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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伍期
东汉末年,矛盾频发,军阀割据,大一统局面名存实亡。魏、蜀、吴三国鼎立,为西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然而,统一局面过于短暂,仅维持了30多年。此后又形成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时间对峙的局面,政权迭起,政局纷争。在这一时期,各族之间加强了交往、交流与交融,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社会局面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有显著发展和进步,为新统一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陶院落
这是一件放置在墓室中的明器,史书中称之为“坞壁”或“坞堡”,据研究,该墓墓主人可能是三国时期吴国武昌都督孙述。该院落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围墙:首先,这围墙又高又厚,墙比院里的房顶还要高出一截。其次,这围墙的四个角上各有一间角楼,在大门的上边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门楼。这大概是站岗放哨、守卫瞭望的地方。您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几间小屋都只有三面墙壁,而且每面的墙壁上都开一个窗口,这样既方便站岗的人从院里进入小屋,又可以使其利用窗口瞭望和射击。大门口是重点防卫区域,所以大门上的门楼就盖得比较大,在里边驻守的人也就多一些。在这间门楼的墙上刻有隶书“孙将军门楼也”六个字,因此,人们也把它称为“将军楼”。
图1陶院落(三国·吴,长54厘米,宽48厘米,1967年湖北鄂州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该器物的出土地湖北鄂州,三国时期曾被称作“鄂县”,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21年,孙权为了建立王者霸业,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并在此建都。后迁都建业(今南京),武昌成为陪都,并由重臣镇守,孙述应是其中之一。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制作这座院落,供将军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
现在请您仔细看一下这座将军楼,围墙之内是中轴对称的四合院:进了大门是宽大的前厅,这可能是会客的场所;穿过院子正对着前厅的是高大宽敞的正房,这应该是将军居住的地方;左右两边各有三栋厢房,都是中间的大,两边的小,这是子女、仆人、兵士等人的住处,前后之分,左右之别,将当年主从、长幼、尊卑的伦理观念,表现得清清楚楚。从整体上看,这将军楼给人一种一座小城堡的感觉,这也正是当年豪强地主势力的一种反映。
我国在西汉中期开始出现了豪强地主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势力越来越大,豪强地主既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又拥有相当数量的私人武装,这些武装力量被称为“家兵”,平时参加生产劳动,战时参加战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还享有较大的特权,往往世代为官。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聚族而居,将住宅功能和防御功能相结合,可守可攻,住房也就修建得跟城堡一样了。据记载,当年董卓的郿坞,墙高、厚均有20多米,坞堡内储存了足够使用30年的谷物。豪强地主,是当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东汉末年,由于豪强地主的恶性发展,进而形成了各地的豪强割据,军阀混战,最终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土崩瓦解。
青瓷神兽尊
这是一件造型非常奇特且形象威严的瓷尊,在现今已知的数十万件瓷器文物中,还没有发现第二件类似的器物。它的整体造型很像渔夫使用的鱼篓,特别新颖的是,在器身堆塑了一只神兽:它两只眼睛又大又圆,张牙咧嘴露着上排牙齿,口里含着一颗圆珠,下颚处还有弯曲的长胡须,瓷尊的腹部也是神兽的腹部,前肢向上抬起,下肢呈蹲坐状。青瓷尊的两侧,用刻画的手法,刻有双翼纹饰,表明这只神兽有双翅能够飞翔。背部有尾巴和五条鳍形凸脊,还装饰着象征脊毛的纹饰。那这是什么神兽呢?
有专家告诉我们,它很可能是一种名叫“穷奇”的古代神兽。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神兽,如麒麟、獬豸、貔貅、饕餮等,它们有的是祥瑞的化身,有的则代表凶恶。“穷奇”是哪一类呢?仔细一查,古人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它是吃人的怪兽,是邪恶的化身;另一种则认为“穷奇”是维护正义的神兽,能够为人类驱妖除邪,哪个地方出现“穷奇”,哪里就会平安无事。这件“穷奇”放在墓中是用来守卫死者灵魂的,显然是一种瑞兽。那这只神兽守护的主人是谁呢?
考古人员在墓中找到了刻有西晋“永宁二年”(302)铭文的墓砖。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一方面,这个墓葬有了明确的纪年,这就为各种器物的断代等提供了时间上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根据墓砖铭文,查找文献记载,很快就确定了这个墓的主人名叫周鲂,他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不仅有一身好武艺,还足智多谋,善用谋略战胜对方,深得孙权的信任。
图2青瓷神兽尊(西晋,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1976年江苏宜兴周处家族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制作这件青瓷神兽尊,给周鲂做陪葬品的又是谁呢?原来是他的儿子周处。这周处比他父亲的名气可大多了,历史上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周处。据史书记载,周处年轻的时候身体强壮,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可是他性情粗暴,蛮不讲理,经常欺负周围的百姓。当地百姓把周处和山上的猛虎、河里的蛟龙,共同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醒悟,上山射杀了猛虎,下水刺杀了蛟龙,自己也改过自新。他拜大文豪陆机、陆云兄弟做师傅,在他们的教育下,成了一个正直的人,在西晋军队里立下显赫战功,后被封为“建威将军"。正是他为父亲制作了这件奇特的瓷尊,想让神兽保佑父亲死后平安,也表达了周处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青瓷是指瓷器的色泽为青色,它是我国著名传统瓷器的一种,也是我国最先烧制成的瓷器品种。早在商代时,我国就烧制成了原始青瓷,到东汉时,青瓷烧制进入成熟阶段。
青瓷的烧成过程可分为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人们将瓷器的胚体(瓷器未经火烧制造之前称为瓷胚)装入瓷窑开始烧制时,要保持较强的通风,使瓷窑内有充分的氧气,这时的窑火为氧化焰,瓷胎和瓷釉中的铁质为氧化铁(也叫三价铁),颜色为黄色。当瓷器即将烧成时,要严格掌握窑温和控制通风,减少氧气的输入,氧化焰变为还原焰,在满足还原条件下,一氧化碳等气体从氧化铁中夺取氧,使氧化铁逐渐变为氧化亚铁(也叫二价铁),颜色随之由黄色变成青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以青瓷作陪葬品。这时期也正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一个大发展阶段,晋代还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早期,烧制青瓷的瓷窑主要在长江以南,其中浙江地区瓷器制造业最为发达,例如浙江上虞境内,在西晋时制瓷作坊就多达六七十处。南北朝时,青瓷制作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青瓷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陶瓷艺术风格呈现多样化。
曹天度造九层千佛石塔
2010年9月,笔者在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大厅见到这座塔的塔身,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对它进行了仔细端详:它呈正方形,分为九层,自下而上逐层收小,各层都仿照木结构建筑雕有瓦垄屋檐。每层都用浮雕手法雕刻着佛像,九层共有佛像1300多尊。每尊佛像都比例适度,神态安详,体现了很高的雕刻技法,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相关专家研究认为,其雕刻技法与云冈石窟的浮雕塔极为相似,很可能此塔的雕琢,就是出于开凿云冈石窟的技师之手。宝塔底座雕刻有莲花、宝珠、僧人、护法吼狮、供养人像和造塔题记等。正是这篇造塔题记,告诉我们是谁造的石塔,以及他为什么造这座石塔。
造塔人叫曹天度,是北魏宫廷中的一名官员,他认为仰慕佛教、修行功德的人,自然会有好的结果,于是他用全部家财,在466年造此石塔进行供奉,以此祝愿皇帝长寿,皇太后、皇太子永享幸福,祝愿他的同僚和所有亲属都能得到佛的护佑,盼望他去世的父亲和儿子在天之灵有好去处。他那种虔诚、博爱的心思,在题记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所祝愿的皇帝,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太后即冯太后,皇太子当指后来的孝文帝。
刚才讲的供养人,就是指以实物供奉佛的人。在这石塔底座左右两侧,雕刻着男女供养人,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象征着曹天度的全家。今后您若去参观石窟,特别是有壁画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一定会看到各种供养人的形象,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画有他们形象的那幅壁画,甚至是那一间洞窟,都是由那供养人出资开凿、绘画的。
接下来咱们看看塔刹。它的顶端早已残破,现在保留下来的最上边的部分雕刻有九个圆圈,在佛教界称为九重相轮,代表着生命的轮回转世,生生不息。相轮下方是两个上下相连的四方形,上边的四面各雕有一尊坐佛,下边的四面各雕了一个小佛龛,每个小佛龛中都有两尊佛像。笔者看过那么多佛塔,像这种在塔刹部分辟龛造像的还仅此一例。专家们研究认为,塔刹的辟龛造像,同塔身第一层雕的佛龛,恰好上下呼应,使整个石塔造型更加和谐统一,视觉效果更好,可谓是构思巧妙,别出心裁。塔刹最下方是一个上大下小、有四个斜面的榫头,插入塔身,与塔身严丝合缝。
随着佛教的传入,我国才有了塔。根据史书记载,在东汉时期开始造塔,但那时候的塔没有保存下来。公元5世纪以前的佛塔,保留至今的仅有几座,曹天度造的这座佛塔是它们当中最精美的,这就更凸显了它的珍贵。它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的佛教、佛教艺术和造塔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内乱不断,统治阶层想维护巩固统治,广大人民盼望和平安定。这种情况下,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传统的儒家思想已不能让上下接受,而佛教教化劝善的意识,则起了相当作用。尤其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原本就对传统儒家和道家思想了解较少,更是借助佛教维护其统治,许多帝后信佛崇佛。于是佛教的发展大大超过汉代,敦煌、云冈、龙门、天水等石窟的开凿,即是明证。曹天度造塔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体现。
图3曹天度造九层千佛石塔(北魏,塔身现藏于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塔刹现藏于山西省朔州市马邑博物馆)
一座佛塔,为什么现在“身首异处”呢?原来,1939年,日本侵略军窜进了山西朔县的崇福寺院,当年这座石塔,正供奉在该寺院。石塔的精美和悠久历史,顿时就引起了侵略者掠夺的野心。他们命人专门制作了装运石塔的大木箱,决定装箱运往日本。石塔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实际上是分为三段:塔刹、塔身和塔座。那些鬼子兵,根本不知道石塔是这种结构。一位参加装箱的中国工作人员,出于爱国热情,冒着生命危险,没把塔刹装入木箱,而是设法藏了起来。当年10月石塔被运到了日本,并在东京博物馆展出,日本的报纸,还以所谓的战功报道了这件事情。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向中国归还了在侵华期间劫掠的文物,这座珍贵的石塔也回到了华夏大地,但未来得及重回故乡,而是放在了南京博物院。国民党反动派退往中国台湾时,这座石塔又连同大批珍宝被运到了台湾,存放在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而那位当年冒险将塔刹藏起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塔刹捐给了国家,很快塔刹就回到了崇福寺。原本完好的千年古塔,从1939年开始“身首异处",先是隔着日本海相望,后又隔着一湾海峡相望,多希望其能早日团圆,重现当年的完整风采呀!
元羽墓志
墓志是随同死者放入墓葬中的一种石刻,多为方形,上面的文字记述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简要生平,字数多少不限。该墓志写明墓主人叫“元羽",籍贯是“河南”,是皇帝的四叔父。原来,此人本名为拓跋羽,是魏孝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去世时为北魏景明二年,当年的皇帝为北朝第八位皇帝宣武帝元恪,是孝文帝的次子,所以墓志写他是“皇帝之第四叔父也”。刚刚讲的“元”“河南”这三个字,恰是魏孝文帝移风易俗、推行鲜卑族汉化的真切反映。
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自幼学习儒家经典,锐意进取。北魏的都城是平城,地处今天的山西省北部,这里距离中原较远,又有太多的鲜卑族保守势力,不利于推行改革。魏孝文帝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继而为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政治危机,在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其中一条即是改鲜卑姓为汉姓:皇室拓跋氏的拓意为土,跋意为后,后是君主之意,土是万物之始,而“元”是表示第一,是为首的意思,故将拓跋姓改为元;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魏孝文帝还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此后一律葬在河南,不能回平城安葬。同时,迁洛鲜卑人,籍贯也改成河南。
自古迁都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魏孝文帝迁都,自然也是阻力重重,拓跋羽对哥哥的举动颇为理解和支持,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他受封广陵王,身居侍中、太子太保、尚书左仆射等高位。孝文帝南行,拓跋羽与太尉拓跋丕在平城留守,许多鲜卑人对迁都不理解,而拓跋羽的镇抚,使鲜卑人保持了安定的秩序,得到孝文帝的称赞。
令人遗憾的是,聪明才俊拓跋羽,在魏孝文帝迁都八年后(即景明二年),因为放荡好色,行为不端,于五月十八日意外身亡,享年只有32岁。皇帝得知四叔的死讯,亲自前往吊唁,下诏追授使持节、侍中、司徒公、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定谥号为惠(故墓志上写广陵惠王)。遗体葬在洛阳北邙山孝文帝的长陵附近。“生于平城,葬于北邙”,成为经历迁都时代的鲜卑人的印记。
墓志又称墓志铭、埋铭、圹志等,是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盛行的。中国在汉代时,通常在墓地上为死者立碑,流传至今的《曹全碑》《鲜于璜碑》《史晨前后碑》等,就是当年碑刻中的代表作。到三国时,曹操发出禁止厚葬的命令,不仅要求随葬物简朴,取消地面上的祠堂、寝殿等建筑,也不提倡竖立墓碑。晋承袭曹操禁碑之习,以“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甚烈”为辞,也下令禁碑。于是墓碑从地面转入地下,墓志增多。不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并非每个时期都实行禁碑令,北朝时就没有明令禁止立碑,所以北朝流传至今的碑刻也较多。
图4元羽墓志局部
(北魏,长55.2厘米,宽51.6厘米,河南洛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开始墓志多为一块石,即志文。北魏时加了志盖,即墓志由上下两块正方形石组成,上石称志盖,刻死者姓氏、籍贯、官阶等字样;下石称志底,刻死者生平事迹。文体用散文体的叫“志”,用韵文体的叫“铭”,大多数是志、铭二者兼有,就被称为墓志铭,但在习惯上被通称为墓志。
元羽墓志上的文字字体,也很值得大家关注,其笔画既端庄工整,又不失方峻雄健,给人一种既有气势,又不乏秀美的感觉,它就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魏碑”洛阳体。北魏的上层社会都追捧这种书法,当年皇室、贵族的墓志,都使用这种字体。“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从中国书法史的角度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艺术一个大发展阶段,形成了楷书(也称真书)、行书、今草并盛的局面,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父子、钟繇、陆机等,更是名垂史册。
陶牛车
这是一辆非常漂亮的车模:车厢为长方形,前面有通风透气的窗子,后边有供人进出的小门,顶上是长长的卷棚,可以遮风、挡雨、挡太阳。拉车的牛非常健壮,它竖着两只大犄角,昂首向前,一副正准备出发的样子。艺术家在牛身上,很简练地画了几笔墨线,就让我们感到牛毛似乎被风微微吹动。墓主人把这么一辆车模带入墓中,说明他活着的时候,用牛车作为交通工具,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要乘坐牛车。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发明了车。秦汉以前的车,大体可以分为“大车”和“小车”两大类:“大车”系指用牛驾的车,车厢大,它主要是拉货物用和供穷老百姓乘坐;“小车”是由马驾的,车厢较小,除贵族出行乘坐外,还用于战争。
图5陶牛车(南北朝·北朝·北齐,车高31.2厘米,
牛高23.2厘米,1955年山西太原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马车由两匹马或者四匹马驾驶,跑起来较快,马脖子上的铃铛还不时地发出有节奏的响声,看上去很是气派。可是,当时车的车轮都是木头的,车轮子和地面,那是实实在在的硬碰硬。再者,古代的路,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大多是土路,有时甚至坑坑洼洼,不太平整,马车跑起来,不仅颠簸,还会扬起尘土。驾车的马越多、跑得越快,颠得就越厉害,扬起的尘土也就越多。那时,对乘车的人的仪表还有很严格的要求,不能东倒西歪没个模样,必须保持端正的姿态。在颠簸和尘土飞扬中,还要保持端正,颇有些不容易。
不知是谁,注意到了牛车虽走得比较慢,但颠簸得不那么厉害,扬起的尘土也少得多,再者,牛车车身高大,可以加车厢,人坐在里面别人看不见,可以自由坐卧。虽然牛车比马车慢,可人却舒服多了,于是东汉末年,牛车开始受到官员的欢迎。牛车的制造,自然也就比较讲究了。
北魏的统治者多来自鲜卑等游牧民族,习惯于骑马出行,然而,他们受到中原文化、习俗的影响,从北朝开始,鲜卑官员也把牛车作为出行工具,甚至在很正式的出行仪仗行列中,也使用牛车。到北魏明帝时形成制度,从一品官到七品官,都乘牛车。东魏、北齐,也继承了这一制度。所以在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牛车,且制作都比较精美。本属汉族的交通工具,改变了马背民族的出行方式,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交融,可见一斑。
文章作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齐吉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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