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日，85岁高龄的包惠僧在北京家中猝然离世。

这位曾与周恩来有刎颈之交、被毛泽东了如指掌的中共一大代表，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从湖北乡村走出的青年学子，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之一，再到国民党高官，最后回归新中国怀抱，包惠僧的人生轨迹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他与周恩来的友谊，毛泽东对他的了解，以及他在中共一大代表身份上的争议，都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迷人谜团。

1895年1月15日，包惠僧出生在湖北团风县但店镇溢流河拱桥铺村的一个小山坡下。他的学名是道亨，号贵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年轻的包惠僧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踏上了求学之路。

湖北省立一师成为了包惠僧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不仅汲取了知识的养分，还萌生了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毕业后，包惠僧成为了《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的特派外勤记者。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1919年，二十四岁的包惠僧决定北上求学。他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起了旁听生。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思想，也为他日后的政治选择奠定了基础。回到武汉后，包惠僧结识了同乡陈潭秋。两人都是《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共同的工作经历让他们的友谊日渐深厚。

1920年1月29日，包惠僧来到天津采访学生运动。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学生领袖——周恩来。这次采访成为了包惠僧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开启了他与周恩来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回到武汉后，包惠僧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1920年2月5日，他结识了陈独秀。不久之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刘伯垂带着陈独秀的一封信找到了包惠僧，希望他在武汉联系一些人创建共产党组织。

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也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希望在武汉建立共产党。就这样，包惠僧结识了董必武，并逐渐卷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

在这段时期，包惠僧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先后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在1914年，当时他还在湖北省立一师读书，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新娘名叫丁雪姣。第二次婚姻是在1922年，新娘叫夏松云，是江苏高邮人。然而，这段婚姻最终以分居告终。

恰在这时，在包惠僧家做家庭教师的谢缙云走进了他的生活。谢缙云成为了包惠僧的第三任妻子，并陪伴他度过了余生。正是在这段时期，包惠僧改用了"包惠僧"这个名字。据谢缙云回忆，这个名字源于董必武的一封信。董必武误将"包悔生"写成了"包惠僧"，包惠僧就此沿用了这个名字。

在这段时期，包惠僧还因与父亲生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悔生"。这个名字反映了他复杂的家庭关系和内心世界。从"道亨"到"悔生"，再到"惠僧"，包惠僧的名字变化折射出他人生的起伏和思想的变迁。

周包友谊 风雨同舟六十载

1920年1月29日，天津的寒风中，一场改变命运的相遇悄然发生。年轻记者包惠僧来到天津，采访当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在采访中，他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学生领袖——周恩来。

两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周恩来的睿智与热情深深吸引了包惠僧，而包惠僧的才华与理想也让周恩来印象深刻。这次偶然的相遇，成为了两人长达六十年友谊的开端。

随后的岁月里，包惠僧和周恩来的友谊不断加深。1921年，包惠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在党的工作中，他与周恩来有了更多的交集和合作。

两人常常在深夜促膝长谈，讨论国家大事和革命前途。他们共同为中国的未来奔走呼号，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相互扶持。周恩来欣赏包惠僧的才智和勇气，常常向他请教意见。包惠僧则被周恩来的远见卓识所折服，视他为知己。

然而，历史的洪流并非总是平静的。1927年，包惠僧因为某些原因脱离了共产党。这一决定无疑给两人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如此，周恩来并没有因此疏远包惠僧。他理解包惠僧的选择，尊重他的决定。即便在政治立场不同的岁月里，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周恩来始终关心着这位老朋友的近况，时常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传递消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时的包惠僧已经在澳门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周恩来得知老友的处境后，立即派人联系包惠僧，邀请他回到祖国的怀抱。

包惠僧回国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周恩来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老友的情谊，也展现了新中国海纳百川的胸怀。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周恩来多次邀请包惠僧参加国务活动，听取他对国家建设的意见。每逢重大节日，周恩来都会派人向包惠僧问候，送去节日的祝福。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继续绽放。

1976年，周恩来离世。包惠僧悲痛万分，写下了大量的回忆文章，追忆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他将自己称为"栖梧老人"，以此纪念与周恩来的深厚友谊。

1979年，84岁的包惠僧在北京家中离世。虽然周恩来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友谊却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从1920年的初次相遇，到1979年的永别，包惠僧和周恩来的友谊跨越了近六十年的时光。

这段友谊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经历了政治立场的转变，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真挚。它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情谊，更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的缩影。周恩来和包惠僧的友谊，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周恩来和包惠僧的友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情感的珍贵，更是一个政党的胸怀和气度。这段友谊，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和情怀。

毛泽东知己 洞察包氏人生路

1921年7月，上海石库门，一群年轻人秘密集会，共商建党大计。其中，有两个人的目光在人群中交汇——一个是来自湖南的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湖北青年包惠僧。这是两人的首次相遇，却成为了日后毛泽东了解包惠僧的开端。

会议期间，毛泽东敏锐地观察着每一位与会者。包惠僧的才智和激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虽然没有太多交谈，但毛泽东已经在心中记下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随后的岁月里，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关注着包惠僧的动向。他听说包惠僧在党内工作积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对这个年轻同志的表现感到欣慰。

然而，1927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了毛泽东的耳中——包惠僧脱离了共产党。这个消息让毛泽东感到意外，但他并没有立即对包惠僧下定论。相反，他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包惠僧的动向。

毛泽东了解到，包惠僧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尽管立场不同，但毛泽东并未对包惠僧产生敌意。他认为，包惠僧的选择或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得知包惠僧有意回国。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安排包惠僧回到祖国怀抱。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展现了他对旧友的宽容和对人才的珍惜。

包惠僧回国后，毛泽东亲自过问了他的安置工作。他指示相关部门，要妥善安排包惠僧的工作和生活，让这位老同志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也显示了他对包惠僧深入的了解。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毛泽东时常关心包惠僧的近况。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包惠僧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状态。每当有人提到包惠僧，毛泽东总能对其过往经历如数家珍。

1956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早期党史。他提到了包惠僧，并对其在建党初期的贡献给予了肯定。毛泽东的这番话，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包惠僧的一种认可。

毛泽东对包惠僧的了解，不仅限于其政治生涯。他还知道包惠僧的文学才能，曾经称赞过包惠僧的诗作。这种全面的了解，展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洞察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包惠僧因其复杂的政治经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同志。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像包惠僧这样的老同志，应该予以保护。这一指示，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包惠僧。

1976年，毛泽东去世。包惠僧深感悲痛，他回忆起与毛泽东相识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千。尽管两人的接触并不多，但毛泽东对他的了解之深，让包惠僧感到既惊讶又感动。

回顾毛泽东与包惠僧的这段渊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领袖的胸怀和智慧。毛泽东对包惠僧的了解，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认识，更是对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洞察。

从1921年的初次相遇，到1976年的永别，毛泽东对包惠僧的了解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了解，既包含了政治上的评判，也包含了人性的理解。毛泽东对包惠僧的态度，折射出了他对人才的珍视，对历史的尊重。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毛泽东与包惠僧的这段渊源，犹如一个小小的缩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历史眼光。它告诉我们，理解历史不能简单化，评价人物不能一概而论。正是这种复杂的、辩证的认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栖梧老人笔 纸短情长百年史

1979年，北京的一间小屋内，84岁的包惠僧伏案疾书。他的笔尖如飞，仿佛要把毕生的记忆都倾注在纸上。这位曾经的革命者、政治家，如今以"栖梧老人"的笔名，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包惠僧的回忆录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他笔下的主角不是自己，而是那些曾与他并肩战斗、共同奋斗的同志们。周恩来、毛泽东、李大钊等人的形象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

回忆录中，包惠僧详细记述了1920年与周恩来在天津的初次相遇。他描绘了当时风雨如磐的社会背景，以及两人在学生运动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包惠僧的文字里，透露出对那段激情岁月的怀念。

1921年的中共一大，是包惠僧笔下的重头戏。他不仅记录了会议的过程，更描绘了与会者的神态举止。毛泽东、李达等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包惠僧的笔触细腻，将这个重要历史时刻以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而，包惠僧并没有回避自己人生的转折点。1927年脱离共产党的经历，他用平实的语言叙述，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回避责任。这种诚实的态度，让他的回忆录更显珍贵。

包惠僧笔下的周恩来，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形象。他记录了两人多年来的交往，从革命时期的并肩作战，到后来的书信往来。周恩来对老友的关心和照顾，在包惠僧的笔下显得尤为动人。

对于毛泽东，包惠僧的笔触既有敬意，又不失客观。他记录了毛泽东在建党初期的表现，以及后来对自己的关注和保护。包惠僧的文字中，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形象。

包惠僧的回忆不仅限于政治生活。他还记录了许多生活中的小事，比如与周恩来的深夜长谈，与其他同志的诗文唱和。这些细节，让历史人物变得更加鲜活。

在回忆录的最后，包惠僧写下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历程的思考。他既为新中国的成立感到欣慰，又对自己曾经的选择有所反思。这种深刻的历史反思，给回忆录增添了思想的厚度。

1979年底，包惠僧放下了手中的笔。他的回忆录虽然未能完全写完，但已经成为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这份回忆录不仅记录了个人的经历，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

包惠僧去世后，他的回忆录引起了广泛关注。历史学者们从中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是关于建党初期的记录，填补了很多历史空白。

文学界也对包惠僧的回忆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文笔流畅生动，既有史家的严谨，又有文人的灵气。许多作家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

包惠僧的回忆录还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学生们通过阅读这份回忆录，可以更直观地了解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包惠僧的回忆录再次引起关注。许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解读，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包惠僧的故事，成为了百年党史的一个生动注脚。

如今，"栖梧老人"包惠僧虽已离世多年，但他留下的这份回忆录，却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它不仅是一个人的回忆，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段革命历程的见证。通过包惠僧的笔，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