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92年，关于是否修建三峡大坝，9位专家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后来怎么样了？
1956年6月，一代伟人毛主席挥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首小小的诗序将引出怎样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类史诗。
这就是中国长江三峡工程。
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其著作《建国方略》中，大致表达过修筑三峡水坝的构想，这便是中国人“三峡梦”的开端。
到了1944年9月，美国垦务局水电专家萨凡齐，受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邀请。
冒着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在三峡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并协同中国技术人员，历时40个昼夜，撰写了轰动世界《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在报告中，萨凡奇难掩对找到三峡这一理想选址的激动心情。
他诚恳地写道：“为中国计，为全球计，实现此一计划，实属必要之途也。”
然而，三峡工程地推进实在是一波三折。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工程渐渐被提上日程。
但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对已有议程中三峡工程的议题，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他们反对的理由各执一端，总结下来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
从功能上来看，三峡工程对解决防洪问题的帮助并不大，不值得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而三峡水电站的发电功能，完全可以先从支流的开发入手，循序渐进。
而从后果上来看，三峡大坝的修建显然对航运不利，且大坝横江所带来的泥沙问题，甚至会把三峡变成“驼背长江”。
最后，从军事防御角度来看，三峡大坝的防空问题也是一个严重隐患，不容忽视。
对此，谨慎的中共中央国务院，选择虚听取专家建议，放慢了三峡工程的开动计划经研究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对三峡工程开展重新论证。
1986年6月，北京的这个夏天显得尤为热闹。
在中南海，由国务院牵头，原水利电力部组织了，来自14个专业组别的412位专家，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三峡工程可行性大讨论。
当时，全国的50个学术团体，各自推举了两位代表参加论证。
我国著名地理专家郭来喜，作为地理学会的代表，参与到了反对一方的阵营中。
郭来喜的反对理由，主要是针对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与负面影响之间的权衡。
以1870年7月，长江上游的特大洪水为例，三峡工程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仅是大型水灾期间该河段58小时的流量，效果有限。
而三峡工程施工期间所造成的断航，很可能会加剧三峡地区的人地矛盾。
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也会造成水土流失，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尽管郭来喜从小立志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峡梦”，但在现实的权衡下，他还是从自己的学术立场上讲出了真心话。
因此当1992年3月25日，邹家华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做出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
郭来喜立刻连夜发送传真，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提醒专家组注意权衡利弊。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泥沙专家方宗岱，也对三峡工程报以高度严谨的态度。
在他看来，在三门峡修建水坝、水库关中中原有潜在危害。
方宗岱的看法，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导。
1985年，他跟随全国政协孙越崎，带领的三峡考察团，开展了为期38天的实地调查。
并立刻发表三篇论文，希望引起工作组对泥沙问题的重视，但最终杳无音讯。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92年第七届五中全会。
三峡大坝工程问题，迎来了最后的表决时刻。
在这个历史性的表态环节，共有9名专家表达了最高反对意见。
其中除郭来喜、方宗岱外还有侯学煜、何格高、覃修典、李玉光、廖文权、伍宏中和黄元镇，他们都是来自植物、泥沙、水利、水电、土地、移民等各领域的顶尖专家。
分别指出了三峡工程的技术、经济、军防等隐患。
不过，时代趋势是不可逆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1993年1月，三峡建设委员会在第七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声中应声成立，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始。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三峡大坝更加持续稳定地运行着，昔日的诸多隐患也得到了一一解决。
参考资料：
李锐 自然辩证法通讯《一个敢讲真话的老科学家──怀念泥沙专家方宗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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