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江晓原：通天之学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

江晓原 著

，中华书局出版

我从事学术研究40余年来，先后出版过关于古代中外天学之书不下十种，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研究兴趣和成果而作，所以内容各有侧重。近承中华书局雅意，希望我能够为中国传统天学提供一本内容全面、结构紧凑，文本又适应较多读者阅读需要的雅俗共赏之作。这个想法非常好，我很乐意地答应了，于是经过两年的撰写和打磨，书稿于2023年9月交稿，于2024年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

长久以来，"天文学为农业服务"的说法为人们习知，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考古证据，都表明农业的历史比天文学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也就是说，早在还没有天文学的时代，农业已在发生、发展着；而天文学产生之后，也并未使得农业因此而有什么突飞猛进。换言之，即使根据现代的知识来看，农业对天文学的需求也是极其微小的，对于节令的掌握无须非常精确，出入一两天并无妨碍。同时，如果以农业需求作为中国古代天学的出发点，则天文历法为别的对象服务的可能性，就被遮蔽了，甚至完全被排除在思考范围之外。

事实上，天文学在古代中国是作为另一种活动的工具而存在的。另一种活动是什么？这就要从天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负担着的神圣使命和哪些人需要天学谈起。

《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也明确说明，需要天学的是帝王和圣人，是他们要从"天垂象"中"见吉凶"。

上古帝王们需要天学，当然不是因为"热爱科学"，也不是为了帮助农民种地。那么这般受重视的天学，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却长期被天文学史专家和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问题——通天的能力。

上古时代的中国，一个王权的确立，除了需要足够的军事经济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必不可少的条件：拥有在天（神）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手段——通天。

帝王必须拥有通天手段，其王权才能获得普遍承认。而在古代的各种通天手段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种正是天学——即包括灵台、仪象、占星、望气、颁历等在内的一整套天学事务。帝王拥有了自己的天学事务方才能够昭示四方，自己已经能与上天沟通；而能与上天沟通的人方才能够宣称"天命"已经归于自己，因而已有为王的资格。帝尧、帝舜为何要将安排乃至亲自从事天学事务作为头等大事，原因正在于此。

正因为天学与王权在上古时代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也正因如此，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故而王家天学的神圣地位一直维持到清朝灭亡。

关于中国天学的起源，学界一直有各种形式的天学西源说，但只要大家了解古代中国天学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就会知道在华夏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天学，它只能与华夏文明同时诞生，不可能是后来才被输入的文化。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成熟，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改变一个陈旧的观念，即认为祖先将自己的东西传播给别人就是光荣，而接受别人传播来的东西就是耻辱。事实上，中华民族从来就是胸怀博大而坦荡的，从来就乐于接受外部的新知识，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之一。

六朝隋唐时期可以视为西方天文学向中土传播的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中西方天文学知识主要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的东来而传入中土。一些最重要的有关文献，就是直接以佛经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元代至明初，被认为是中西天文学交流的又一个高潮。这次西方天文学以伊斯兰天学为中介，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崛起，再度进入中土。下一个高潮出现于明末。这一次西方天文学不再依赖任何中介，被耶稣会传教士用作在中国传教的辅助工具，直接大举进入中国。

然而，我们千万不可被上面三次高潮的说法框住了思路，以为除此三次高潮之外，历史上的中西天文学交流就无多可言了。事实上，以往的数千年间，中西方的天文学交流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早期的交流，我们今天所知的一些线索，很可能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天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今天谈论它，以什么形式最为合适呢？是"天学史"，还是"星占学史"，还是"天文学史"？笔者自从1990年撰写《天学真原》一书开始，在书籍和论文中就大量使用"天学"一词——这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标新立异，而是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而此后这一措辞也逐渐被一些同行学者所使用——所以本书以"天学史"命名，同时，从天学的"通天者王"的功能性出发，为本书取书名《通天》。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首任系主任，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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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晓原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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