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的信仰难免迷失,当这一刻来临时,我们又该如何自处?本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或许能帮助各位回答这一人生难题。
文章来源:公众号“法学家茶座何家弘”
随着不可阻挡的年龄增长和无法逆转的大脑老化,我的许多人生记忆都已悄然逝去,而残留下来的就是那些不能忘却的事情。
1969年10月5日,我们乘坐的火车在一片锣鼓声和亲人的哭喊声中缓缓地驶出北京火车站。不过,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快就把离别的悲愁抛在脑后,犹如去“大串联”和“下乡劳动”一样轻松谈笑。有人还带头唱起了“革命歌曲”,于是车厢里便回荡起雄壮激昂的歌声。
我坐在车窗旁,饶有兴趣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每当火车从一些村镇边穿过时,每当一群农村孩子在路基下跟着火车奔跑欢叫时,我的心底就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车轮声的延续,我的感觉变得越来越迟钝,只有那些大城市火车站台上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歌舞才能唤起短暂的激动。列车穿过哈尔滨之后,路边的村镇越来越少,车厢里的喧闹声也越来越小。大家都开始想到旅途的终点——一个陌生的地方,一种陌生的生活。
10月7日凌晨,火车终于停靠在赵光火车站。在站前广场那昏黄的灯光下,我们背着行李,提着脸盆挎包,拥挤着,喊叫着,分别爬上一辆辆军用卡车。卡车驶出赵光镇,进入一片漆黑的旷野。车灯照亮了前面的一小片路面,并随着车身的起伏将两道光柱射向夜空。借着天上的星光,我们可以看出黑黢黢的山林轮廓。而每当路边出现几点灯光时,我们的车上就会萌发一小阵骚动。
卡车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停在两排土房的旁边。一个老农模样的人迎接我们。他自称“连长”,把我们安排在大食堂旁边的库房里过夜。库房里有一铺炕,墙边摆放着一溜大缸,散发出老咸菜的气味。我们19个男女同学就在这间小土房里度过了“知青生活”的第一夜。
第二天早饭后,指导员给我们这些新知青安排住处。男知青住在连部旁边的灰砖房。女知青住在食堂对面的大宿舍。每个宿舍里都有南北两铺大炕。这里已经住进了早来的知青,包括北京人、天津人和哈尔滨人。老知青帮助新知青安放行李。一铺炕上要睡十几个人,每人的地盘约一米宽,包括墙上相应位置的吊板。指导员告诉大家要把被褥叠放整齐,因为我们已经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十八连的“战士”了。我把行李铺好,把手提包等杂物放到吊板上,然后急不可耐地走了出去。
我是带着革命激情奔赴北大荒的!我是家中幼子。父亲早逝,姐姐和哥哥都在北京工作,母亲不愿意让我独自离家远行。那时,她也要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就想带我同去,以便关照。但是,我体内的革命激情在燃烧,我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就在和平街中学的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发言,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去屯垦戍边。此时站在黑土地上,眺望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连绵起伏的山林,我感觉,这真是广阔天地,我一定能大有作为!
生活是艰苦的,劳作是繁重的,但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在最初的两年。“北大荒”的冬季寒冷且漫长,因此养育了擅长唠嗑和说俏皮话的东北人。那时候,连队经常在晚饭后开会学习,基本内容是连长或指导员讲话加读报。不过,每次开会前都要集体唱歌,男生唱一支,女生唱一支,一排唱一支,二排唱一支,都是革命歌曲。那场面很轻松,也很热闹。逢年过节,连队还要举办联欢会,知青自然是主角。我就曾经在连队的联欢会上表演过唱歌、跳舞和说相声。
在知青的推动下,连队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连队(农场)的老职工中原本就有喜欢打乒乓球和篮球的人。我们就利用农闲时组织比赛。后来,我们又成立了连队的排球队和足球队,与其他连队进行友谊赛。1971年,经连队领导批准,我们自力更生地在宿舍区旁修建了一个足球场,并组织了三个连队的足球邀请赛。后来,上级领导要求丰富知青的业余文化生活,我们连队还组织了一次运动会。本人获得了男子百米短跑的第一名和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这些都为那灰暗的知青生活增添了一些暖色。
然而,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和简单饮食,很快就让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不过,我的精神还是充实的,因为我相信自己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贡献力量。我和同伴曾经看着天上的星星,认真讨论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们憧憬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而且相信那理想社会离我们并不遥远,大概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过,我们对实现理想的道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必须先达到“物质的极大丰富”,比方说,大家想吃多少猪肉就能有多少猪肉。有人却认为,必须先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让大家都能做到大公无私。然而,岁月在现实中的流逝,让我隐约感觉那理想在渐行渐远。而且,维系信仰的精神支柱也遭遇特别事件的冲击,出现了崩塌的裂纹。
1971年的“林彪外逃”事件让我们遭受精神的重创。他曾是我们的人生楷模,是我们天天高喊“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却突然变成了恶贯满盈的叛国贼!如此强烈的落差让我对信仰产生了不敢言说的怀疑。1972年,“批林批孔”运动席卷中华大地。虽然我心存疑惑,但是革命激情尚存,便积极投身其中,还担任了七团的宣讲员,不仅在我们连宣讲,还到其他连队宣讲。不过,每次宣讲之后,我都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
随着年龄的增长,燃烧的激情逐渐冷却,我们开始思考现实的生活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扎根边疆”。我们真的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吗?说心里话,我很想家,很想我的妈妈!后来,连队的几个知青悄悄离去,据说是家人“走后门”安排了“返城”或“参军”。再后来,许多知识青年的家人都开始“托关系”,“找门路”,除了正当或不正当的上大学和进工厂之外,许多知青还以“病退”、“困退”等名义返城。于是,知青返城也就成为“请客送礼走后门”之社会风气的滥觞,并且成为滋生贪腐的土壤!
1977年底,我终于在“返城”的大潮中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并开始另外一种生活。不过,8年的知青生活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也留下一丝很难割舍的思恋。多年过去,我的心底还隐藏着一个心愿,就是想回去看看。
2005年6月,我应邀到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做学术报告。然后,该院几位教师陪同我“重返北大荒”。我们首先游览了以“休眠火山群”著称的五大连池,然后回到阔别28年的赵光镇。当我看到那红顶白墙的火车站和赵光烈士纪念碑时,心底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激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驱车直奔那魂牵梦绕的“十八连”。
这里都是沙土路。因为日前下过大雨,所以路面有很深的车辙,有些路段还很泥泞。这样的道路很快就在我的记忆里引起了共鸣。当年,我曾无数次在这样的道路上走过,或者步行,或者坐马车或拖拉机,当然也有自己开着拖拉机的时候。我们戏称这样的道路既是“洋灰路”,又是“水泥路”,因为它一刮风就扬起灰尘,一下雨就水土泥泞。路旁的景色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望无际的田野,绵延起伏的山林,统统罩上了一片迷人的绿色;山坡上那星罗棋布的房屋,山沟里那水波粼粼的池塘,又给这画面增添了几分鲜活的色彩。我发现,“北大荒”的景色竟然如此美丽。
就在我遐想之时,车停了下来。我看见在前面引路车的旁边站着一个身材敦实、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和车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转身向我坐的车走来。我定睛一看,他正是我当年开拖拉机的陈师傅。我连忙跳下车来,迎上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都很激动。原来,当地接待我的人已经事先和陈师傅取得了联系,说我要回来,因此他很早就站在这路旁守望。然后,我们一起坐车来到了“十八连”。
田地还是那样的广阔,道路还是那样的泥泞;土坯房还是原来的土坯房,篱笆墙还是原来的篱笆墙。然而,我们住过第一夜的库房和天天去打饭的大食堂都不复存在了;我们多次在里面学习开会的大宿舍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存放行李箱的种子库和旁边的粮囤更加破旧了;我们停放拖拉机的农机场也面目全非了,只有“保养间”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那栋专为“知青”修建的“青砖房”和后面的“小学校”也都变成了农场职工的住家,原来的篮球场已变成一家一户的菜园子。不过,当年我们在田间路边种下的一行行小树已经长大成材,似乎在证明着一代“知青”的汗水和理想。
几个当年的老职工听说“知青”回来了,立刻急匆匆地从家中赶了过来。在场院边上,他们围着我,激动地拉着我的手,用最淳朴的语言倾诉着他们对“知青”的感情,并且一再讲述他们在电视里看到我时的那份激动和骄傲。他们带着我四处走走看看,谈论着当年的人和当年的事。我得知当年很多一起工作过的老职工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心中不禁有些凄楚。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还认不认识她。见我回答不上来,旁边的人就笑着告诉我,她是当年食堂老张的女儿。我曾经担任过两年的司务长,主管食堂工作。我终于在她的身上看出了当年那个小女孩的形象。于是,我的心中又生起许多慨叹。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小青年,不也都已年过半百了嘛!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十八连”的老职工,我们一行又乘车返回“营部”。在我的印象中,“连队”离“营部”非常遥远。但是如今在丰田越野车的轮子下,这段路却显得很近。回到营部后,我们在陈师傅家开的饭馆里吃了一顿地道的“东北饭”。陈师傅原来就很少饮酒,如今已经65岁,更是滴酒不沾,但是他那天很高兴,开怀畅饮,一直喝得有些面红耳赤。席间,他经常抓住我的手,诉说那些年的人和事。午饭后,我们要赶回哈尔滨。站在车旁,陈师傅拉着我的手,眼角流下了泪水,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离开赵光镇之后,我们驱车经海伦和绥化赶回哈尔滨。一路上,我的心情很轻松,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慷慨激昂的讲演。虽然内心还有残余的兴奋,但是思想已经带着疲劳和倦意松弛下来。坐在疾驶的越野车里,我时而把目光漫无目标地投向广阔的原野,时而让思想无拘无束地驰骋在无边的意境。然而,我的眼前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两个字——人生!
人生犹如一次旅行。在这个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的旅行中,你无法选择起点,甚至也无法选择终点,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速度和路径,而这也就使人生的旅途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有些人根本不知道选择,盲目无求却也无怨无悔地走完旅程;有些人自愿放弃选择,随缘顺流但也自得其乐地度过一生;有些人不断地选择,在不断变换不断更新的同时往往也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憾;有些人始终如一地选择,在执着的求索中用痛苦去换取欢乐。其实,任何一种人生旅途都具有两面性:既有明媚的阳光,也有狂暴的风雨;既有欢乐的体验,也有痛苦的磨炼;既有坎坷的路段,也有平坦的里程;既有辉煌的时刻,也有平淡的岁月。一帆风顺只是美好的愿望,一路平安就是令人羡慕的旅行。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重返北大荒》,被英国翻译Emily Jones女士译成英文,标题是Return to the Great Northern Wilderness,发表在《阅读纸共和》(Read Paper Republic)网站。
人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无论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其实,人生经历总是有得就有失。我们在年轻时经历了艰苦与挫折的磨炼,就使我们的精神和体魄更加坚强。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如今,我们都已步入老年。不过,有的人成为高官,有的人还是平民;有的人成为大款,有的人还很清贫;而且,有些人疾病缠身,有些人已然辞世。人生际遇,令人感慨,令人叹息。
于是,我又想回到文学的世界。正如我今年4月在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成立20周年大会的开幕式上所言,我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在文学的世界,而不是法学的世界。一般来说,文学的世界是虚构的,但未必都是虚假的;法学的世界是现实的,但未必都是真实的。也许,在文学的世界中,我可以更加平和地走向人生的终点。然而,我似乎还需要某种支撑精神的力量。
2009年9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代表教师发言。我首先说了几句欢迎新生的套话,然后讲了两个关于名字的笑话,最后背诵了一首新诗——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彷徨;
从天子脚下到北国边疆,
从五大湖畔到地中海上;
一样的长路漫漫,一样的雨雾茫茫;
人言大道是康庄,却原来尘土飞扬。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忧殇;
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
从极乐世界到幸福天堂;
一样的美庐广厦,一样的金碧辉煌;
满怀期盼望西洋,却只见断壁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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