲薄吗?”（1920年4月6日，《为公理表示感谢》）

叶楚伧呼吁，“他既经声明是对中国国民发表的，是中国的国民，接了这通牒以后，不管中俄现在的国际关系如何，总应该写一封回信给他。”（1920年4月6日，《还我旧物的俄牒观》）

其次，该宣言知道中国人对巴黎和会不满，不愿以亡国奴自居，爱好自由，它的内容处处针对中国人的诉求而发，“如中国人民，因吾等之提议，愿意为一种自由之民，而逃免于巴黎和约所陷中国于朝鲜、印度第二之厄运，深望与俄国农民工人及赤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力战！”（劳农政府讲和通牒原文》《晨报》，1920年4月3日，第2 版。）

所以，敏感的北京学界听到宣言后“异常欣喜”，立刻“召集临时会议”，认为对此“应有相当之表示，方不负劳农政府此番之盛意”，最后决定派代表赴外交部探询真相；并由北京学界全体具名，致电苏俄劳农政府，表示“中国国民”对该政府“根本承认”；呈请政府，速依民意，决定对俄方针。

其他如基督教救国会、电工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均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果均为代表“中国国民”答复苏俄。（详见上述周月峰《“列宁时刻”》）

如蒋梦麟在《西潮与新潮》里回忆，“苏俄对中国的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欢迎”。杜威更是感叹，这个宣言引起了“空前的轰动”（见杜威《中国的噩梦》）。

（四）尾声：为何“走俄国人的路”？
如韶山他老人家所述，（五四之后）大家从学习欧美的歧路中惊醒过来，从原先的美国崇拜、威尔逊崇拜，转变到苏俄崇拜、马列崇拜。

巴黎和会之前，如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1913.11-1919.9）所云，“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寄予那么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赖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原则的多次声明”，“中国人非常相信我们的力量、影响和对原则的忠诚”；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把美国当成“唯一之友”。（转引自周月峰《列宁时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与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

而巴黎和会之后，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大家被瞬间击垮，悲观、绝望之中，忽然来自俄国的福音向我们传播，“我这里不需要割地，不需要赔款，就能享受永世的和平，而且我这里还有套绝世无双的制度，兄弟，送给你，不要钱”，所以举国皆为苏俄而狂的心理不难理解。

至于苏俄对华宣言之后的情况，就是苏联取代美国，迅速以为劳农大众及弱小国家代言的正义形象深入人心。

恰如蒋梦麟所云，苏俄“准备把北满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并且希望中国能够顺利扫除军阀，驱除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它这一招的后果“就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西潮与新潮》，P109，团结出版社）

路铺好了，福音东传之后，进步人士就有了方向。

从此，中国就有了方向。阿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