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书房叙事及其小说史意义

《红楼梦》中的书房叙事及其小说史意义

《红楼梦》中的书房叙事及其小说史意义

摘要：书房是《红楼梦》中一个地位相当特殊且别有意味的空间。小说中男性的书房，往往是日常活动的空间背景、男女情缘发生的舞台，并担负着诫勉子弟读书上进的神圣使命，冷眼见证着贾府的兴衰。除此之外，小说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潇湘馆、蘅芜苑、怡红院、秋爽斋这四个具有鲜明书房特征的闺阁。小说通过闺阁的书房化，不仅凸显了闺阁女儿的“才女”特征，表达了“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的意旨，还借助不以科举为业的读书女子，追求一种超功利的具有诗意色彩的读书理想。曹雪芹把读书作为“情感和生命的寄托”,寻求阅读活动与现实人生之圆融的读书观，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基金： 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明清河南方志中的小说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3XWH284)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红楼梦;书房;男性空间;女性空间;闺阁书房化

《红楼梦》中的书房是一个地位相当特殊且别有意味的空间。整部小说中，提及带有名号的书房共3个，一个是曹雪芹的悼红轩，曹公于其中拟定《金陵十二钗》,“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一个是贾政的小书房梦坡斋；一个是贾母居室仪门外的绮霰斋，最初是为了供宝玉读夜书而建，乃贾宝玉的外书房。除此，第十九回中的宁国府“小书房”,据红研所校注本“有个小书房”【校记】可知：“底本‘房’下有‘名’字并空五字地位，可能是作者拟为小书房起名空下的，后来书房名未起，故将‘名’字点去。”①小说中的其他书房，均未提及具体名号，仅以书房、大书房、小书房、外书房、内书房等笼统称之。

此外，书房也是《红楼梦》中的第一个现实空间，甄士隐“识通灵”的契机就是其在书房的沉酣一梦。而且，在“大旨谈情”的《红楼梦》中，甄士隐的书房也是第一个“谈情”故事——贾雨村与娇杏情缘开启的空间背景。不仅如此，小说中尤为醒目的贾政书房，不仅是贾政与清客相公清谈饮酒、下棋赋诗之所在，也是课子的主要地点，“不肖种种大承笞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奉严词两番入家塾”“试问字宝玉始提亲”等诸多关涉宝玉一生的大关节均发生于此。

特别是，小说中除了明写的男性书房，还着意描写了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秋爽斋等具有鲜明书房化特征的居住空间。其中，怡红院的主人是“极恶读书”且“最喜在内帏厮混”的“诸艳之冠”贾宝玉；潇湘馆、蘅芜苑、秋爽斋的主人乃闺阁女子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透过小说叙述可见，曹雪芹对男性书房的空间布局鲜有详细描写，仅以男性专属活动空间的面貌呈现；有意味的是，小说却细致描写了闺阁在空间布局、日常用途等方面的鲜明书房特征，并透过闺阁中的大量日常阅读场景与男性书房中的活动形成对照。如此种种，曹雪芹或有深意存焉。

一、男性空间：《红楼梦》中明写的书房

作为读书空间的书房，从其形成就打上了深刻的男性烙印。《红楼梦》中明确提及了诸多书房，如曹雪芹的悼红轩，甄士隐的书房，贾赦的“外面书房”,贾政的小书房梦坡斋、外书房、内书房，宁国府的小书房，贾琏斋戒时居住的外书房，贾母住所仪门外的绮霰斋，薛蟠的书房，赖大家的小书房，等等，均是典型的男性空间，日常生活中鲜有女性的涉足。梳理小说中男性的书房，其叙事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下几方面。

其一，小说中男性的书房，往往以日常活动的空间背景呈现，意在营造一种日常化的写实氛围。小说第一回中说，禀性恬淡的甄士隐每日在书房院“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另外，还交代其在炎夏“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云云，皆有意创设一种日常化的生活情境。书房作为男性日常生活起居空间，在小说中有诸多表述：如第一回中，甄士隐邀请贾雨村在书房中闲谈、小酌；第二十四回中，贾宝玉邀请贾芸到外书房绮霰斋中闲聊；第二十六回中，薛蟠在书房中设宴庆贺生辰；第四十二回中，贾珍等人在外书房请前来给贾母诊病的王太医吃茶、写方子；等等。

特别是，小说第二回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宁荣两府乃“翰墨诗书之族”,且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怎样表现贾府乃“翰墨诗书之族”以及贾政的“酷喜读书”,最经济的笔墨就是凸显出书房在贾政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因此，贾政的书房在小说中频繁现身——外书房、内书房、小书房梦坡斋，甚至是不经意间点出其偏房“桌上磊着书籍茶具”。此外，小说中的贾政“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馀事多不介意”,曹雪芹也反复写贾政在书房与清客相公们下棋清谈、饮酒赋诗等日常活动。上述种种“士大夫诸男人接谈”以及“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在小说中皆以散点填充的形式弥散于《红楼梦》的日常之中，构成一种写实色彩突出的日常生活情境。

其二，小说中的男性书房，不仅担负着诫勉子弟读书上进的使命，也是见证贾府兴衰的象征空间。在小说中，贾政“训”宝玉的所在几乎都是在其书房，诸如第九回中呵斥初赴学堂读书的宝玉、第三十三回中痛打“不肖种种”的宝玉，以及第八十一回中“严词”训导宝玉“两番入家塾”、第八十四回中在内书房考查宝玉的“文字”水平，几乎贯穿了贾宝玉的前半生。

《红楼梦》中，贾政的书房尤为宝玉所不喜，一方面是出于对严父的畏惧；另一方面则是，在宝玉眼中，这里是“俗人”侈谈“经济学问”的地方。因此，小说在写及贾政书房的时候，也有意地点出“显身成名”(第九回)、“仕途经济的学问”“应酬世务”(第三十二回)、“应试选举”(第八十一回)、“高发”(第八十四回)、“世道人情”“文章经济”(第一一五回)等字眼形成前后贯穿的价值链条，以此凸显书房的价值取向与宝玉人生追求的对立。

关于两者的对立，小说在第五回中有意让贾宝玉在宁国府“上房内间”与秦可卿卧室之间作一选择。宝玉犯困，秦可卿先是引之来至上房内间，小说透过宝玉之眼看到：“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很显然，“学问”“文章”乃世俗男性之追求；透过《燃藜图》,我们也可发现，“上房内间”正是典型的男性书房。这也难怪“极恶读书”的宝玉“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紧接着，秦可卿又邀宝玉到其卧室。小说极力凸显了秦可卿卧室的内帏特征——“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阳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秦可卿还体贴地“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的贾宝玉在极尽香艳之致的秦可卿卧室做了一场春梦，不正是“温柔富贵乡”的生动写照?春梦一场似也可视为贾宝玉一生的缩影。正如警幻仙姑“痴儿竟尚未悟”的无可奈何，贾政书房的“训有方”,最终也以贾宝玉的“却尘缘”宣告失败。

书房在小说中还是见证家庭、家族兴衰的象征空间。第十九回中，茗烟与卍儿在宁国府小书房的白日宣淫，已揭开了宁国府“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冰山一角；第二十一回中，多姑娘在外书房对贾琏的来回引诱，也透露了荣国府伦理秩序的混乱不堪。特别是，当贾府衰落后，小说反复交代贾芸等人肆无忌惮地“时常在外书房设局赌钱喝酒”,正如俗语所谓“赌近盗，奸近杀”,此时“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已一派末世景象。除此之外，小说还描写了贾政书房前后热闹与冷清的强烈反差，贾府鼎盛时，清客相公们纷至沓来、胁肩谄笑；贾府衰败，“清客相公渐渐的都辞去了，只有个程日兴还在那里，时常陪着说说话儿”,以之映照贾府兴衰、人情凉薄。

其三，小说中的男性书房，还是男女情缘发生的舞台背景。书房是家庭建筑中的半开放空间，空间的半开放，为伦理秩序的逃逸与“越轨”提供了契机。《红楼梦》有意以书房为空间背景，叙述了数场男女情缘。一是，第一回中贾雨村与娇杏在甄士隐书房的偶遇；二是，第十九回中茗烟与小丫头卍儿在宁国府小书房“干那警幻所训之事”;三是，第二十一回中多姑娘在外书房来回挑逗在此斋戒的贾琏；四是，第二十四回中贾芸与小红在外书房绮霰斋的情缘。

书房情缘，乃才子佳人小说的“陈腐旧套”,小说第五十四回中，曹雪芹以《凤求鸾》中的书房情缘为引子，借贾母之口分剖“掰谎”。《红楼梦》多次戏仿前代小说书房情缘的故事程式，显非向才子佳人小说“致敬”,而是借以表达某种价值取向。第二十三回中，当茗烟从书坊内拿来“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时，宝玉虽如获珍宝，却仅把“文理细密的拣了几套进去”,而把“那粗俗过露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由此可见，在贾宝玉的意识里，大观园内外有着严格的界限：“粗俗过露”的，是不得越过大观园的门槛的。

在此，藏在外面书房中“粗俗过露的”书籍，显然具有某种特殊含义，与“外面书房”形成价值理念上的对应。茗烟拿来的图书，所讲述的皆是典型的“非情之正者”,即第一回中所谓的“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的“风月故事”。以此观照小说所述的书房情缘，贾雨村与娇杏、贾芸与小红，显然是越礼的“非情之正者”;更不用说茗烟与卍儿、贾琏与多姑娘的“皮肤滥淫”之流了。

有意思的是，上述《红楼梦》书房叙事的着眼点，恰对应了才子佳人小说中男性汲汲追求的“大登科”(功名)与“小登科”(婚姻)的反面，从而对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的“浪漫式”书房叙事形成了回应与解构。

二、女性空间：《红楼梦》中暗写的书房

除了明写的书房，小说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潇湘馆、蘅芜苑、怡红院、秋爽斋这四个具有鲜明书房特征的居住空间。尤为醒目的是，其皆为闺阁。尽管怡红院的主人是贾宝玉，但在小说中其被视作“诸艳之冠”,并先后借王太医、刘姥姥的眼睛透露怡红院突出的“闺阁”特征。从此角度来讲，把怡红院视作“闺阁”是没有问题的。②

而且，上述四个居住空间在小说中的地位也相当特殊。为贾元春所最喜的大观园“四大处”(潇湘馆、蘅芜苑、怡红院、浣葛山庄),此占其三；“日边红杏倚云栽”的贾探春又是“贾府四春”中仅次于贾元春的角色。小说中地位如此重要的四个闺阁，均呈现出鲜明的书房特征，这一文本现象背后似别有深意。

详细考察可发现，上述闺阁呈现出鲜明的明人书房所具有的与园林紧密结合的时代特征。③小说在第十七回至十八回中详述其院内的环境，如潇湘馆：

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

如蘅芜苑：

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两边俱是抄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

如怡红院：

一入门，两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颗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后院)院中满架蔷薇、宝相。转过花障，则见青溪前阻。

上述描写，显然皆是极尽风雅之致的写意笔墨，高度契合了文人对读书意境的追求。有意思的是，小说还借“自幼酷喜读书”的贾政之口下一定语，在潇湘馆说“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在蘅芜苑又说“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潇湘馆与蘅芜苑在贾政看来就是绝佳的读书处。

另外，小说还反复提点室内的器具、花木、水石、书画等书房的标配。第十七至十八回中说怡红院的室内“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一槅一槅，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安置笔砚处，或供花设瓶、安放盆景处。其槅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璧。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倏尔五色纱糊就，竟系小窗；倏尔彩绫轻覆，竟系幽户。且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第四十一回中又借刘姥姥之眼透露其间“左一架书，右一架屏”。第四十回中说潇湘馆“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乡妪刘姥姥甚至认为“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蘅芜苑中则是“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秋爽斋内“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云云。就此来看，上述室内布局皆符合文人书房的则例。

小说除了浓墨重彩地从室外环境、室内陈设布局营造其书斋意趣，还凸显了其作为阅读空间的功能。与男性书房的鲜涉读书活动不同的是，上述闺阁，特别是潇湘馆、怡红院中有诸多关于阅读场景的描写。关于此，我们从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目的三方面展开讨论。

在阅读内容上，透过小说叙述可知，闺阁中人阅读的是《庄子》、《乐府杂稿》、《古乐府》、《兰亭集序》、七律，以及《会真记》《牡丹亭》等“怡情悦性”的“杂书”,而鲜涉科举文字。即便贾政亲选了八股文章命贾宝玉阅读，他“不过偶因见其中或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一读之”,把时文八股视作“供一时之兴趣”的“动性”之书来阅读，真“令世人换新眼目”。

在阅读状态上，闺阁中人的阅读是闲适、自由的。小说中写道：宝玉“倚在床上拿着本书看”(第二十六回)、“眼饧耳热之际”“看了一回《南华经》”(第二十一回)、“睡了中觉起来，甚觉无聊，随手拿了一本书看”(第八十一回);黛玉“饭后看了两篇书，自觉无趣，便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第二十五回)、在百无聊赖的雨夜“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第四十五回),等等，显然皆是“拿着书解闷”的消遣式阅读。另外，小说为了强化阅读的自由性，特意安排宝黛二人走出书房，在春意盎然的大自然中自在阅读：“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林黛玉)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馀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曹雪芹于此着意创设了一个“沉浸式”的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阅读情境，以此强化宝黛二人阅读内容与现实生活的水乳交融。

有趣的是，宝黛二人读毕《西厢》,小说又安排了一段“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黛玉返回房间途中，恰逢隔墙的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上，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阅读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强烈共鸣在此达到顶峰。

三、闺阁书房化的寓意

为何《红楼梦》在描写男性书房时更多的是把其作为一个空洞泛化的性别空间，而在描写上述闺阁时，有意彰显其作为“书房”的阅读空间特征呢?笔者认为，或出于以下原因。

其一，小说通过闺阁的书房化，凸显闺阁女儿的“才女”特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住所“是他本人的延伸，描写了这个住所也就是描写了他”④。《红楼梦》意欲彰显林黛玉、薛宝钗等闺阁女子的“才女”身份，最简洁的就是描写其住所。先来看林黛玉，小说第二回中说林家是“书香之族”,林如海夫妇打小便使黛玉读书识字；第十六回中又透露林黛玉自苏州“带了许多书籍来”;第四十回中更是说潇湘馆“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再来看薛宝钗，小说第四回中说薛家是“书香继世之家”,薛父生前“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第四十回中说蘅芜苑“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由上可见，酷嗜诗书正是钗黛二人的显著特点，而这恰是才女群体最典型的行为特征。

明清时期有大量有关才女酷嗜诗书的记载，诸如“摊书籍满床几，吟咏往往彻夜”,卧病时仍“强起洗砚，濡毫赋诗”的张学雅；“昼夜攻苦不辍”的吴琪；⑤“每日临王子敬《洛神赋》,或怀素草书，不分寒暑”“默默与琴书为伴”⑥的叶小鸾；等等。而且，大量以女性阅读为主题的仕女画，如冷枚的《春闺倦绣图》、金廷标的《簪花美人图》、莽瓠立的《旗装仕女图》,以及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无名氏的《美人图》、大英博物馆藏无名氏的《读书美人图》等，在这一时期也大量涌现。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阅读真实情景的展现，也含蓄表达了男性文人对才女酷嗜诗书的视觉想象。⑦特别是，在乾隆时期金廷标的《簪花美人图》中，所绘的是一位柳眉凤眼的佳人正在厅堂里对镜理妆，身后一名侍女整理满架的图书，室内有一架硕大的床榻，床榻后的条案上陈列着玉璧、铜觚、佛龛、如意等古董；特别是透过大开的窗户，还可见室外有一条竹林小径，蜿蜒着通向远方。⑧这幅“美人图”很自然地就让人联想到林黛玉和她的潇湘馆。“才女”的标志之一是嗜读诗书，而闺房正是诗书的依托所在。借助闺阁的书房化，以彰显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等闺阁女子的“才女”身份，是其第一层次。

其二，小说意欲通过闺阁的书房化，来表达“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的意旨。第二十回中贾宝玉认为，“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也体现在男性书房与女性闺阁的对立描写上。何满子在《书斋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书房是“文人主体精神的某种外化”⑨。然而在小说中，占据男性书房活动主流的并非读书，而是“俗人”们高谈“经济学问”,抑或是男女的越轨淫乱，甚至是不肖子孙的酗酒赌博，显然文人的主体精神于此已荡然无存。然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却巧妙地以“琴棋书画”命名贾府四春的丫鬟，琴棋书画乃古代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的高度概括，在此也“只钟于”闺阁。小说第二十三回中说贾宝玉初进大观园“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宝玉所乐之事不就是“琴棋书画”吗?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琴棋书画也为仕女所擅，是才女综合能力的表达，反映了社会中仕女对文人的拟男之风和风雅之尚”⑩。然《红楼梦》中闺阁的书房化，虽有“拟男之风”,但曹雪芹并不着眼于闺阁女子的“拟男”,而是有意提取“琴棋书画”这一代表古代文人群体文化精神内核的典型符号，以及其中“游于艺”的文化内涵(11),使女子与男性形成性别上的鲜明反差与对照——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女儿。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时，在市井中间“添四客述往思来”,以各具琴棋书画之一绝技的“四大奇人”曲终奏雅，寄寓了代表儒林文化内核的“琴棋书画”已不在“朝”与“儒林”,而退缩于“野”与“市井”的感伤情怀。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把“琴棋书画”安插为贾府四春的丫鬟，意在彰显代表文人士大夫精神内核的“琴棋书画”已不钟于“渣滓浊沫”的须眉男子，而退缩于闺阁之内“只钟于女儿”。(12)就此来看，《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流露了深刻文化反思情绪的小说，在取义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借助闺阁的书房化，批判与反思古代文人精神的流荡，是其第二层次。

其三，小说通过闺阁的书房化，更主要的还是基于借助不以科举为业的读书女子，追求一种超功利的具有诗意色彩的读书理想。舒芜《红楼说梦》中说：“宝玉不愿勤学，不爱读书，实在有着特定的内容；就是说，他不愿做的是以‘洞明世事’为动力为内容为目的的学问，他不爱读的是以‘练达人情’为源泉为题材为主题的文章。”(13)小说中反复强调，贾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却“素喜好些杂书”,这些无关科举的“旁学杂收”虽非贾政心目中的“正经学问”,却不失“空灵隽逸”的“风流”之致，是其“起初天性”。贾宝玉害怕前往贾政的书房，更多是因不愿会见贾雨村之流的“禄蠹”与之侈谈“学问经济”;他最喜在内帏厮混，也主要是因内帏远离“仕途经济”。

在闺阁之内，阅读纯粹是为了“怡情悦性”。第四十五回中，林黛玉“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等相关情节，令人联想到晚明才女小青在冷雨幽窗前阅读《牡丹亭》的情景：“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乐府杂稿》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牡丹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彰显“真情”上一脉相承，林黛玉对《秋闺怨》《别离怨》的“心有所感”,与小青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情感共鸣，皆是把读书作为一种“情感与生命的寄托”(14)。才女把读书作为纯粹的“情感和生命的寄托”的阅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正契合了贾宝玉的“读书观”。

在小说中，曹雪芹特借甄、贾宝玉之口，彰显女儿的“清净”: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甄宝玉则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上述甄、贾宝玉关于女儿的认识，无非意在彰显其“纯洁性”。这也可进一步解释《红楼梦》中闺阁书房化的取意，“书房”的本真功能原是为了澡雪精神、斋戒心灵，绝非侈谈“经济学问”、白日宣淫之所在。就此可见，小说闺阁的书房化正是意在通过清净女儿的“闺阁”来彰显“书房”的纯洁性，回溯书房对于读书人的本真意义，是其第三层次。

四、《红楼梦》书房叙事的小说史意义

书房作为空间场景，在唐代小说中已较为常见，如《太平广记》卷六十八《封陟》中的女仙夜降书房私会书生、卷三五三《邵元休》中的女鬼夜间袭扰寝卧书房的邵元休等。不过，书房在小说中更多还仅仅是单纯为故事的发生提供契机的具体空间背景。

随着明清时期书房在社会各阶层的迅速普及，书房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场景，在小说中也日益普遍。

就其叙事风格，有“趋雅”与“趋俗”之别，如《醒世恒言》卷三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庭户虚敞，窗槅明亮，正中挂一幅名人山水，供一个古铜香炉，炉内香烟馥郁。左边设一张湘妃竹榻，右边架上堆满若干图书。沿窗一只几上，摆列文房四宝”(15),极尽风雅之致的书房；也有如《金瓶梅词话》中“用了晚明文人的标准来从反面做文章”(16)的淋漓呈现晚明市井俗趣的书房翡翠轩。

就其叙述形态，主要有三：一是，书房是待人接物、闭门读书等日常活动的空间背景，具有较强的写实意味。二是，书房作为男女艳情发生的重要场合。书房作为男性的专属空间，就故事情节而言，艳情故事的发生，往往是女性跨越“门槛”的引诱或赴约。书房作为考验书生是否践行儒家“慎独”伦理规训的试验场，“慎独”的伦理规训如何抵御泛滥的欲望，守礼与违礼，也成为这一故事的核心与焦点，这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三是，书房还是志怪故事展开的空间背景，这在文人气息较浓的文言小说中尤为常见。书房与志怪故事的结缘，很大程度上缘于书房作为文人最为熟悉的活动空间，枯寂的书房生活激发了奇特幻想；及其在“征奇好异”文化心理的影响下，书房见怪、遇怪也就成了调节文人枯寂的书房生活的增色剂和调味品。

虽然书房作为空间场景在古代小说中相当常见，但绝大多数都是相对独立、不成系统的涉笔成趣式描写，鲜有关乎整部小说大旨者。放眼整个古代小说史，第一次自觉地以书房结构整部小说、以书房为“一篇之骨”的是《歧路灯》。《歧路灯》把书房作为个人与家庭兴衰起伏的象征，围绕谭家碧草轩命运的跌宕起伏，表达“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教化意识。难能可贵的是，《歧路灯》中的书房叙事，不再一味耽溺于志怪的想象、艳情的追摹，而是把书房与“用心读书”真正贴合起来，使书房指向了“立身扬名”“兴家立业”的向上一路。

与李绿园从世俗层面开拓男性书房的宏大使命不同，同一时期的曹雪芹则敏锐地觉察到男性书房内在精神的流荡，而试图通过闺阁的书房化，借助疏离“学问经济”的闺阁中人，回溯书房对于读书人的本真意义。《红楼梦》书房叙事的意义在于，曹雪芹能够跳出为了科举功名、振兴家族而忘我苦读的现实牢笼；立志追求一种把读书作为“情感和生命的寄托”,为了自我灵魂的充盈而读书的阅读境界，并不断寻求实现阅读活动与现实人生的圆融。毋庸置疑的是，曹雪芹的这种读书观在当时就是超越时代的极少数，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