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南明皇帝，面对李自成与多尔衮，谁是你的朋友和敌人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大明皇帝朱由检自缢，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多尔衮之后，于与四月二十六日逃到北京城，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仓促称帝，次日逃离北京。五月初二，多尔衮带兵进入北京城，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北京城三换王朝，三换皇帝。这天下到底是谁家之天下，谁也说不好。

随着清兵入京，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因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在北京城易主之后，南京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班子，实际上已经成为原明朝官僚最集中的地方，此时的淮河以南名义上仍属明朝，应该说，现在明朝的底子还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局面远超当年的靖康之变赵构面对的形势，但由于南明君臣战略选择的错误，导致一手好牌被南明君臣打了一个稀碎。

崇祯十七年五月，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户部尚书高弘图与兵部尚书史可法、马士英等被推入阁，马士英虽为首辅但仍督师凤阳。现在南明王朝面对最大问题就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与李逆联手，还是与满清合作。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南明上下一致决定与满清联合对付流寇李自成。为了让女真出兵，南明君臣已经决定愿意以黄河为界，黄河北岸全归清廷。自以为条件优越，哪里想到人家多尔衮要的是全天下。

可以说，就这一战略性错误，让南明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南明为什么在那么巨大优势的面前丧失了机会，并最终失败了，一是南明亡于内耗，二是没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对象去对付满清。这只能是搞错了对象。

弘光朝的南明五月开国，七月南明小朝廷就向北京派出三千人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前往北京，更让人无语的是，在整个和谈期间，南明根本就没有提及崇祯皇帝的身后事。当时首先提出“联虏平寇”的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在他战略规划里，弘光皇帝朱由崧应该迅速与满清当家人摄政王多尔衮议和罢兵，在此之后，两家合兵一举消灭在黄河以南的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农民军。

史可法《请遣北使疏》载：“......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可以说，如果不是史可法最后战死扬州，他的名声也未必能比马士英强多少，至少从战略眼光来看，马士英比史可法强多了。

在史可法强烈要求之下，内阁首辅马士英让兵部侍郎左懋第、总兵陈洪范作为为正副使节前往北京，二人携“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并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前往北京。此外派太仆寺卿沈廷扬从海路出发，携带白银五万两、大米十万石，联系吴三桂等“忠臣义士”。此时的南明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降清，是个首鼠两端之辈。同时为了表示双方合作“充满诚意”，南明皇帝愿意顺治皇帝年龄约为叔侄。“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想的真好。

我们后人在指责南明此番操作时，多带有上帝视角。但也必须理解南明君臣的无奈，与李自成为敌，是南明存在的政治正确，毕竟崇祯是死于李自成之手，国仇家恨必须是摆在第一位，此事与满清无关，况且多尔衮在此次入关攻占北京城，打的正是为崇祯报仇的旗号。南明还有一个暗中不为人知的想法，南明希望先是满清与李自成死磕，自己坐山观虎斗，如此幼稚想法又怎么能瞒过多尔衮。因此谈判代表团一入北京就碰了钉子。

南明之亡首先是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旗帜，一个法理上让所有人认同的皇帝，反清力量的来源不统一，对待满清与李自成的态度不一样，又缺乏有足够威望和能力军事将领。不是多尔衮太强了，实在是明朝皇帝和官僚太烂了，把自己给作死了。

南明谈判代表团历时三个月，直到十月中旬才到北京，而多尔衮利用这是三个月的时间，彻底肃清黄河以北的李自成的起义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这就是使得南明提出第一个条件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时候，再跟多尔衮谈划界，无异是开玩笑。

谈判，谈判，说白了就是利益互换，不让对方摸清自己的底牌。反之，自己的底牌如果让对方摸底了，那就别谈了，可恰恰让人预料不到是，南明使团出现了叛徒——副使陈洪范。而陈洪范之所以能当副使，是因为他是辽东系将门出身，与吴三桂等人关系莫逆。马士英用陈洪范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陈洪范拉拢一些明将降官再给争取回来。但谁也没有想到了是，陈洪范没把吴三桂给策反，自己却被吴三桂给争取了，于是陈洪范就成了余则成就地潜伏，源源不断地给多尔衮提供情报。这就别谈了，还谈个鬼。

多尔衮在和左懋第见面之后，当场宣布弘光朝廷的三宗罪：

一、崇祯皇帝在时，南京方面没有勤王行动；

二、朝臣以下犯上，擅自拥立外系藩王为帝；

三、新设立的江北四镇等军阀拥兵自重，荼毒百姓。

多尔衮还向左懋第表明：“清军不日将继续高举义旗，兴兵南下，为崇祯皇帝和大明列祖列宗讨伐不忠不孝之臣”！一个异族的摄政王居然要为崇祯复仇，实在是最大的黑色幽默，而此时大明正统一时却哑口无言。

得知南明使团传来的消息之后，史可法意识到了“联虏平寇”错误，于是又上疏朱由崧，要求变“联虏平寇”为“沿河御寇”。

为此，史可法让让江北四镇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带兵领进入河南境内，严防清军渡河侵犯。应该说，就战斗力而言，高杰不仅居于江北四镇之首，而且他最听史可法的话。因此在接到史可法的命令之后，随即准备驻防河南。但高杰也派人向史可法要军饷，他的部队已经三个月没有军饷了，高杰的要求并不过分。史可法自然答应。

就在这个时候，南明发生内讧了，马士英由于畏惧史可法地位，为了割裂史可法与军队的联系，所以不给高杰发银子。更恶心的是，马士英借四镇缺饷为由，公开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所得银两全部入了自己腰包。而高杰就地驻防邳州，不再进兵。

而清军则一路南下，十一月初四清军围攻邳州。史可法再次遣人回南京调兵调粮催饷。可马士英马士英照例不批，显然，马士英就是想让史可法被罢官，自己的人取代史可法的兵部尚书。

这边南明内耗不止，而满清却在集结一切兵力向江南进军，十二月二十日，正在湖北剿灭许定国的豫亲王多铎，则立即分兵去湖北与庐州的边境，截断李自成逃往南京方向的退路；沂州、济宁两地的清兵继续南下，攻击邳、宿二州；彰德、卫辉两地的清兵东行，威胁归德、徐州。意图很简单，让南京朝廷摸不着清军攻击的重点，消耗南京朝廷的有生力量。

得到这份情报的史可法立即意识到多尔衮的战略意图，他急令在邳州高杰救援宿州，再前往归德，与河南总兵许定国汇合，一同把清军赶回去。但史可法忘了，许定国和高杰有死仇。因此这二人不仅没有兵合一处，反而耗子动刀——窝里反。彼此打起来来了。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初十，高杰进抵睢州。许定国邀高杰进城喝酒。高杰毫不毫不怀疑，欣然赴约。然后就是许定国将高杰乱刃分尸，拿着高杰的脑袋投靠肃亲王豪格。这就是“睢州之变”。史可法听闻之后就说了一句话：“中原事不可为矣，国事尽被许贼所坏。”实际上，即便二人联手也未必能击败豪格。

高杰死后，史可法让高杰的儿子顺位替补成了兴平伯世子，让高杰的外甥李本深做提督，亲信胡茂祯升为中军，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后来清军南下，群龙无首的高杰部众根本就没抵抗，一股脑儿全投降了，成为清军横扫江南的急先锋，史可法的无能可见一斑。此后，史可法没有任何有利举措，能做的只能是死守扬州。

对比多尔衮的精明果敢，南明弘光朝以及几个朝廷，一个个的都是争权夺利，没有一个企图匡扶大明江山的。他们也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能力自强，而是采取一些自保的手段。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这就是南明亡国的最重要原因。寄希望于他人，如此失败就是必然。中国有句老话说，气数已尽”，烂透了。这是南明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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