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九江百货业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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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刊于2019年版《浔阳商贸》，经浔阳区政协文史委授权转发。

九江为长江之中枢，为赣省之门户，凡全省进出口货物，皆以此为转运之要道，故舟车辐辏，商贾荟萃，商业颇盛。民国廿二年全市商店加入商会有计八百八十一家，店员三千五百一十人，资金总额一百零七万二千四百多元。

各业散布状况：大中路一带以钱业、银行业、银楼业、绸缎业、布业、五金颜料业、纸料业、陆尘业、米业及行店居多。旅馆业、瓷器业，则散布于滨江路一带，茶栈业在大中路荣阳里及尚志里两处。论各行业之帮列，则钱业以徽州、南昌两帮最占势力，银楼业分浙江、江西两帮，绸缎业徽帮居多，且团结甚坚，皮丝烟业以闽帮为多，至若南货、油酒酱园、京广洋货、瓷器等业，以本帮较占优势。

民国时期的大中路

民国初年，百货业称为京苏广货业。简称广货业。京是北京，其商品多是手工业制做的骨质商品和钢制小玩意。苏是江苏，苏州化妆品，如胭脂花粉等，广东产的多为小五金之类的商品。当时百货业也有大户，但小本经营的如夫妻店、父子店却占多数。

北伐战争前，百货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并无行会组织，只有封建迷信帮派、行会等。如手工行业有“土地会“，商业方面则组织“财神会“，外省人多在各自的“同乡会“活动。他们每年举行一次大集会，决定一些问题，有会产收入的还大吃一天。平时如遇同乡、同业或与他人发生纠纷，则邀请会首进行调处。

北伐战争后，才有同业公会组织。百货业继职工组织的百货业店员工会之后，也成立了百货业公会，它的负责人称“理事长“由会员选举产生。首位理事长是傅维修，副理事长是幸文德、孙叔符等人，他们都是当时百货业中的大户，如傅继修是傅继太老板，幸文德是永安公司经营百货和代理南洋兄弟烟公司发行经理，孙叔符是华康百货店经理。

是时，民众称百货店为广货店或称洋货店，百货业亦称洋货业，因为那时百货店经营的商品大部分都是日本货或英美等国的产品。如太阳伞、搪瓷用品、钢精（铝）制品、棉织品、毛线、缝纫机以及香皂肥皂等。外商在九江开设了洋行，如英商太古、美商美孚、亚西亚等，都是经营轮船运输和煤油汽油。日商有前田一二洋行、鹿毛洋行、大元洋行和种德堂牙医诊所。除鹿毛、大元两家经营土特产出口运往日本外，其他都是经营百货批发业务。

现将当时百货业著名字号的经营情况分列如下：

上列各店资金大小不一，最大的约有拾万银元，最小的也有千元左右，其它尚有二十余户资金不足千元的，故未列其店名。除此，当时尚有五金电料店，如华盛昌、涌兴裕、振茂祥、华康、王麻子等。西药业的五洲药房、中法药房、华美药房、亚洲药房、中西药房等。钟表照相店也因范围不大，都加了百货业同业公会，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后；五金电料才单独成立了同业公会，西药店则纳入了中药业，后更名为中西药业同业公会，钟表照相业又分列开来，照相业纳入了饮食服务业，钟表成立了独立劳动者协会。

北伐战争前后，九江的百货业也比较发达。当时市场信用“膨涨”，只要租到一个店，挂上一块牌子就可营业，有利可图。包黎泰老板就是辞去应如大经理不做而开设的，杨福泰老板就是从傅继泰管事出来开店的，似此情况大有人在。

随着商业的繁荣，九江的保险公司也发展起来，上海的、汉口的，还有外商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有的商店在业务不振时，就与保险公司相互勾结，放上一把火，不但欠款不要还，还得到赔款，然后远走高飞。百货业中就有三至四家是这样做的。有的虽未放火，却采取另一办法，宣布破产，拖欠债务。

日军占领九江之前，商店纷纷撒离市区，有的逃往农村，有的将货随人逃到庐山，外省人都逃回原籍，也有部分人把货物寄存于天主教堂内，妄想得到帝国主义庇护。结果，失落一空。如百货业中有一户人家原有资金银元陆万余元，他在日本占领九江前，将货物存于天主教堂，人则逃往后方。不久，敌伪政府美其名曰保护正当商民，将天主教堂内存货清查登记，以登记费等名义勒索巨款。后来，这户人家只好将存货托人代卖，一年后将钱汇往上海购进棉纱，又遇上敌伪棉纱登记统购统销，这样一折腾，这户人家只落得贰千银元。

滨江路瓷业商铺（摄于1930年）

日本占领九江后，大中路几乎全被日本人居住和开设洋行，只有西园路一带划为难民区，将未逃出的中国人全部迁往。后来，逃往农村的人陆陆续续地回来，才将大中路东段开放，但好的门面仍被日本人占用，中国人是不能问津的。这时百货业回来开业的有永源、联合丰、马义和、永泰昌等，同时也有部分由南京等地逃来九江安家的，如新上海、新大昌、协兴成等，从乡下回城的有三进百货店（不是原老板而是该店管事）、六鹤昌、协昌、陈义发、郑源懋、廖仁记、郭锦记、黄源顺、合隆、吴大友、李泰兴、程义泰、周克甫、游义发、蔡文杰、裕康等户。其中最大的一户是由詹乐章经营的裕康百货店，几乎可以左右当时的百货店。因他同时与人合伙开设九江唯一的中国人开设的益康钱庄，吸收了不少存款作后盾，其次是永源、新上海、联和丰等家。

这时百货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商品都掌握在日本洋行里，要进货只有依赖日商，甚至还要倒回扣给日本洋行。中国人跑街的事先要谈好盘子给多少好处，然后才给你通风报信。在分配货物时，回扣给得多的就多分配货物。相反，就少分一些，不给回扣的就休想得到商品。得不到商品的小贩们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南昌、安庆、黄石等地贩运了，有的遇上飞机轰炸连命也送了，落得个人财两空。有的因手续不全，遇到敌伪关卡查获，不是罚款就是没收，稍有反抗，甚致连命都会送掉。当然，也有的人长袖善舞，也发了一点财。

大中路西门外大街地段商铺

抗日战争胜利后，逃离在外的人思归，前后方交通畅行无阻，各店大量抛售存货，以便获得新货。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后，大量接收房子、金子、车子，还利用手中资力，大量抢购各种物资，造成当时物价暴涨，商店和市民都叫苦不迭。抗战期间和胜利后九江百货业主要商号有：

万铭记、永源、惠大、联和丰、裕康、夏荣懋、伍仁和、陈天一、郑源懋、黄源顺、廖仁记、郭锦记、程义大、陈义发、刘宏顺、游义发、天一、永诚、蔡俊记、裕兴、吴生昌、永泰昌、吴大友、三级、协兴、杨福泰、马义和、朱益昌、鹤隆、三星、徐同昌、新上海、新大昌、略云记、鸿昌、叶宗清、陈友华、郑邦兴、邹济公、蒋德润、陈焕章、韩斌、黄雨台、肖义焕、罗贤铎、顾忠华、涂谓川、曾耀鉴、吴桀然、胡隆昌、孙少如、解宏培、施意奎、梅松山、叶文揖、钟华林、钟中华等。

当时加入百货业同业公会的中西药业华美、亚州、中西、中英、中法、五洲、华英等药房，五金电料业华盛昌、华康、王麻子、振茂祥等。除此以外，尚有钟表照相二十余户。抗战胜利后大商号受到国民政府敲诈勒索，接收大员扬言要抓经济汉奸，如裕康百货店、新上海、新大昌、三进等家都因在敌伪时间赚了些钱，胜利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弄得心灰意懒，业务日见衰落。从后方回来的商号，由于过去信用好，生意兴隆。如万铭记在九江沦陷后还在后方清理了欠帐，胜利后新老主顾齐来，发展比较迅速。

当时百货行业不仅有实力竞争，还有花色品种上的较量。抗战前百货业当头炮的品种是毛巾、袜子之类。胜利后由于生产发展，和人们生活改善，出现了化纤产品，鞋子也出现了多品种，花色式样不断更新，农村妇女做鞋的也减少了，家境好的可穿皮鞋，差点的也改穿胶鞋了。百货业在品种上的竞争就以胶鞋为当头炮。实力大的如惠大、永源、联合丰等家可应付自如，而实力小的就要采取其他办法组织这类商品来参加竞争。如万铭记与上海鞋庄合股经营胶鞋，还与厂方签订经销合同，由厂方发货来九江销售，用厂方发票，收取代销手续费百分之六到十，营业税由厂方完成。外县商店就请人力到九江挑运，由挑夫带款持单来进货，给百分之一回扣。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积极扩充军备，准备内战。内部贪污腐化，造成当时币制贬值，物价暴涨。为了挽救其经济危机，他们采取什么“限价政策“，又是什么“币制改革“，形成四大家族豪门巨富，而升斗小民则苦不堪言。那时，百货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既要应付大与小、批与另批之间的竞争，还要与官僚资本进行争斗，稍有不慎，就有倾家荡产的危险。在政治上要随时提防经济检查队，稍有违反当局规定，或者因落笔错误，不仅要处罚巨款，甚至要刑事拘留或判处徒刑，弄得身败名裂，旧中国的百货业也是苦不堪言。

资料来源：

1988 年油印稿《我所知道的九江百货业》。

1989 年九江市政协文史参考资料第五辑。

【编后记】

百货业早年被称为广货业，售卖苏州产品为主的叫苏广业，售卖北京商品为主的叫京广业，所以合称为京苏广业。
随着广州洋货的涌入，广又代表着广州。民国起，商品经济逐步发达，广货业又拆分为杂货业和百货业，前者是小本经营，售卖家用小商品、手工品为主。百货业主要售卖工业制品，由于当时的工业制品多来自于国外，因此百货业又被人们称为洋货业，百货店也叫洋货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