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里的统治者为啥称天子，又称可汗？

细细品味《木兰辞》的话，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既写道“归来见天子”，同时亦有“可汗问所欲”。秉承中原概念的“天子”与来自草原传统的“可汗”在《木兰辞》中不但并存，而且还可以相互替代。这个有趣的现象恰恰反映了当时北魏王朝拓跋统治者的双重身份——华夏人的“皇帝”，同时也是游牧民的“可汗”。

“胡风国俗，杂相糅乱”

拓跋鲜卑是草原上的游牧民，在夺取了后燕的大片土地之后，统治者既然不可能尽夷中原耕地为牧场，自然必须改变其统治策略，实行汉化。

从踏入中原之初，道武帝就建立台、省等官署，在地方上设置刺史、太守等官。道武帝又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仪曹郎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由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拓跋珪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春，并任命世家大族崔逞（清河崔氏的另一位成员）为尚书，“使录三十六曹”，官署更加完备。道武帝问博士李先：“天下有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于是道武帝下令征集书籍，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表现出对儒学的重视。

但是，当时的北魏君主是不是真的一门心思打算做中原的“皇帝”了呢，恐怕也不见得。就拿道武帝来说，他虽然注意吸收汉族人士进入政权，但其内心深处，还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所以旧本《魏书》这样概括：

“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

在这方面，崔逞之死便是一个例子。他替道武帝给东晋边将写回信，只不过是未按要求贬低对东晋皇帝的称呼，就惹来了杀身之祸。相比之下，拓跋鲜卑人贺狄干的遭遇显得更加冤枉。此人早年被北魏派遣出使后秦，而被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后秦的羌族统治者汉文化修养很高，史载姚苌临终前告诫其子姚兴，“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仁”“礼”“信” “恩”四项均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因此贺狄干滞留长安期间习读书史，风度举止“有似儒者”。今天看来，这本是件好事。谁知贺狄干好不容易从长安归来以后，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大为愤怒，大约将贺狄干看作数典忘祖之辈，将其杀害。

实际上，在这位北魏开国皇帝眼里，拓跋鲜卑“国俗敦朴，嗜欲寡少”，因此“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北魏早期的典章制度就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但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法度草创，“多不稽古”，到了405年，他干脆废除了尚书三十六曹。北魏早期的官僚制度因此带上了明显的游牧部落色彩，仍然保留部落联盟时期的权力机构——诸部大人议事，拓跋珪不过把它由四部大人扩展为八部大夫而已。另外，北魏朝廷居然不给各地的官吏发工资。如此一来，官员纵然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也只能努力贪污聚敛财物，形成了“征调赋敛，靡有止已”这样的糟糕局面。

道武帝的做法，实则代表了整个拓跋统治集团的想法。甚至他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仍然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为自豪，非常看不起崇尚“静处”的魏晋“玄学”，更嘲笑宋文帝“年已五十，未尝出户，如三岁婴儿”。偏偏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士大夫看来，骑马才是可鄙的行为，《颜氏家训》就专门列有《诫兵》一章，声称“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

因此，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叶适就明确指出：

“刘（前赵）、石（后赵）、苻（前秦）、姚（后秦）与夫慕容（诸燕），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跋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

后来北魏本朝的崔浩（崔宏的儿子）说得比较婉转，但“太祖（道武帝）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这话的意思其实与叶适的看法别无二致。

当时，拓跋鲜卑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踏入中原。带着征服民族的自大，北魏初年的鲜卑文化居于优势地位。北魏早年，拓跋鲜卑婚制较为独特，早期的王公贵族均实行一夫一妻制。直到道武帝入主中原，仍是“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的局面，如果哪个王公贵族娶妾，则被人们“共相嗤笑”——不言而喻，一起被耻笑的还有士人娶妾是为“广继嗣”“修阴教”这样的儒家传统观念。甚至作为一个皇朝最重要皇帝登基仪式，北魏也刻意与中原传统拉开了距离，反而跟鲜卑部落推选盟主的典型有些相似：有七个人以黑毡蒙头，此七人象征着拓跋早年统摄“七分国人”的七个宗室姓氏。新登基的皇帝同样头蒙黑毡，朝向西面拜祭上天，然后就进太极殿，接受百官朝贺。宋元之际浙东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胡三省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不是“汉魏之制”，而是“夷礼”。

如此“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局面，在嘎仙洞所发现的祝文里都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与《魏书》中的祝文比较之后，人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一些细微但值得注意的差异：祝文开篇“敢昭告于皇天之神”之前的段落和以“荐于”开始的结尾部分，没有被记载在《魏书》当中。被后世史家刻意略去的文字，既有“天子臣焘”，也有“皇祖先可寒”。通过这种做法，拓跋焘从称谓上将自己展现为拥有光荣传统的草原统治阶层——“可寒（汗）”——的继承者，尽管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天子”。而这正与《木兰辞》中“天子”与“可汗”混用的情形相符，足见这首北朝民歌，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北魏年间统治者双重认同的微妙之处。

孝文帝的决断

公元465年五月，年才26岁的北魏文成帝（太武帝拓跋焘之孙，景穆皇帝拓跋晃长子）驾崩了。继位的献文帝年幼，由冯太后（“文明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她实际上是献文帝与孝文帝（前期）两朝的实际主宰。正是冯太后下令制定俸禄制，同时又规定贪污一文钱就要处死，缓解了紧张的官民矛盾。太和九年（485），冯后又实施了影响北朝隋唐数百年的均田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够依靠法律规定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翌年，冯后又推行三长制，即五家为一邻，设一邻长；五邻为一里，设一里长；五里为一党，设一党长，重建了自从十六国时期以来彻底崩溃的华北封建统治基层组织。

冯后的改革使得北魏在北族政权向传统中原王朝转型中迈出了决定性步伐。但转型的最终完成，是在她去世之后，由亲政的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实现的。孝文帝虽然是拓跋王朝的君主，但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却是完全的中原汉文化传统，“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于是，当公元490年冯后去世以后，她热衷于推行的改革大计并未受到影响。当时的孝文帝才24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却已经做到第二十年了。然而，孝文帝虽然受过文明太后严厉管教，却是文明太后事业坚定不移的继承者。在他亲自执政的短短9年（490—499）里，这个鲜卑王朝的“汉化”又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层面发展下去了。

这就是迁都

北魏前期的京城平城，僻处塞上，供给困难，且柔然又常发骑南侵。对于统治重心日益倾向农耕地区的北魏王朝来说，这里的环境已经变得不太合适了。孝文帝就感慨：“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他所中意的地方是洛阳，“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之所以要迁都洛阳，固然有摆脱盘踞平城的鲜卑守旧势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在孝文帝心目中，只有迁都洛阳，自己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皇帝。当年“十六国”中的后赵建立者石勒只因其版图“包括二都（长安、洛阳）”便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帝王”。而东晋、南朝则因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权便被称为“僻远一隅，不闻华土”。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舆论里，将中原的统治权看成是正统王朝的象征，而洛阳则是中原的代名词，只有在洛阳建都的政权才是华夏正统。这样的政治象征意义对孝文帝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性。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不惜以南伐萧齐为借口，大费周章地用“欺骗”与“威胁”的方式下令迁都洛阳。而定鼎嵩洛之举也成为北魏由夷变夏的最大自信，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称：

“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

在迁都后的两三年内，北魏孝文帝频繁地推行着从根本上触动拓跋遗风遗俗的诸多改革制度：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乃至以身作则推动鲜卑族与汉族联姻。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将鲜卑统治阶级融入汉族门阀世族体系之中。几乎可以说，当年崔浩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情，乃至根本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都在孝文帝手中化成了现实。

总的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南迁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上都改造成了汉人，褪去了身上的游牧色彩。当时的汉族士人认为孝文帝改制使得“礼俗之叙，粲然复兴”，对其“人神欣仰”“民不能名”。对于这一点，就连南朝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认可。北魏末年，梁将陈庆之北伐后自洛阳南返，“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他的理由就是，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以来，南朝一直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但自己去过洛阳才发现，“衣冠士族并在中原”，故此“北人安可不重”？

不但陈庆之在观察了中原的实际状况后，自觉地承认北魏已经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北魏自身的认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拓跋鲜卑原本出于游牧民族，其习性与草原上的敕勒（高车）、柔然相似，风俗多以辫发为主 （南朝方面因此称其为“索虏”）。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着汉服后，北魏朝廷反而将柔然视为“漠北辫发之虏”，俨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太武帝时期，出身北方第一流高门赵郡李氏的李孝伯与出身江南吴郡高门的张畅，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城下曾经有一场精彩的外交交锋。期间江南人张畅屡以“中华”“中国”自居。反观中州人李孝伯则谦称自己“久处北国，自隔华风”，言语之间，北魏是“夷”非“华”。以此推论，魏主自然乃是“可汗”而非“皇帝”了。到了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自称“中国”却成为普遍的现象。比如中书监高闾就上表把南朝宋、齐的建立者刘裕、萧道成视为“蛮夷”“非关中夏”。而元英上奏南伐齐朝时也声称：

“窃以区区（萧）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

孝文帝自己也常说，“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在他心目中，江南（南朝）并不是一个对手，而只是自己治下的一个僻远地域而已。在他的诏书里，甚至将南朝的荆、郢、东荆三州（今长江中游一带）等同于北方的“敕勒蛮民”……

从公元4世纪后期拓跋珪复国算起，拓跋鲜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后，迁都洛阳则象征着统治华夏文明中心的强大帝国的诞生。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鲜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了中原的“天子”——与此同时，拓跋祖先的另一个身份（“可汗”），则悄然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所幸，民歌《木兰辞》流传到了今天，也将那个“可汗”与“天子”并存的历史瞬间保留了下来。

参考文献：

沈起炜：《细说两晋南北朝》

胡克森：《北魏的正统与汉化》

马晓丽：《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9月上，原标题为《从“可汗”到“天子”北族政权向中原王朝的转型》，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