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景蔚云：中原文化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

摘要：中原地处黄河流域中游，中华文明早中期形成、发展于此，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4200年活动历史在此，其原因是中原文化的“中”与“中和”的核心理念之下形成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通过阐释其“突出特性”，再现了中原文化之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百年中国考古学揭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中期发展的代表性遗存是郑州地区的“河洛古国”城址、夏代早中晚期都城遗存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与洹北商城及殷墟城址。其后的周代都城遗址及东汉洛阳城、魏晋南北朝、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城等都城遗址均在中原地区及关中地区，可以说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4200年国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的国家都城，都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关中与中原地区。

一、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考古学阐释

“中原”狭义指今河南一带，广义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本文的“中原”系指今河南、山东西南部、陕西中东部的黄河中游地区。“中原”又称中土，其位于九州之中，故又称“中州”，或专指居《禹贡》九州中央之豫州。“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具有内聚性，周边均为海洋或高山所阻断，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一个地域广袤而又相对隔绝，气候环境多样而又总体相似，内部交流便利、生产生活方式趋同的大环境。因此，中华文明在萌芽之初便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基本特征。中原地区位于这一大环境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地处南北气候带、南北文化、农业区与牧业区、旱作区与稻作区的交界地带，既利于吸收周边文化的精华，又具有很强的应变与适应能力。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中原地区在多元文化的竞赛中奠定了领先的基础。”

“‘都市’（城市）与‘文明’可谓‘同义语’。夏鼐曾谈及‘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因此“都城”也就成为“文明”最为重要的要素。

恩格斯关于“文明”的著名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中的“都市”即“国家都城（或称都邑）”,而中华文明的不同时期之都城的“时空”发展历史研究，是探索“国家历史”的重要科学研究内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21世纪之初，“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公布了其核心成果，即夏商周遗址的各自都城空间位置与时间编年。夏王朝：考古发现其都城遗址3座，按照时代早晚（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分别为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城址，三者位置均在今河南“大嵩山附近”。商王朝：公元前1600—1046年，其都城遗址中的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均在古代“三河之地”，而其地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考古发现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亦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禹“求中”于嵩山。上述考古发现均位于“中原地区”。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0世纪60年代初，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之铭文“宅兹中或”记载了其都城建于“中”（即天地之中，今洛阳）。上述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铭文）的内容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了夏商周王国时代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中心”。

21世纪之初，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之后，国家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结合，探索“夏商周”王国时代从何而来。

“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了“文明形成”及早期国家出现与初步发展的“国家”之“都邑”遗存的考古工作，主要发现有河南郑州“大嵩山”附近的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城址、文献记载“尧都平阳”的晋南之陶寺城址等。战国竹简《清华简·保训篇》记载，“五帝时代”的虞舜“求中”建都于“历山”，学者研究认为“历山”即今河南“濮阳一带”。

继“河洛古国”与“夏商周”王国时代之后的秦汉王朝的“中华文明”与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被誉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文明。黄河流域中游中原与关中大地的秦汉至唐宋中华文明与此前“夏商周”的“王国时代”及其后以古都北京为中心的金元明清时代中华文明，共同构成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

位于中原地区中心的汉魏洛阳城，其都城布局形制不但继承了前代都城规划理念，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深化。从光武帝建都洛阳，都城朝向变成“坐北朝南”。北魏王朝营建其都城洛阳之时，在原来都城布局形制基础之上，宫城居都城之中，大朝正殿居宫城之中，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都城“中轴线”。这一都城设计的政治理念，一直被此后大中原地区的历代王朝所沿用，如隋唐洛阳城、北宋开封城，北宋以后，海陵王又把上述秦汉、汉魏、唐宋都城规制理念与实践，延续至大金王朝及以后的元明清王朝都城规制，从而使大一统的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下来。

以秦汉、隋唐、宋王朝都城为代表的“国家文化”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中的4200年的不同时期、不同王朝均选址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与“关中地区”。虽然金人海陵王推翻了北宋王朝，但他考虑女真族起家于黑龙江一带，距中原地区距离较远，于是决定定都“燕京”（即今北京）。考虑到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各王朝均定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因为从上古时代以来人民就认定那里是“天地之中”，因此海陵王提出燕京乃“天地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金王朝将都城命名为“金中都”的原因所在。这也正反映了海陵王的“正统”之“择中建都”原则。都城“择中”从“中原”转移至“燕京”（今北京），海陵王开启了中国中古时代后期，金、元、明、清王朝定都北京的先河。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为明朝建都选址。根据中华文明的历代都城选址历史传统，他考察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前朝著名古都长安、洛阳与汴梁（开封），均因那些都城或因年代久远环境变化与经济衰退，或由于战乱对“故都”破坏，作为新王朝（明朝）的都城，维修艰难，加之立国之初，国家财力匮乏，所以决定先在其家乡（凤阳）营建都城，但是其取名“明中都”。

根据上述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其都城“制度”与秦汉唐宋王朝都城规制、理念保持着基本“一致性”，如都城的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的规制。从北魏形成的都城的以宫城中央大朝正殿“太极殿”为都城“中轴线”的“基点”，向南至宫城正门的建筑规制，一直延续到明清北京城建制，其都城城门从“一门三道”发展为唐宋明清王朝都城及宫城正门的“一门五道”。它们充分反映了作为“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在中华民族不同族属于不同时期建立的不同王朝的都城选址、规划、布局原则理念上的“一致性”，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连续性”。

从中华文明发展史而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至今仍在延续，因为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是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而来。

如果说上述考古发现与研究实证了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连续性”，那么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献与自古以来的古籍典藏又进一步深化、佐证了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连续性”。

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中原地区出土甲骨资料，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论文，考证了卜辞中的先公先王之名，证明了“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进而他得出结论：“卜辞与《世本》、《史记》间毫无抵牾之处。”

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及殷墟遗址与其他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及数以十几万计的甲骨，再现了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佐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从而依据逻辑推理，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其关于夏代17位国王的历史记载也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由夏上推至“五帝时代”，《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记载了中华大地的“文明”时代已经到来。中华文明形成于黄河流域中游，更为具体的空间位置，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考古发现的“大嵩山”地区的巩义“河洛古国”城址、晋南襄汾陶寺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城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洹北商城遗址与殷墟遗址、洛邑成周遗址等。这些考古发现均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三河”地区的“天下之中”空间范围，它们又将“五帝时代”与夏商周时代连在一起。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从《史记》到《明史》总计3213卷、约4000万字的国家正史文献记载中得到保存并延续至今，中华文明这样的文献历史在“世界六大文明”乃至世界古代国家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还有百年来震惊世界的中国考古发现的大量历史时期出土文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简牍、帛书、封泥）等，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历史文献共同佐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独具特色、丰富的科学资源。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连续性”的重要在于，中华文明的空间“广阔性”与时间的久远历时性，恰恰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科学性”。其所反映的历史时空发展规律的科学性，是正确认识历史、理解现实、创建未来的科学定力，也实证了中原文化之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

二、“中华思想史”与中原文化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重要转折时期，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心因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阳。虽然东周时期国家处于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但是因为洛阳是东周王朝的都城，因此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备受各地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外交家的重视，最为重要的是受到当时诸多学派思想家的重视，从中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大地，而这一思想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思想”保证。

孔子周游列国（主要在中原地区）14年，其中居卫（濮阳）10年，这10年恰恰是孔子思想全面形成的时期，其间他长期在中原地区讲学。在洛阳，“孔子见老子”，形成中华文明中的“儒道”思想的有机“结合”。孔子著名“七十二弟子”中的子贡、子夏等九人就是“卫国”（今濮阳）人。“大儒”孟子、政治家邹衍、淳于髡等在中原地区的魏国大梁（今开封），影响深远。战国时期著名的“合纵、连横”政治家、外交家洛阳的苏秦、张仪等从中原地区走向列国，为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法家巨子商鞅也是从中原地区的卫国走向各地。卫国的李悝，还被郭沫若誉为“法家始祖”。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原地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如韩非子、商人吕不韦及其弟子以及“名家学派”创立者郑国大夫邓析等，他们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奠定、开创了与西方希腊、罗马文明并列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中华文明思想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基础。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集结着来自中华大地的不同地方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家等，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大一统”等思想。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核心思想形成、实施于中原大地，并由此被活跃在中原大地的哲人将其提升为“大一统”思想，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如：《荀子·大略》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不韦在《吕氏春秋·慎势》提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中”与“和”密切相关，二者并称合用，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司马光认为，“中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下则匹夫、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

三、中原文化的“中”与“中和”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文化基因”

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继“择中建都”而“创新”的“择中建宫”与宫城之中“择中建殿（大朝正殿）”，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创新性”体现。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在都城中部。战国时期的魏国都城安邑城之宫城基本在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东汉洛阳城、魏晋与北朝洛阳城与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之地。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无疑是突出宫城的“中”之核心政治地位。这是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的核心地位的体现。

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即国家从以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为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

自远古时代以来，中原地区形成“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考古发现的这类大朝正殿居于宫城中央或东西居中的有：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前殿”、北魏洛阳城宫城之“太极殿”、唐长安城宫城之太极殿与大明宫之含元殿、隋唐洛阳城宫城之乾元殿、北宋东京城宫城之大庆殿、元大都宫城之大明殿、明清北京城宫城的奉天殿与太和殿等。

从“宫庙并列”到“大朝正殿”居中，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理念”的进一步强化。如果说秦咸阳城的宗庙“移出”都城尚仅是历史文献记载，那么汉长安城遗址中的“大朝正殿”“居中”，“宗庙”在都城“南郊”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考古发现的西汉晚期宗庙与“社稷”遗址，在汉长安城之南，北对未央宫前殿，形成目前所见最早的都城“左祖右社”规制。这一规制为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都城所继承。

上述诸都城的大朝正殿均在宫城中央，宗庙与社稷均安排在宫城之外，形成以“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的都城布局，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以“大朝正殿”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在国家的“重要地位”，即都城的“东西南北”的“中”之“政治定位”，以“中”为核心的国家“大一统”理念，由都城布局形制彰显、固化并世代传承的“政治文化基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国家”物化载体的最高体现是从“择中建国（都城）”到“择中建宫（宫城）”，再到“择中建殿（大朝正殿）”。从“择中建庙（宫庙）”到“择中建殿（大朝正殿）”，反映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标志。“择中建殿”与“左祖右社”布局规制，反映了国家政权由先秦时代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并重，到国家政权组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蜕变。

以“道路”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城“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政治特点”。“中轴线”表面上是建筑规划与技术问题，折射的是“美学”与“艺术”理念。实质上，都城、宫城的“中轴线”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是寄寓于都城中的“国家认同”的重要“物化载体”之一。

从近7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中国古代都城的“中轴线”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无到有，再从夏晚期及商早期的“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双轴线”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都城“中轴线”成为“定制”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统一性”的“物证”。

学术界一般认为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宫城遗址中的二号与一号建筑遗址并列于宫城东西，各自形成独立的南北向轴线，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都城“双轴线”。

类似情况也同样存在于偃师商城的晚期宫城。偃师商城宫城南部东西并列两座宫庙院落的南门，从而形成两条东西分布的南北向“轴线”。上述“双轴线”规划，应该与当时宫城中“左庙右宫”的布局有关，这是当时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的反映。

四、中原地区古代都城规制的“中和”理念凸显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中和”基因，在中国古代都城集中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个方面。历代王朝都城选址原则是“择中建都”，是基于“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国家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不偏不倚之“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统一性”的基础，是国家认同的根本。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和”理念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在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中，它被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所认同。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均佐证了这一历史。鲜卑民族从大兴安岭南下，经内蒙古盛乐、晋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最终徙都“天地之中”洛阳，孝文帝建北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设置，对北魏以后历代都城影响深远。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外郭城沿袭了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制度，而且更加规范化，并且一直影响隋唐王朝以后的北宋汴京、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历代王朝都城的外郭城建制。

北魏洛阳城的宫城的“集中化”“单一化”与宫城位置的居北、居中问题，实际上是承袭了魏晋洛阳城洛阳宫的制度。

相对“外郭城”和“宫城”而言，北魏洛阳城都城还有“内城”。北魏洛阳城出现的内城，实际上就是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皇城”的“前世”之身。内城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社会历史发展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空前扩大，中央官署建筑大量增加。从先秦进入秦汉以后，国家政体的变化导致中央政府机构的扩大，引发了传统都城布局的变化。但是，文化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政治的变化，从先秦到秦汉完成了从“王国”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但是作为“王国”时代布局形制的都城，这时仍然为新出现的“帝国”所使用。随着秦汉以后国家政治历史的发展，原来都城的布局形制，越来越不适应新政权新政体发展的需要，王国时代都城的“外城”“大城”演变为“内城”，在其外又增扩出“外郭城”，于是一种包括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的新的“三城制”都城出现了。

第二，东汉中晚期宫城的“单一化”和中央官署的“集中化”已经逐渐展开，经曹魏和西晋的不断完善，“单一化”宫城制度得以确立。“单一化”宫城的确立导致宫城之中非皇室建筑的中央官署移出宫城，由于中央官署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它们又不能远离皇室建筑，必须安排在宫城附近。这也就使“内城”应运而生，成为中央官署的专用建筑区。“内城”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中央集权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帝国”时代都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原文化不同于“齐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燕文化”“赵文化”“巴文化”“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等“地域文化”或“王朝文化”，中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进入历史时代的社会主导文化，由于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区位特点，使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多元文化汇聚于此。而当地的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又有着强大的聚合力、向心力，使华夏文明形成于此、早期国家出现并发展于此，进而使王国时代的夏商王朝诞生于此、定都于此，并一直延续。而都城又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从而使中原历史文化自然而然成为历史时期“三代”至唐宋时代的“社会主导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考察，它们主要体现在国家的都城文化、礼制文化、帝王陵墓文化等诸多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定都中原地区的王朝，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文化基因，随着辽金元明清王朝的相继建立，北宋王朝被“金朝”取代，政治中心的北移，这些中原地区4200年形成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及古代都城文化基因“华丽转身”传承给“金中都”与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使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中原历史文化继续为辽金元明清王朝所承袭，并形成世界上唯一五千年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它们充分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族属所建立的不同王朝（如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族所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所建立的金王朝、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以及满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等），对“古代中国”社会主导文化、国家文化及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来源：《中州学刊》2024年第6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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