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顶级期刊《细胞》推荐给全球研究生的书，值得每个人看……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在中国，似乎没有哪一类食物，能像“转基因食品”那样遭受了如此之久的非议。

但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教授说的，转基因争论20年后再看会是一场笑话。

其实早在去年，《农民日报》就刊载了一篇对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的采访，对转基因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回复。

所谓转基因食品致癌、引起不孕不育、影响后代，都是老谣言；欧美人不吃转基因，更是以讹传讹的谣言；而将把“非转基因”当成促销噱头要行政处罚，可以举报……

“当前，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是育种领域的革命性技术，是必须抢占的新领域新赛道，并不是可有可无、可用可不用。”

环顾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虽然AI概念炒得火热，但真正冷静下来理性思考，你会发现，真正在默默推动着人类的生活水平飞速向前的大概率都是——基因技术。

不仅是我们每天入嘴的食物，许多和我们健康直接相关的疑难杂症的疫苗、新药，再到生活中的诸多事项——考古、刑侦等，可能都要用到这种技术。

就说我们最讨厌的蚊子和弓形虫，广州正在驱动基因来灭杀蚊子，而弓形虫，则正被科学家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改造，希望利用它们来携带药物冲破血脑屏障，解决神经健康问题。

如果要用一门学科来代表21世纪人类文明的进程，那我们可以遇见，这将是生物基因技术的世纪。

因此，阿信要向你强烈推荐的这本重磅新书——《解码生命》。

《解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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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马修·科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动物学教授、神经科学家，堪称是当今科普作家中最善于谱写科学史诗的高手。

他的上一本著作《大脑传》在中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不仅是首部简体中文通俗脑科学全史，还获得了2023年中国图书的最高奖项之一——文津图书奖。

这本书不仅对广受大众读者喜欢，就连顶尖学术人士也给出了高度评价， 美国五院院士、加州大学系统荣休校长、美国科学促进会前主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前主席理查德·C. 阿特金森就说《大脑传》：

这是我一生中，出版界出版的所有关于大脑的图书里最好的那一本（没有之一）。

马修·科布

《解码生命》回顾了自孟德尔开创性的豌豆研究以来，科学界对遗传现象和遗传信息、DNA的组成与结构、基因与DNA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历程。

《解码生命》也是一幅科学精英的群像图——全书述及超过50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无数扮演关键角色的“无名英雄”。

被权威生命科学期刊《细胞》（Cell）评价为“应该成为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专业的所有研究生以及科学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

基因技术将成为塑造我们未来生活的底层技术力量，理解未来的生活和世界，《解码生命》应该成为我们的常识之书，强烈推荐给每一位读者。

从豌豆到双螺旋

如果此时让你去思考自己第一次接触到遗传学的时刻，你很难不想起在某个高中教室里的一天，生物学教材上画的那些排列成行、形态各异的豌豆。

马修·科布的“解码生命”之旅也是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开始的。

高中课本会告诉你，1865年，一个名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僧侣通过他的豌豆杂交实验揭示了遗传的两条基本规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但是课本不会告诉你，直到孟德尔去世，这项研究也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毫无水花。

被忽视了近20年后，格雷戈尔·孟德尔对豌豆的重要研究于1900年受到了关注，遗传学的世纪开始了

1900年，在孟德尔的成果被遗忘了近20年之后，三位欧洲科学家——卡尔·科伦斯、雨果·德弗里斯和埃里克·冯·切尔马克或是重复了孟德尔的实验，或是读了他的论文，之后便致力于宣传他的发现。

于是遗传学的世纪开始了。

1909年，威廉·约翰森创造了“基因”这个术语，来指代决定遗传性状的因子，但他明确反对基因是某种物质结构或粒子的观点。

那么“基因”到底是什么呢？

1912年，托马斯·亨特·摩尔根通过研究果蝇进一步证明了基因位于染色体上，从而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

1944年，奥斯瓦尔德·艾弗里及其同事通过细菌转化实验首次证明了DNA是遗传信息的物质基础。这一发现为理解基因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关于DNA如何储存和传递信息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这也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大规模探索——寻找揭示生命奥秘的方法。

在探寻DNA结构过程中，不仅有生物学家的努力，还有许多来自其他领域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论学者的重要贡献。

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和冯·诺伊曼是一对相爱相恨的冤家，虽然他们并未直接参与基因的发现，但他们的理论和研究为理解遗传信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提出的信息熵概念为理解复杂的信息系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香农的信息理论强调通过数学方法来量化、编码和传输信息，这一理论不仅在通信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研究DNA这种复杂的信息载体提供了理论基础。

1953年，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宣布他们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遗传信息的存储和传递机制，还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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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被忽视的英雄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一个名字不可忽视却被人遗忘许久的科学家，她利用X射线晶体学技术拍摄的一张名为“51号照片”的图像，是沃森和克里克最终确定双螺旋模型的重要依据。

1952年，富兰克林及其博士生雷蒙德·高斯林成功地拍摄了“51号照片”。这张图片清楚地提示出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尽管富兰克林当时尚未完全解析出这一点，但她已经接近发现真相。

不幸的是，这张关键性的图片被威尔金斯未经许可地展示给沃森，随后，沃森和克里克迅速发表了他们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著名论文。

沃森、克里克以及威尔金斯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遗憾的是，当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已经因罹患卵巢癌去世四年，她未能亲眼见证自己工作的最终认可。

然而，如果没有富兰克林先前积累的大量实验数据，他们很难如此迅速地完成突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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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的狂飙

在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生物学研究开启了一路“狂飙”的时代。

这场竞赛的一号种子选手是马歇尔·尼伦伯格和海因里希·马特伊组合，他们与其他科学家一道，在解开生命密码的道路上展开了令人振奋的探索。

在20世纪60年代初，科学家们已经知道DNA由四种碱基组成——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并且这些碱基以三联体形式编码氨基酸。然而，具体哪个三联体对应哪个氨基酸仍然是未知数。

1961年5月27日，海因里希·马特伊读出了生命之书的第一个“单词”。

这一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验证了遗传信息可以通过mRNA翻译为蛋白质，还为进一步解码整个遗传密码表铺平了道路。

马歇尔·尼伦伯格获得 1969 年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挂出的横幅，上面写着“马歇尔你你你真棒”

1963年6月初，尼伦伯格和马特伊做出发现的仅仅两年后，冷泉港实验室就以“大分子的合成与结构”为题举办了年会——这是冷泉港有史以来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会议，有超过300名科学家出席，其中约有五分之一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

会上的74场报告聚焦于DNA、各种形态的RNA和蛋白质的合成，并坚持在生物化学的理论框架内进行。

1965年，尼伦伯格和科拉纳识别出了64种RNA密码子中的54种的功能。

直到1967年，最后一个密码子终于成功被解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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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

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上，一门新兴学科——分子生物学，随着遗传密码的破解而诞生。

从转基因作物到人类基因组计划，从基因疗法到基因编辑，从人工合成生命到用DNA存储的唱片，分子生物学引发的革命今天已经触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一个又一个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成为现实。

生物技术不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几千年来，人类都在运用微生物的力量生产两种被世界大部分地区视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食品：面包和啤酒。两者都是利用酵母的呼吸机制来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

而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微生物的简单应用，我们拥有了操纵遗传密码的能力，能够创造出含有新基因的生命体。

一些新的术语：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诞生了，但它们归根结底描述的都是利用遗传操纵来改变生命体的行为。

今天，很多药物，包括激素，都是利用基因工程的力量来生产的，科学家将特定基因导入微生物，让其产出所需物质。未来，还有希望通过细胞操纵生产燃料和肉类，以解决能源和食品供应的全球性挑战。

此外，基因工程也被应用于一些看似平常，实则充满潜力的技术领域。如，通过操纵基因序列，有可能用DNA储存人为产生的信息，这或许能提供一种高效、小型化、有未来前景的储存系统。

尽管合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应用前景广阔，但自从这些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起，科学家就对其潜在的危险也持续表达着担忧。

新基因引入生命体可能会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如果这些生命体或基因逃逸到自然环境中，也有可能对人类或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马修·科布在书中为此给出了不少案例展示了技术发展双刃剑的特性。其中，转基因粮食是即使到今天的也有着不小争议的存在。

当转基因粮食作物第一次被引入英国时，诸多低俗小报将它们描述成“弗兰肯斯坦式食品”，公众对新生的转基因作物的科学试验持有广泛的敌意，包括有行动派直接动起手来，破坏了栽种这些作物的农田。

然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证据表明食用转基因生命体会对人造成任何危害。

基因工程真正的风险在于，它可能带来无法控制的后果。

2014年6月，一个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动物医学学院的河冈义裕领衔的美国和日本科学家团队尝试了重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

河冈和同事选取了一些近似于西班牙大流感感染因子的禽流感病毒，将它们组合为一段新的DNA序列，结果证明这确实就像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一样，具有很高的侵染力。此类研究无论风险如何，都挑战人们对技术可控性的认知。

随着生物学科技的发展，我们可能再度上演对像转基因技术类似的新技术的种种误解，也可能无法真正认识到潜在的风险。

马修·科布

正如《美丽新世界》里表现的那样，“我不要闲适。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我们对科技进步的情感始终是复杂的。

我们发展科学，穷尽技术地想要创造一个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极度圆满的时代，但这是否就是我们梦想中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又应该避免什么？

这些问题或许只有我们真正去阅读《解码生命》，去亲自了解和考察生物遗传的发展变迁实录后才能给答案。

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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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3

编辑：楚旂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