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高大伦

蜀道申遗 考古先行

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高大伦

张 斌

古蜀道既是重要的文化遗存,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见证。2005年以来,四川考古工作者对蜀道系统地进行考古考察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随着近年来蜀道关注度增长,“重启蜀道申遗”呼声渐高。

2024年7月8日,蜀道研究成果发布暨专家学者蜀道行活动在广元昭化古城举行。作为曾经参与蜀道考察、蜀道申遗的考古学者,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伦在活动期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蜀道考古是判定蜀道价值的前提

蜀道,即由秦入蜀之主干道。起点在今天的西安,终点在成都。它以汉中为关键节点,往北有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傥骆道;向南主要有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荔枝道四条。

为何要进行蜀道考古?蜀道考古与蜀道申遗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高大伦从考古实证角度分析,蜀道作为一条连接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在历史上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蜀’第一次见诸记载是在陕西周原甲骨上。成都平原的大量考古发现也证实,西周后巴蜀和中原联系更为紧密。”

然而,一方面由于漫长的历史原因,古蜀道历经多次兴废,许多路段几经改道,如今已难觅踪迹,所以要经过田野调查才能清晰确认;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我国古道在南方多为泥土路,北方多经沙漠草原,加之年代久远,一些文化遗存已深埋地下,需要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方能一窥原貌,进而判定其历史文化价值。

此前,高大伦就明确提出,蜀道申遗,考古先行。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丝绸之路、大运河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也是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工作并进行了典型遗址的发掘,相关考古成果在申遗文本中占较大比重。此外,秦直道、唐蕃古道等,皆因大量的前期考古工作而大大丰富了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2005年至2018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曾多次考察四川境内文化线路。特别是2012年,来自国内考古、历史、交通、地理等领域的专家们多次参与全面考察古蜀道的学术活动,行程上千里,考察蜀道各类文物点300余处,获得大批新发现。作为参与者,高大伦表示,这些考古新发现为蜀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位于金牛古蜀道上的千佛崖(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供图)

蜀道考古已有丰硕成果

高大伦介绍,通过考古工作者的考古调查,蜀道考古有了丰硕的发现:在金牛道上的梓潼县发现了西汉广汉郡郡治所在,在广元发掘了秦汉墓葬群和唐宋古窑遗址。在米仓道上不仅找到了罕见的石栈遗存、唐代的郑子信修阁道题记、宋代修琉璃关道路题记,还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抗蒙古城小宁城以及数量众多的古桥、古栈道遗迹,大量的明清修桥修路石碑。在荔枝道沿线发现多处多龛唐宋石窟。

高大伦解释,上述考古新发现年代跨度大,许多是与道路本体相关的重要实证,“我们通过行走,也可初步确认蜀道道路走向变化不大,这是因山脉河流走向所限定。”

虽然蜀道走向变化不大,但是蜀道本体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南北朝以前,是以泥道和木栈道为主,所以刘邦能火烧栈道八百里;第二次大约是唐宋时期,许多地方木栈改为石栈,大约也就是李白的《蜀道难》中所讲到的“天梯石栈相钩连”中的“石栈”;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在许多地段都铺成了石板路。因清初“湖广填四川”实施后,四川人口大增,经济繁荣起来,沿线人们有改善交通条件的迫切愿望。

“作为官道的金牛道本已修造得很宽敞,许多地方也早铺上石板了,但作为民间道路的米仓道、荔枝道的石板路,多为民间集资或乡绅捐建,故道路桥梁铺设好后,或立石碑,或在石壁勒名纪事。”高大伦说。

天下雄关剑门关(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宇 摄)

蜀道研究工作应围绕蜀道申遗开展

近年来,蜀道受到空前关注,作为一名曾经的蜀道考古工作者,高大伦深表欣慰。他认为,蜀道涉及的方面很多,当前的重点应围绕蜀道申遗开展。

高大伦介绍,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古蜀道凝结了人们的智慧,先民在规划、开拓、修筑道路时,已将审美、理念、认识等精神因素融入其中。古蜀道本为军事而筑路,秦并巴蜀后,它成为秦蜀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加速了中华文明融合的进程。古蜀道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其文化价值挖掘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鉴于古蜀道的独特性,高大伦建议关注蜀道要抓关键,应以蜀道申遗为导向,对标世界遗产大会要求,加快申遗前期工作。

对蜀道申遗,高大伦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抓特色。蜀道的险,是它区别于丝绸之路等道路的一大特色。因此,无论是从申遗还是文化保护的角度,蜀道的山区道路和相关遗存,应该成为关注的重心,突出“险”“峻”等特点,这是蜀道的价值所在。

要突出丰富多样性,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的路网”、大运河等世界遗产项目相比,目前蜀道考古等只是做了基础工作,相关的道、关、隘、桥、栈等更多丰富信息还有待挖掘。因此,既要加强蜀道本体保护,也要加强对古道相关文物的保护,建立较为完善的蜀道体系。

其次,蜀道申遗应该定准路线走向和时间范围。比如,今天的道路和明代道路有何不同?明代的道路和更早的道路又有何种区分?再比如,道路本体,当时怎么构作的,怎么走向的,有什么特点?这些都需要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

最后,蜀道申遗不仅应该注意取舍提高命中率,还要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沿线人民福祉。“总之,蜀道的保护利用不是建一个大博物馆或全路段开发那么容易,它的保护展示,需要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元呈现。”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7月26日第9版

作者:张 斌(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