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纷争中的民族交融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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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伍期

东汉末年，矛盾频发，军阀割据，大一统局面名存实亡。魏、蜀、吴三国鼎立，为西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然而，统一局面过于短暂，仅维持了30多年。此后又形成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时间对峙的局面，政权迭起，政局纷争。在这一时期，各族之间加强了交往、交流与交融，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社会局面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有显著发展和进步，为新统一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陶院落

这是一件放置在墓室中的明器，史书中称之为“坞壁”或“坞堡”，据研究，该墓墓主人可能是三国时期吴国武昌都督孙述。该院落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围墙：首先，这围墙又高又厚，墙比院里的房顶还要高出一截。其次，这围墙的四个角上各有一间角楼，在大门的上边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门楼。这大概是站岗放哨、守卫瞭望的地方。您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几间小屋都只有三面墙壁，而且每面的墙壁上都开一个窗口，这样既方便站岗的人从院里进入小屋，又可以使其利用窗口瞭望和射击。大门口是重点防卫区域，所以大门上的门楼就盖得比较大，在里边驻守的人也就多一些。在这间门楼的墙上刻有隶书“孙将军门楼也”六个字，因此，人们也把它称为“将军楼”。

图1陶院落（三国·吴，长54厘米，宽48厘米，1967年湖北鄂州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该器物的出土地湖北鄂州，三国时期曾被称作“鄂县”，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21年，孙权为了建立王者霸业，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并在此建都。后迁都建业（今南京），武昌成为陪都，并由重臣镇守，孙述应是其中之一。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制作这座院落，供将军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

现在请您仔细看一下这座将军楼，围墙之内是中轴对称的四合院：进了大门是宽大的前厅，这可能是会客的场所；穿过院子正对着前厅的是高大宽敞的正房，这应该是将军居住的地方；左右两边各有三栋厢房，都是中间的大，两边的小，这是子女、仆人、兵士等人的住处，前后之分，左右之别，将当年主从、长幼、尊卑的伦理观念，表现得清清楚楚。从整体上看，这将军楼给人一种一座小城堡的感觉，这也正是当年豪强地主势力的一种反映。

我国在西汉中期开始出现了豪强地主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势力越来越大，豪强地主既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又拥有相当数量的私人武装，这些武装力量被称为“家兵”，平时参加生产劳动，战时参加战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还享有较大的特权，往往世代为官。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聚族而居，将住宅功能和防御功能相结合，可守可攻，住房也就修建得跟城堡一样了。据记载，当年董卓的郿坞，墙高、厚均有20多米，坞堡内储存了足够使用30年的谷物。豪强地主，是当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东汉末年，由于豪强地主的恶性发展，进而形成了各地的豪强割据，军阀混战，最终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土崩瓦解。

青瓷神兽尊

这是一件造型非常奇特且形象威严的瓷尊，在现今已知的数十万件瓷器文物中，还没有发现第二件类似的器物。它的整体造型很像渔夫使用的鱼篓，特别新颖的是，在器身堆塑了一只神兽：它两只眼睛又大又圆，张牙咧嘴露着上排牙齿，口里含着一颗圆珠，下颚处还有弯曲的长胡须，瓷尊的腹部也是神兽的腹部，前肢向上抬起，下肢呈蹲坐状。青瓷尊的两侧，用刻画的手法，刻有双翼纹饰，表明这只神兽有双翅能够飞翔。背部有尾巴和五条鳍形凸脊，还装饰着象征脊毛的纹饰。那这是什么神兽呢？

有专家告诉我们，它很可能是一种名叫“穷奇”的古代神兽。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神兽，如麒麟、獬豸、貔貅、饕餮等，它们有的是祥瑞的化身，有的则代表凶恶。“穷奇”是哪一类呢？仔细一查，古人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它是吃人的怪兽，是邪恶的化身；另一种则认为“穷奇”是维护正义的神兽，能够为人类驱妖除邪，哪个地方出现“穷奇”，哪里就会平安无事。这件“穷奇”放在墓中是用来守卫死者灵魂的，显然是一种瑞兽。那这只神兽守护的主人是谁呢？

考古人员在墓中找到了刻有西晋“永宁二年”（302）铭文的墓砖。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一方面，这个墓葬有了明确的纪年，这就为各种器物的断代等提供了时间上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根据墓砖铭文，查找文献记载，很快就确定了这个墓的主人名叫周鲂，他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不仅有一身好武艺，还足智多谋，善用谋略战胜对方，深得孙权的信任。

图2青瓷神兽尊（西晋，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1976年江苏宜兴周处家族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制作这件青瓷神兽尊，给周鲂做陪葬品的又是谁呢？原来是他的儿子周处。这周处比他父亲的名气可大多了，历史上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周处。据史书记载，周处年轻的时候身体强壮，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可是他性情粗暴，蛮不讲理，经常欺负周围的百姓。当地百姓把周处和山上的猛虎、河里的蛟龙，共同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醒悟，上山射杀了猛虎，下水刺杀了蛟龙，自己也改过自新。他拜大文豪陆机、陆云兄弟做师傅，在他们的教育下，成了一个正直的人，在西晋军队里立下显赫战功，后被封为“建威将军"。正是他为父亲制作了这件奇特的瓷尊，想让神兽保佑父亲死后平安，也表达了周处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青瓷是指瓷器的色泽为青色，它是我国著名传统瓷器的一种，也是我国最先烧制成的瓷器品种。早在商代时，我国就烧制成了原始青瓷，到东汉时，青瓷烧制进入成熟阶段。

青瓷的烧成过程可分为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人们将瓷器的胚体（瓷器未经火烧制造之前称为瓷胚）装入瓷窑开始烧制时，要保持较强的通风，使瓷窑内有充分的氧气，这时的窑火为氧化焰，瓷胎和瓷釉中的铁质为氧化铁（也叫三价铁），颜色为黄色。当瓷器即将烧成时，要严格掌握窑温和控制通风，减少氧气的输入，氧化焰变为还原焰，在满足还原条件下，一氧化碳等气体从氧化铁中夺取氧，使氧化铁逐渐变为氧化亚铁（也叫二价铁），颜色随之由黄色变成青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以青瓷作陪葬品。这时期也正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一个大发展阶段，晋代还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早期，烧制青瓷的瓷窑主要在长江以南，其中浙江地区瓷器制造业最为发达，例如浙江上虞境内，在西晋时制瓷作坊就多达六七十处。南北朝时，青瓷制作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青瓷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陶瓷艺术风格呈现多样化。

曹天度造九层千佛石塔

2010年9月，笔者在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大厅见到这座塔的塔身，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对它进行了仔细端详：它呈正方形，分为九层，自下而上逐层收小，各层都仿照木结构建筑雕有瓦垄屋檐。每层都用浮雕手法雕刻着佛像，九层共有佛像1300多尊。每尊佛像都比例适度，神态安详，体现了很高的雕刻技法，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相关专家研究认为，其雕刻技法与云冈石窟的浮雕塔极为相似，很可能此塔的雕琢，就是出于开凿云冈石窟的技师之手。宝塔底座雕刻有莲花、宝珠、僧人、护法吼狮、供养人像和造塔题记等。正是这篇造塔题记，告诉我们是谁造的石塔，以及他为什么造这座石塔。

造塔人叫曹天度，是北魏宫廷中的一名官员，他认为仰慕佛教、修行功德的人，自然会有好的结果，于是他用全部家财，在466年造此石塔进行供奉，以此祝愿皇帝长寿，皇太后、皇太子永享幸福，祝愿他的同僚和所有亲属都能得到佛的护佑，盼望他去世的父亲和儿子在天之灵有好去处。他那种虔诚、博爱的心思，在题记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所祝愿的皇帝，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太后即冯太后，皇太子当指后来的孝文帝。

刚才讲的供养人，就是指以实物供奉佛的人。在这石塔底座左右两侧，雕刻着男女供养人，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象征着曹天度的全家。今后您若去参观石窟，特别是有壁画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一定会看到各种供养人的形象，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画有他们形象的那幅壁画，甚至是那一间洞窟，都是由那供养人出资开凿、绘画的。

接下来咱们看看塔刹。它的顶端早已残破，现在保留下来的最上边的部分雕刻有九个圆圈，在佛教界称为九重相轮，代表着生命的轮回转世，生生不息。相轮下方是两个上下相连的四方形，上边的四面各雕有一尊坐佛，下边的四面各雕了一个小佛龛，每个小佛龛中都有两尊佛像。笔者看过那么多佛塔，像这种在塔刹部分辟龛造像的还仅此一例。专家们研究认为，塔刹的辟龛造像，同塔身第一层雕的佛龛，恰好上下呼应，使整个石塔造型更加和谐统一，视觉效果更好，可谓是构思巧妙，别出心裁。塔刹最下方是一个上大下小、有四个斜面的榫头，插入塔身，与塔身严丝合缝。

随着佛教的传入，我国才有了塔。根据史书记载，在东汉时期开始造塔，但那时候的塔没有保存下来。公元5世纪以前的佛塔，保留至今的仅有几座，曹天度造的这座佛塔是它们当中最精美的，这就更凸显了它的珍贵。它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的佛教、佛教艺术和造塔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内乱不断，统治阶层想维护巩固统治，广大人民盼望和平安定。这种情况下，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传统的儒家思想已不能让上下接受，而佛教教化劝善的意识，则起了相当作用。尤其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原本就对传统儒家和道家思想了解较少，更是借助佛教维护其统治，许多帝后信佛崇佛。于是佛教的发展大大超过汉代，敦煌、云冈、龙门、天水等石窟的开凿，即是明证。曹天度造塔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体现。

图3曹天度造九层千佛石塔（北魏，塔身现藏于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塔刹现藏于山西省朔州市马邑博物馆）

一座佛塔，为什么现在“身首异处”呢？原来，1939年，日本侵略军窜进了山西朔县的崇福寺院，当年这座石塔，正供奉在该寺院。石塔的精美和悠久历史，顿时就引起了侵略者掠夺的野心。他们命人专门制作了装运石塔的大木箱，决定装箱运往日本。石塔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实际上是分为三段：塔刹、塔身和塔座。那些鬼子兵，根本不知道石塔是这种结构。一位参加装箱的中国工作人员，出于爱国热情，冒着生命危险，没把塔刹装入木箱，而是设法藏了起来。当年10月石塔被运到了日本，并在东京博物馆展出，日本的报纸，还以所谓的战功报道了这件事情。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向中国归还了在侵华期间劫掠的文物，这座珍贵的石塔也回到了华夏大地，但未来得及重回故乡，而是放在了南京博物院。国民党反动派退往中国台湾时，这座石塔又连同大批珍宝被运到了台湾，存放在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而那位当年冒险将塔刹藏起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塔刹捐给了国家，很快塔刹就回到了崇福寺。原本完好的千年古塔，从1939年开始“身首异处"，先是隔着日本海相望，后又隔着一湾海峡相望，多希望其能早日团圆，重现当年的完整风采呀！

元羽墓志

墓志是随同死者放入墓葬中的一种石刻，多为方形，上面的文字记述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简要生平，字数多少不限。该墓志写明墓主人叫“元羽"，籍贯是“河南”，是皇帝的四叔父。原来，此人本名为拓跋羽，是魏孝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去世时为北魏景明二年，当年的皇帝为北朝第八位皇帝宣武帝元恪，是孝文帝的次子，所以墓志写他是“皇帝之第四叔父也”。刚刚讲的“元”“河南”这三个字，恰是魏孝文帝移风易俗、推行鲜卑族汉化的真切反映。

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自幼学习儒家经典，锐意进取。北魏的都城是平城，地处今天的山西省北部，这里距离中原较远，又有太多的鲜卑族保守势力，不利于推行改革。魏孝文帝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继而为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政治危机，在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其中一条即是改鲜卑姓为汉姓：皇室拓跋氏的拓意为土，跋意为后，后是君主之意，土是万物之始，而“元”是表示第一，是为首的意思，故将拓跋姓改为元；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魏孝文帝还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此后一律葬在河南，不能回平城安葬。同时，迁洛鲜卑人，籍贯也改成河南。

自古迁都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魏孝文帝迁都，自然也是阻力重重，拓跋羽对哥哥的举动颇为理解和支持，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他受封广陵王，身居侍中、太子太保、尚书左仆射等高位。孝文帝南行，拓跋羽与太尉拓跋丕在平城留守，许多鲜卑人对迁都不理解，而拓跋羽的镇抚，使鲜卑人保持了安定的秩序，得到孝文帝的称赞。

令人遗憾的是，聪明才俊拓跋羽，在魏孝文帝迁都八年后（即景明二年），因为放荡好色，行为不端，于五月十八日意外身亡，享年只有32岁。皇帝得知四叔的死讯，亲自前往吊唁，下诏追授使持节、侍中、司徒公、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定谥号为惠（故墓志上写广陵惠王）。遗体葬在洛阳北邙山孝文帝的长陵附近。“生于平城，葬于北邙”，成为经历迁都时代的鲜卑人的印记。

墓志又称墓志铭、埋铭、圹志等，是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盛行的。中国在汉代时，通常在墓地上为死者立碑，流传至今的《曹全碑》《鲜于璜碑》《史晨前后碑》等，就是当年碑刻中的代表作。到三国时，曹操发出禁止厚葬的命令，不仅要求随葬物简朴，取消地面上的祠堂、寝殿等建筑，也不提倡竖立墓碑。晋承袭曹操禁碑之习，以“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甚烈”为辞，也下令禁碑。于是墓碑从地面转入地下，墓志增多。不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并非每个时期都实行禁碑令，北朝时就没有明令禁止立碑，所以北朝流传至今的碑刻也较多。

图4元羽墓志局部

（北魏，长55.2厘米，宽51.6厘米，河南洛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开始墓志多为一块石，即志文。北魏时加了志盖，即墓志由上下两块正方形石组成，上石称志盖，刻死者姓氏、籍贯、官阶等字样；下石称志底，刻死者生平事迹。文体用散文体的叫“志”，用韵文体的叫“铭”，大多数是志、铭二者兼有，就被称为墓志铭，但在习惯上被通称为墓志。

元羽墓志上的文字字体，也很值得大家关注，其笔画既端庄工整，又不失方峻雄健，给人一种既有气势，又不乏秀美的感觉，它就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魏碑”洛阳体。北魏的上层社会都追捧这种书法，当年皇室、贵族的墓志，都使用这种字体。“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从中国书法史的角度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艺术一个大发展阶段，形成了楷书（也称真书）、行书、今草并盛的局面，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父子、钟繇、陆机等，更是名垂史册。

陶牛车

这是一辆非常漂亮的车模：车厢为长方形，前面有通风透气的窗子，后边有供人进出的小门，顶上是长长的卷棚，可以遮风、挡雨、挡太阳。拉车的牛非常健壮，它竖着两只大犄角，昂首向前，一副正准备出发的样子。艺术家在牛身上，很简练地画了几笔墨线，就让我们感到牛毛似乎被风微微吹动。墓主人把这么一辆车模带入墓中，说明他活着的时候，用牛车作为交通工具，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要乘坐牛车。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发明了车。秦汉以前的车，大体可以分为“大车”和“小车”两大类：“大车”系指用牛驾的车，车厢大，它主要是拉货物用和供穷老百姓乘坐；“小车”是由马驾的，车厢较小，除贵族出行乘坐外，还用于战争。

图5陶牛车（南北朝·北朝·北齐，车高31.2厘米，

牛高23.2厘米，1955年山西太原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马车由两匹马或者四匹马驾驶，跑起来较快，马脖子上的铃铛还不时地发出有节奏的响声，看上去很是气派。可是，当时车的车轮都是木头的，车轮子和地面，那是实实在在的硬碰硬。再者，古代的路，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大多是土路，有时甚至坑坑洼洼，不太平整，马车跑起来，不仅颠簸，还会扬起尘土。驾车的马越多、跑得越快，颠得就越厉害，扬起的尘土也就越多。那时，对乘车的人的仪表还有很严格的要求，不能东倒西歪没个模样，必须保持端正的姿态。在颠簸和尘土飞扬中，还要保持端正，颇有些不容易。

不知是谁，注意到了牛车虽走得比较慢，但颠簸得不那么厉害，扬起的尘土也少得多，再者，牛车车身高大，可以加车厢，人坐在里面别人看不见，可以自由坐卧。虽然牛车比马车慢，可人却舒服多了，于是东汉末年，牛车开始受到官员的欢迎。牛车的制造，自然也就比较讲究了。

北魏的统治者多来自鲜卑等游牧民族，习惯于骑马出行，然而，他们受到中原文化、习俗的影响，从北朝开始，鲜卑官员也把牛车作为出行工具，甚至在很正式的出行仪仗行列中，也使用牛车。到北魏明帝时形成制度，从一品官到七品官，都乘牛车。东魏、北齐，也继承了这一制度。所以在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牛车，且制作都比较精美。本属汉族的交通工具，改变了马背民族的出行方式，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交融，可见一斑。

文章作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齐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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