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散论》推荐序

◆葛兆光

编者按：我为外祖父、已故汉学家、哈佛大学燕京讲座教授杨联陞编辑的文集《汉学散论》，在杨联陞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由台湾联经出版。

昨日发了我的“写在书前”小文，我弟蒋丰在新疆遥荐，日本华侨报、华人头条、腾讯、一点资讯等多家日本华人媒体相继转发。今日我的公号特推荐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为《汉学散论》一书写的推荐序。对杨联陞的研究，葛先生是学界权威。（蒋力）

杨联陞手迹（诗赠张充和）

《汉学散论》推荐序

一九六五年，杨联陞先生与何炳棣先生论学，曾自谦说自己只不过是“开杂货铺的”，可就连一向极度自负的何炳棣，也不得不称赞杨联陞的杂货铺里“货源充足”，还希望杨联陞能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和他联手在美国唱一出中国学的大戏。这种说法的背景、动机和潜台词是什么，这里暂且不论。据何炳棣的回忆录记载，杨联陞曾把何炳棣唤作“历史家”，把自己叫作“汉学家”（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十七章），这个说法却让我有一些感想。

确实，在治学上杨联陞先生和欧洲汉学风格接近（和日本东洋学也有相通之处，杨联陞非常熟悉日本学者的研究），他除了早年以《晋书食货志译注》为名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外，一生中至少大半精力，都用在回应四面八方各种学问和书籍上，基本上没有做过特别完整的专题研究，总是今天写这个书评，明天写那个书评；今天为了一个人的问题找资料，明天为了另一个人的问题查文献，这很像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之为“汉学警察”。伯希和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严厉审视各种论著，用意大概是悬高标杆的评论，提升这一领域的水平。杨联陞也很像他，作为国际汉学界的评审者，杨联陞用书评品评高下，作用其实也是避免这一研究领域向下沉沦（参看杨联陞关于写书评的讲话）。为此，他不得不追踪各种并不属于他本人专业范围的研究，不仅要浏览英文、法文、中文和日文的著作，还要涉猎传统中国的考古、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甚至四裔之学。大概十年前，我曾经问过余英时先生，杨先生是否因为这种兴趣和风格，耽搁了他自己专心撰写一部能够流芳百世的名著？

在这部《汉学散论》中，你看到的也是长长短短的“谈史”，针对论著的“评说”，各类学术著作的“序跋”，你很难给它们归类，也很难把它们看成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之学。不过，正如余英时先生跟我说的，有人喜欢成为狐狸，有人就喜欢成为刺猬，做一个狭窄领域精深的专家当然难，但在不同领域都持有衡量裁断能力的通人更难。因此，杨联陞先生虽然没有写出“大部头”，但是写这些看似竹头木屑的杂着，更需要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洞见，以及一针见血的文字。

学术意义大小，并不按照体积或重量计算，不一定长篇就胜过短札。这不只是欧洲汉学传统，也是中国学术传统。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些精彩成就，往往就在札记、序跋或通信中，从顾炎武《日知录》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大抵都是如此。以前，有人曾讽刺钱钟书《管锥编》如同一地碎钱，串不起来，不能成为大理论大体系，但钱钟书就说过，那些理论体系一旦崩塌，就如同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还不如实实在在的碎钱。现在我们回看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留下来的各种论著，并不完全像现代规范学术论著，有学术史回顾、方法论描述、整齐的章节、规范的注释、全面的叙述、完善的结论、细大不捐的参考文献目录，有时候甚至会用“Mélange”（杂纂）来命名，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往往三言两语，直奔要害，就彷彿古人所说，那就像直入中军帐下，斩将夺旗而还。

经历二战，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出现学术权势的转移，杨联陞身处国际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代，正是欧洲汉学退潮而美国中国学勃兴的关键时期，杨联陞虽然身处美国哈佛重镇，但他显然更偏爱欧洲汉学和日本东洋学，但偏偏这个时候，哈佛大学却引领了中国研究风气的大转移。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引领美国中国学开始偏离欧洲汉学传统，我在《杨联陞日记》里多次看到他提及两种学术传统的冲突。最近，我在李若虹博士的《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一书中再一次看到，一九五五年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1975）卸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之后，一九五六年杨联陞和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对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中国学取向转变的痛心疾首，甚至到了“捶桌子、痛哭流涕的地步”。但时势毕竟不能不转移，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传统汉学那种重视历史和语言功夫（想想为什么当年以“历史语言”为研究所名），强调发掘与考证文献（包括边缘史料和出土文书），偏爱四裔之学（也就是傅斯年所谓“虏学”）的取向，终究被美国中国学那种关怀近现代中国、拥有宏大视野，和强调社会科学理论的风气所取代，而杨联陞也好像成了最后兼秉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传统的华裔学者，至少是之一。

这部《汉学散论》收集的杨联陞作品，就是这类看上去细碎，实际上有意义的文字。我当然理解，为了保存先人文字，编者蒋力只能不计精粗，广采博收，所以集子中的文章不免内容颇杂，不一定都是专门的学术论文，更不一定都反映杨联陞的风格。其中，像讨论汉末黄巾军、五胡乱华前胡族内迁、玄奘的事迹、中国书法等，大体上还是一般历史的归纳和叙述，不过，像讨论孙念礼（Nancy LeeSWANN）、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张凤、怀履光、鲁惟一、余英时的那些书评和序跋，则涉及了经济史、简牍、青铜器、汉代行政和近世商贾等各种专门领域，关于古代游戏六博和西伯利亚汉镜铭文的讨论，也让我们惊叹他的兴趣和涉猎之广，而关于龙谷大学所藏西域文书和唐代均田制的讨论，敦煌文书中九四二年后晋皇帝致契丹皇帝书信的研究，以及《元典章》的讨论，则让我们更领略了他学问的渊博。

前面特别提及杨联陞治学有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传统的流风余韵，只是为了提示他在海外中国学史上的位置和意义，并不是对他学问的全面评述。前辈学人的这些文字，不可轻易扬弃，值得一读再读。记得蒋力先生所编《杨联陞书信集》（蒋按：葛教授所提书信集，即《莲生书简》），曾收在一套叫“碎金”的丛书中，我很喜欢“碎金”这个词，因为这些文字确实就像散落的碎金，把它们重新拾起来，细细掂量和品味，也许，可以向前辈兑换很多学术启迪。（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杨联陞与吕叔湘、夏鼐合影（一九七七年夏摄于北京华侨大厦）

葛兆光教授在其工作室与蒋力、蒋丰兄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