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这里是莫桑比克，荒诞和诡异不断上演

《入夜的声音》

[莫桑比克]米亚·科托 著

金心艺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她的老伴儿说，要挖一座坟把她埋进去。她说："你真好啊！我这辈子真是嫁对了人。"

他常举着奥斯卡影帝的照片宣传：这个人也来我这理发！后来他被捕了，理由是收留颠覆分子。

他们被洪水卷走，又自己找回来，却无法申领救灾物资，因为：鬼魂怎么会需要吃东西呢？

这里是莫桑比克，荒诞和诡异不断上演。被战争摧残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人们忍受战争、干旱与饥饿，惧怕土匪和矿区的地雷，有梦和欲望，却不得不为生存苦苦挣扎，甚至变得麻木残忍，死亡如黑夜般笼罩着他们。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以他们独有的目光看待生死、生活和世界。米亚·科托的人生与莫桑比克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他已成为这个国家所有普通人（妇女、农民，甚至逝者）最重要的故事记录者，用精确而深刻的语言讲述文明和野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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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米亚·科托（1955—）是莫桑比克第五代作家、"后独立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以诗人和记者的身份开启写作生涯，以短篇小说集《入夜的声音》（Vozes Anoitecidas，1986）在莫桑比克文坛脱颖而出，又凭借长篇小说《梦游的大地》（Terra Sonâmbula，1992）走向国际；他还持续创作戏剧，试图实现文学对本国当代社会的积极干预。在中国，米亚·科托一开始就是以长篇小说为读者所知的，被引进的作品基本都创作于千禧年之后。因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科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早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入夜的声音》《每个人都是一个种族》（Cada homeméuma raça,1990）和《被赐福的梦中故事》（Estórias Abensonhadas，1994）中的大部分作品收录到这部中译本合集中，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的相关译介填补了空白。

20世纪80年代，莫桑比克深陷于非洲大陆近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内战之一（1975—1992），如米亚·科托所述："数不清的岁月里，炮火在莫桑比克的土地上倾泻着哀痛。……只剩下灰烬和溃败，人们失去灵魂。一切都变得沉重……"和非洲很多国家一样，此时的莫桑比克经历了"后殖民乌托邦"的幻灭；内战和严重的贪污腐败等政治及社会问题，进一步将其卷入新的主体性危机。叙事文学作为一种探索政治表象背后社会及伦理复杂结构的手段，这时却表现出某种局限性，解放战争时期（1964—1974）盛行的文学主题，如国家独立、革命、激进的阶级斗争、黑人性、种族对立及压迫等，似乎已不足以用来书写莫桑比克社会的新现实。

因此，当米亚·科托的《入夜的声音》及之后的几部作品问世，立即为莫桑比克叙事文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转向。在一个个短小精悍又光怪陆离的故事中，米亚·科托既书写战争与日常、传统与现代、秩序与混乱、贫穷与生存，也大胆触及种族共存和文化交融等过去不容探讨的主题，尽管很多时候，对它们的书写充满挣扎与对抗，甚至不乏悲剧性。同时，这些小故事还穿插着自然与超自然力量的交互、身份与性别议题、生物多样性与冲突，以及对历史与记忆如何塑造个体认知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们生动展现了莫桑比克的众生百相和普通人极为私密的个体情感经验。可以说，米亚·科托的短篇小说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其日后长篇小说的绝大多数主题。但前者写得更自由，也更具象，因为对小人物来说，每一天具体而琐碎的日常细节，才是真正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

鉴于米亚·科托短篇小说主题的庞杂，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与国族时代共振的书写。《入夜的声音》一开篇就将读者拉入莫桑比克内陆深处的偏远地区。丛林边缘，一对暮年夫妇因战争和贫穷而与世隔绝，被时间与现代社会所遗弃。"在这片孤独的荒地上"，生命萎缩到只能思考如何死亡，死亡却"只是一次简单的滑行，抑或翅膀的收缩，不像在别处：生命熠熠生辉，死亡是一场暴烈的撕扯"。对于熟悉米亚·科托作品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场景一定不会陌生，因为无论是《梦游的大地》（1992）开篇那条被战争杀死的道路，还是《缅栀子树下的露台》（1996）中那座只有长者收容所的孤岛，抑或许多作品中那些偏僻而蒙昧的小村镇，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里被贫穷和死亡的阴影长久笼罩，梦想与希望也几近消亡。蛮荒之地，是米亚·科托用来呈现战争时期与战后莫桑比克人生存境况的基本场域。而"入夜的声音"，实际上指无数堕入荒地和暗夜的个体，他们之所以"黯淡无光"，是因为共同承受着后殖民时期的暴力与精神创伤，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同时，或麻木，或疯狂，或残忍，或为幻梦和伤痛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入夜的声音》是三部短篇小说集中最沉郁黑暗的部分。米亚·科托为这一时期莫桑比克人的精神状态写下了这样的注脚："贫穷最令人痛心之处就是它对自身的无知。面对一无所有的境况，人们弃绝梦想，失去成为另一种人的渴望。虚无中存在着一种圆满的幻觉，它让生命停下脚步……"

发表于1994年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被赐福的梦中故事》，则明显有着更加明亮和温暖的色彩。此时内战已经结束，莫桑比克恢复和平，如同一场漫长的酷烈干旱，终于迎来歌声悦耳的大雨。在故事《被赐福的梦中雨》中，"我"注视着下雨的街道，"好像坐在整个国家的窗边"，相信"土地这位贫瘠的原住民，将会逐渐获得斑斓的美"。实际上，在这一阶段的故事里，死亡依然无处不在，暴力也并没有消失，悲剧仍在上演；但同时，生命也变得更加鲜活和充盈了。米亚·科托将这种变化归因于人们开始有梦和希望："梦隐匿在我们内心最难以抵达的地方，那里，暴力无法出击，野蛮无路可走。"被梦的雨水浸湿后的"声音"，有了穿越"死寂"、迁离蛮荒之地的力量，即使身处黑夜，也可以"化为月光，长久存续"。

非洲莫桑比克海峡的银河。图源：视觉中国

莫桑比克最伟大的诗人若泽·克拉韦里尼亚（José Craveirinha，1922—2003）曾经将米亚·科托的长篇处女作《梦游之地》喻为一幅巨大的"民族马赛克"。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科托的短篇小说集。在科托看来，莫桑比克本就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文化群体构建起来的多元民族社会空间。现实的沃土赋予他笔下的人物无尽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无论是考察单个故事，还是跨越不同故事，我们基本都看不到雷同的角色。有些人的职业或生活千差万别，例如想读书的放牛娃、望女成凤的小镇机械师、爱而不得的捕蛇师、集市里谈笑风生的理发师、与石像恋爱的驼背女；有些人职业相同，命运却截然不同，例如《神鸟》和《盲渔夫》中的两个渔夫。乍一看，许多人物可以直接代表莫桑比克社会各个族群，例如《梦见飞鸟的猴面包树》中的原住民和殖民者，《俄国公主》的黑人同化民与白人移民，《众神广场》《聋神父》与《死亡占卜师》中的穆斯林、基督徒和本土巫师，而自挖双眼、出海生还后在沙滩上寻找面孔的渔夫，仿佛就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寻找自我的莫桑比克。很多时候，人物又表现出有别于其类型标签的非典型性，例如《梦见飞鸟的猴面包树》中，白人殖民者的孩子全心全意地亲近原住民，最后在烈火中，与象征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传统的猴面包树融为一体。

关于身份，科托的基本立场是拒绝并消解一切指向二元对立的单一界定。在《卡洛塔·让蒂纳，原来你从未飞过，对吗？》中，主人公对律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许多个伤心人……要不这么说吧：我们是一个伤心人？"这在葡语中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即将本该保持单复数一致的主语"我/我们"和谓语动词"（我/我们）是"进行错位搭配。由此，故事的开场白既表达了个体身份内部的多重性和复数性，又强调身份从个体转向集体的可能，即共有的经历或情感可以使人们产生共鸣和某种归属感。非洲葡语作家八九十年代的身份书写，往往会被纳入后殖民理论视阈下"糅杂性"（hybridity）概念的讨论。而在米亚·科托早期的短篇小说中，"糅杂性"并不仅仅指殖民地历史和后殖民时期文化、身份或意识形态的流动与混融状态，也是人类作为万千物种之一所固有的特点。正因如此，科托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每个人都是一个种族"才尤为耐人寻味。作者借卖鸟人之口宣告，"我就是自己的种族。一个人自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全人类"，既强调个体具有独特而完整的属性，无法只单纯归类于任何现有的种族或群体标签，是身份多样性的明证，又暗示每一个个体都是整个人类的缩影，其生存与情感经历亦可体现身份与存在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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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心艺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