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黎语地名的历史文化考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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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结合田野调查，按命名理据可将黎语地名分为嵌入动植物名称、以山石水田命名等类别。在语言学角度上看，黎语地名中双音节占绝大多数，词汇结构上体现出壮侗语族语言的类型特点。黎语地名文化内涵丰富，还见证历史事件，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关键词：黎语地名；类别；语言学特点；文化内涵；见证历史

黎族是最早开发海南的居民。历史上，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世的黎族研究多建立在汉语文献与黎族口头传承结合的基础上。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独特的历史文献，学者称为“文化化石”。清代文献如《崖州志》等记录不少黎语地名，黎语地名内涵丰富，按文献中的黎语地名考索能了解其中历史文化的变迁及其他。

一、《崖州志》概况及黎语地名

古时，盛世修史的传统在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一样得到体现。清康熙七年（1668），知州张擢士纂修《崖州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知州李如柏以张擢士本为蓝本，补充修订而成第二部《崖州志》；乾隆二十年（1755），知州宋锦修第三部《崖州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知州钟元棣以过去各志本为基础纂修而成广为人知的第四部《崖州志》。光绪《崖州志》全书22卷，疆土沿革，气候潮汐，风土人物，典制艺文记录颇详。郭沫若在1962年点校时，称之在“地方志书中尚属佳制”。

光绪《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记录“黎情”、“村峒”、“关隘”、“抚黎”等内容，为后人了解黎族提供较为翔实的材料。因时间久远，受语音变化等影响，笔者暂将凡在黎境之内的都归为黎语地名，数量近千条。

细致梳理，发现《崖州志》等清代文献大都做到了现在地名研究者提倡的原则，“地名翻译，从古至今都遵守着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音译为准，切忌意译”。汉语音译的如“黑坭峒属村”的“打恶“、“抱岛”、“抱锁”、“抱觉”、“抱村妈”等，以上地名用汉语无法解释，此类占《崖州志》所记黎语地名的九成，较好地保存了黎族当时的命名习惯，呈现其别致的文化特征。同时要注意的是《崖州志》中也有意译过来的黎语地名，如潘家田、老吴田、石门坎、卢家铺、槟榔园、河北园、木棉头、铁炉坡、鹿回头等，但数量较少。

二、黎语地名的分类及特点

“黎境山深地广，分东西二界。而东黎村峒独多，广袤三百余里。又分为中路东黎、三亚东黎，藤桥东黎······”《崖州志》详列各“村峒”名称。若以汉语去解释，大都无法明白其中缘由。“语言的形成则是地名产生的先决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的起源几乎和语言的形成是同步的。”所以，清代文献中的黎语地名需要更多的田野调查。

地名是经社会成员约定俗成而产生的社会化产物，它的命名是有一定理据的。虽然由于历史变迁等种种原因，黎语地名发生了变化，但仍有沿用下来的，其中最常见的是嵌入动植物名称这一类。如与西黎交界的抱浩，三亚岭后的大浩，三差岭后的那浩，官坊峒的止浩坊等地名中的“浩”是指木棉。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仅三亚现有的黎语地名中含有至少11种“果类”，如荔枝、龙眼、椰子、菠萝蜜、倒捻子、余柑子等。除“果类”地名，还有大叶榕、刺桐、厚皮树、乌墨、芒草、茅草、莎草、竹子、苎麻、辣椒、豆角等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各种类别的植物都嵌入黎语地名。除了植物还有动物地名，如最出名的“鹿回头”，鹿、黄麖、云豹、熊、山猪、鸡、鸭、鹅、狗、牛等，从野生动物到驯养的家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动物都能在黎语地名中找到痕迹。

地名就是人类赋予各种地理实体的名称，依此，山、石、水、土等黎语地名的类别也十分常见。如临水而建的耕田，靠水而居的村庄，以水、水田命名的黎语地名数量就比较多，且黎族常在命名中突出水田或大、或宽、或长、或其他情貌特征。例如，或大如崖城东北岭后的“大笼”，即今三亚大隆水库已淹没的村庄，汉语“大笼”对应的黎语是“田大”；或宽如三亚东黎岭后的大饼即今凤凰镇桶井大兵村，汉语“大饼”对应的黎语是“田宽”；或田中有沙如四差黎多港峒的大炮，汉语“大炮”对应的黎语是“田沙”。再说“石”类，如三差黎岭前村中的抱浅（语意：村—石），岭后村的否浅（语意：下面—石），多港的沉考（语意：石—白色），抱由的浅屯（语意：石—中间）。

从命名理据看，黎语地名类别多样。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地名是语言词汇组成部分，是专有名词。统计分析发现，黎族村峒名称等专有名词在音节构成和词汇构成上都有其特点。

首先，黎语地名中单音节地名根本不存在，双音节最多，地名音节最长为三音节。双音节如“由城东北岭后迤入二百里村峒，凡四十有五。大笼、卡把、抱浩、抱打······”所举例中仅一个“莨荖峒”三音节，双音节地名占《崖州志》黎语地名总数的绝大部分。三音节地名如鸭仔塘、土檀头、鼓钉坡、槟榔园、大肚尾、铁炉坡、鹿回头、姑偷郎、抱强勉、抱汶雷等，三音节地名大致占总数的10%，其中汉语意译的黎语地名较为常见。

其次，黎语地名的词汇构成一般为“通名+专名”的形式。地名的专名是指某一地理实体专有的名称，通名则是用来表示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实体类型、隶属关系和形态、性质的规定性的名称。黎语地名通名最常见的是“村”、“水”、“田”、“地”等。

在《崖州志》里最常读到抱冲、抱乱、抱鼻等“抱”某的地名，黎族哈方言读“抱”作，是村的意思，也有写作“保”；在崖州黎境从西路到藤桥东的过山峒都有“抱某”，在藤桥东数量较少。而多了某正、某屏、某雷等“某”某的地名，“某”仍是“村”的意思，多出现在黎族哈方言与杞方言交界地。黎语“水”，音同汉语“南”，如南漏、南味、南红、南相、南会等，“南”某地名遍布崖州黎境。有水的“田”，黎语称或意思是“水田”，汉语就记为大、打，如三亚岭后有大捞、大荡、大刀、大逸等，“罗葵、南林二峒属村”：打守、打坐、打迎、打吼、打首、打乐等，马岭汛有那养、那饼等。“地”黎语读音似“番”，如番迁、番统、番妹爱、番毛等，“番”某地名主要近陵水、定安界，大致是今天陵水、保亭、五指山管辖范围内的杞方言居住区。

此外，黎语地名的词汇构成形式中还有一种“专名”形式，就是只有专名没有通名的地名，暂且称之为“专名+零通名”类地名，而其数量不在少数。如“三差黎岭后村峒凡三十有四”，其中盆耀、福报、千家、长茅、谭寨、范奉、否浅等在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内。

三、黎语地名的内涵解读

“少数民族语地名，是民族历史的产物、民族文化的载体，对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进程和文明成果等，具有鲜明的标识和见证功能。”黎语地名首先见证了黎族的生存环境。阅读嵌入各种动、植物名称的黎语地名，仿佛走入了原始森林。黎语地名中的野果子“倒捻子”曾经遍布海南，被贬儋州的苏东坡曾说：“吾谪居海南，以五月出陆至藤州，自藤至儋，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簌丛生，土人云：‘倒粘子花也。’至儋则已，结子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嚼之瑟瑟有声。”苏东坡还用来做药丸，并命名“海漆”。随着人类的开发活动，许多普通的动植物也变得不常见不普通，这时候黎语地名就是一份见证实录。

其次，黎语地名还记录了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崖州志》“大”某、“打”某类的地名数量之多，遍布全州各境，再加上“南”某的地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黎族以水田——稻作主要场所为中心的村落面貌。有研究表明，黎族在到海南定居前就已掌握了一定的稻作技术，而生产水平也随时日推移不断提高。在唐代被风吹至崖州的鉴真和尚见到“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的兴旺景象。

第三，黎语地名珍贵的语言学价值。如前所言，地名是比较稳定的。从统计中，双音节词占黎语地名绝大多数的事实，体现了黎语地名命名简洁、经济的语用原则；而三音节地名中出现不少意译的黎语地名，看到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接触后产生变化的结果。黎语地名“通名+专名”的词汇结构，意译过来就是村某、地某、水某、田某、山某等，这与汉语语序大不同。村、地、水、田、山等地名通名是核心名词，后面“某”即领属定语，这属于稳定、典型的SVO语言类型，是壮侗语族语言的共同特点。

四、黎语地名的历史记录

《崖州志》载有清朝黎族动乱之事，在“抚黎”中记有12次，在“平黎”中共录20次。从清初顺治二年（1645）到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9），动乱几乎贯穿有清一朝，时间之长；崖州境内各路黎族村峒多有涉及，幅员之广；还有那些尚未载入文献的小冲突，次数之多。民族关系之紧要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从《崖州志》中的“黎防条议”，到光绪三十三年广东儋州举人唐丙章的上奏，不同的建议都指向如何管理地方包括民族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视这些史料对于当下也有十分重要意义。清代黎语地名虽有沿用，但有变化，使文献阅读变得困难。

笔者家乡现在三亚崖城镇凤岭村，黎语称，是一种长在水里、用于编草席的莎草。民间地契将记为“抱腊”，临近三更村记为“抱雷”，都是音译黎语地名。若问凤岭村的位置，在2010年10月出版的《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上很直观地看到就在西环高速公路与铁路中间，交通十分便利。但这不是历史上“抱腊”的所在。《崖州志》“黎防志一”记中路东黎村峒附城环居岭前凡十有六。其中“西曰抱腊、抱雷”，又记“自州城入黎有四路，西北路由城西出发后河北十里至郎蒌汛”，再走27里后可到“石头坎，乃抱腊、朝勤二村交界，险要”。“朝勤”即现在乐东县千家镇朝琼村，抱腊村与其一山之隔。“石头坎”又是怎样的关隘？《崖州志》写道：“左有旧石车路，深丈余。右有高岭，石壁峭立横截。往来必沿壁弯折而入。壁内若有十人狙击，千夫皆废。非潜渡不可。”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石头坎要冲的高山险阻，抱腊村背靠石头坎，居高临下，面朝大海，沿海一线为保平里所辖梅东、长山、梅西、梅安、角头等民村，即汉族聚居地，经抱腊越过山而去就进入广袤的黎境。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清政府在此设“铺”，《崖州志》卷五“建置志”之“铺舍”记有“抱腊铺”。查阅网络版《大清五部会典》，在“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五十三兵部一百二十七邮政设铺二十二”读到：“崖州额设下马岭，三亚、荔枝、藤桥、抱腊······九铺，铺兵九名······”“铺”是中国古代驿传系统中一个传递信息组织，始设于宋太祖，最初专传军事文件，元朝开始参与日常的政府工作中。明清时期，靠人力步行接递各级官员日常公文的“铺”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从政府在抱腊黎村设“铺”中，除以上地理位置险要的因素不提外，我们至少还能了解到：首先，此地黎族若非已入户籍的熟黎，至少也是政府所提的“杂处生熟黎中者，为半生半熟黎。平时耕田纳赋，与熟黎同。但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其次，此地民族文化当处在变迁过程中，既有黎族的文化因子，又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当地的民间契约大都已是在纸上以汉字书写而极少见到黎族刻木记事的最初原貌。第三，民族地区要重视并处理好各民族关系方能长治久安。《崖州志》记“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奉黎酋张红须、张红基为首。抱腊等村亦相继寻乱”。抱腊村张红须“黎乱”一事的来龙去脉在《清实录》中记载更加翔实，原因之一是“盐灶村民人盐店”“有时高抬价值”，后“捏称奉官示禁，不准将盐卖与黎人”而导致的。1831年4月28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向皇帝上奏说：“现在崖州黎情安贴，各民村耕种如常，前经调去琼州镇标及儋州、万州各营兵丁已陆续分起撤回，仍酌留分驻崖州要隘······”

再读《大清五部会典》“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八十兵部一百三十九邮政设铺二十二”中又可以读到“崖州额设下马岭，三亚、荔枝、藤桥、抱腊······九铺，铺兵九名······”，政府仍在发生过动乱的抱腊村黎境设置抱腊铺以传送官文，更显示“黎情”之重要，民族关系牵涉着崖州甚至于海南的一方安定。但如今像“抱腊铺”这样不仅记录重要历史事件，还能通过历史事件启示后人的黎语地名已鲜有人知。

作者：文 珍

来源：《兰台世界》2015年第18期

选稿：耿 曈

编辑：郑雨晴

校对：杜佳玲

审订：罗舒平

责编：王玉凤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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