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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六二六”指示:下定决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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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 1930年代国民政府雄心勃勃的普惠医疗计划是怎样胎死腹中?
  • 解放初期毛主席如何高瞻远瞩,让新中国走上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医疗卫生体系?
  • 1965年卫生部长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医务人员已有140万人,为何毛主席却发火?
  • “赤脚医生”下乡造福亿万农村群众,其中又有怎样的酸甜苦辣?

且让本文为您简要解读!

一、农民看病难:困扰中国农村几千年的难题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

瞬间,天翻地覆、万众欢腾,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民,从这一天起站起来了!



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要工作,除了继续消灭在全国各地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之外,更多地集中在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福祉方面。

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有病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二十二年,付出无数先烈生命和鲜血的目标啊!

解放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步履蹒跚,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任命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和中华医学会长的刘瑞恒为卫生部部长,开始筹建中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

刘瑞恒雄心勃勃,胸怀大志,于1930年制定了国民政府卫生事业的第一个“三年计划”(1931-1934),计划在不久的未来为全国人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根据刘瑞恒的规划,到1937年,全国90%以上的县都要建立卫生院,每个卫生院都要配备全职的卫生官员、多名公共卫生护士和助产士,负责中心的门诊、住院设施、诊断实验室、药品和消毒、卫生教育和管理;



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刘瑞恒

在最基层的乡村,由当地经过培训的卫生工作者报告出生、死亡、接种天花疫苗、提供日常的灭菌和卫生工作。

刘瑞恒心比天高,但可惜现实过于残酷,就在他畅想中国卫生事业的未来时,全国仍然处于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和内战之中,他的计划根本无法实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火再次席卷大半个中国,所谓的公共卫生计划只能无疾而终。在占中国90%以上人口的农村地区,人们连最基本的饮水清洁都无法保障,一旦爆发大规模传染病,除了背井离乡逃亡便只能坐以待毙!

因为缺乏现代的医药技术和卫生条件,我们现在常见的感冒、发烧、咳嗽、闹肚子等症状在当时却成了致命的疾病。

此外,由于鼠疫、血吸虫病、肺结核等烈性传染病和饥荒时有发生,以及国民党军队强拉壮丁等倒行逆施的行为,到解放前全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还只有35岁。



解放前农村的落后景象

政府和私人即使设立了一些医院和诊所,也都集中在南京、北平、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广大农民根本没机会到正规医院看病。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在青年时代一直致力于农民解放运动的毛主席,在走遍湖南、江西广大农村之后,更是对农民的无医可看,只能求神拜佛,听天由命的痛苦深有体会。

党和政府一定要努力解决这个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农民医疗问题!否则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早在1945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二、毛主席亲自拍板:我们不学别人,要建设独立自主的医疗体系

然而,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医务工作者和医药人才奇缺的新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是谈何容易!



解放初期仍在南方肆虐的血吸虫病

当时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几乎是没有,农民感冒发高烧咳嗽一般都不吃药,先在身上拔火罐,然后在10个指头上放血,喝点姜汤盖上被子捂出一身汗,好就好了,好不了听天由命。

这还算靠谱的,不靠谱的就去庙里求神拜菩萨,要么请神婆神汉,总而言之,小病靠硬扛,大病活不长。

在大多数二战前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经历,他们建立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办法就是全盘照搬,抄袭西方国家的作品。

这种模式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起来比较省力,却存在严重的隐患:

首先,它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在普遍缺乏医务人员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医疗体系的普惠性质;



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印度诊所

其次,它非常依赖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保障,而在发展中国家,一旦离开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医疗技术、药品、设备,对整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这样的国家医疗体系,其运行原则是以治疗为主,即有病症才治,这与中国传统医学中“治未病”的原则背道而驰;

第四,由于医疗服务成本过高,它过于倾向于提供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这就导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成了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奢侈品。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像一口井里有一百斤水,守井的却只分给五个最有钱的人每人一斤水,其他九十五个村民一人分到一两。

剩下八十四斤半的水却宁可不分,至于那九十五个村民,不好意思是不是会渴死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优胜劣汰,上帝决定

经过长期的思考,毛主席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和高瞻远瞩的视野确定了与以往发展中国家经验截然不同的思路。

毛主席自信能够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医疗体系,其最大的底气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在1952年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整体思路,即: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预防为主,改善卫生环境。从而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

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人民要靠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实施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

其高明之处在于,取己之长,补己之短,用中国的社会组织实现预防为主,从而替代当时中国在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医疗投入方面的不足。



除四害成了人民运动

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全面推广疫苗接种、彻底消灭“黄赌毒”的人民运动,使得疟疾、血吸虫病、霍乱、天花、白喉、肺结核、性病等各种一度为祸甚烈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同时,毛主席借助人民的力量,以空前严厉的手段铲除一切吸毒场所,打击各类制售毒品的行为,三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个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50年代初完成之后,与国家“一五”计划几乎同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进起来,这给开展农村医疗合作化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合作社开始实验性的、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

这种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疾病预防计划方面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证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诊断、治疗。



60年代医生下乡诊病

以当时的鄂西长阳县土家山寨的卫生室为例: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 5 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在下乡医生覃祥官的带领下,卫生室全体人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他们的土方子不花大钱,但一样有效。

同时,卫生室充分发挥“治未病”的原则,主动到群众中去了解患病情况,努力做到 :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 ;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防止“小病拖大,大病拖垮”。

这种模式相当于一口井里只有五十斤水,但却给全村一百个人每人分了半斤,这样大家都不会渴死,不渴死就好办,还能齐心协力去打新井!

有关长阳县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报告送到北京之后,毛主席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 4个字 :“此件照办。”



“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毛主席虽然不是医生,但他却最了解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需要什么。他虽然不懂医术,却懂得中国最实际的治病救人的道理。

你说土方子,土办法就一定比西药好?恐怕不见得,谁不想吃人家家里的大米饭?可是咱们暂时没有啊,既然没有,有稀粥吃总比饿肚子好吧!

到毛主席逝世不久后的1977年底,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合作医疗,乡里有赤脚医生,村里有基本诊所,县里有全科医院,初步实现了“赤脚医生看小病,合作医疗治大病,三级转诊解决疑难重症”的医疗全覆盖。

三、改变农村亿万人民医疗条件的“六二六指示”

让毛主席忧心忡忡的是,许多地方负责人甚至一把手都是革命时期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打仗是很有一套,但对抓卫生医疗这种需要长期投入,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却并不重视。



毛主席的思想历久弥新

不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人民怎么支持你?1951年9月,毛主席向全党同志发出告诫:

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

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到60年代初,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痛批在卫生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并要求各地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挂帅抓医疗卫生工作。

因为,医疗卫生工作事关经济发展、移风易俗、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全局,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所在。

从此,“卫生”和“爱国”两个字联系起来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把卫生运动上升到爱国层面的全民运动的,也只有毛主席一人。



爱国卫生运动成了全民运动

1965年6月26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全国已有医疗工作者140多万人,比解放前的36万人增长约三倍。

然而,这些医疗工作者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听到这里毛主席再也忍耐不住,公开批评说: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



毛主席与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

次月,在接见农村医务人员代表时,他又发出了灵魂三连问: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毛主席不满的源头,是医疗资源的分配太不平衡,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都集中在城市,农村的医生仍然少得可怜。



毛主席在农村考察

由于医护专业教育集中在城市,又有大部分的医学专业毕业生直接分配到城市的医院,很少有人自愿到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工作。

就在6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作出了两条指示:

其一,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其二,“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伴随着这一指示诞生了一个新名词:“赤脚医生”,全国五亿多农村老百姓的人生,从那一天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毛主席看来,前往农村的医护人员不需要读到博士、硕士,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赤脚医生深入农村

这一年,卫生部开始在有条件的公社挑选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大批培养“赤脚医生”。

这一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

速成培训主要是针对农村当时常见的感冒发烧腹泻血吸虫等疾病,所以教授的内容很集中,培训的时间也不长,4个多月后王桂珍就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

1968年夏天,上海的《文汇报》介绍了王桂珍和她的老师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并将他们这一类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

这篇文章被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主席阅后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靠农民服务农民

在中国这个一直在创造奇迹的国度,当培养“赤脚医生”成为了全国性的共识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它的发展了。

到了1975年底,根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七年时间里全国共培养“赤脚医生”156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 328万人、接生员 62万人,总人数超过500万!

这相当于在农村每90个人就有一个医护人员,平均每个生产大队中间就有3名赤脚医生。而在“六二六指示”之前的1965年,农村3500多人中间才有一个医护人员!

浩浩荡荡的“赤脚医生”大军包括三大主力:

首先是在农村的乡医世家,这些人时代以看病为业,有家学传承,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特别是对中医中药有一定研究,所以直接就加入队伍了;



当时“赤脚医生手册”风靡全国

其次是县医院培训出来的,具备小学或中学学历的青年农民,这批人在“赤脚医生”中占了大部分;

最后就是当时成千上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也有多达百万人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培训。

这些“赤脚医生”平时和大伙一样,卷着裤腿下地生产。一旦有人来看病了,治病如救火,医生来不及穿鞋就从田里跑出来回家接诊,所以被叫作"赤脚医生"。

正是这些具备基本的医疗卫生知识的“赤脚医生”组织农村的广大群众实现了农村卫生面貌的大幅度改变,从1968年开始,在原先“除四害”的基础上,农村全面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农村的粪便垃圾和饮用水源实现了规范管理;厕所、畜圈、水井、环境和炉灶五大关键场所全面整治,一时间,广大农村的景象为之一新。



农村大规模推进“两管五改”建设

“赤脚医生”在当时的合理性在于,乡卫生所就在田间地头,从而避免了农民走很远的路去城里看病;由于他们与劳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若指掌,因此也大大节约了诊治的时间。

而且“赤脚医生”本质上也是农民,与城里来的医生相比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扎根农村,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实现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生“草根化”,并使老百姓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

与此同时,在卫生部的组织下,大批城市医院和解放军医院的医务人员开始下乡巡诊,平均每年达11万人,并有超过18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定居。

八年之后,农村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分布的比重由 40%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用于农村的比重由27%提高到65%以上。



当时田间地头比比皆是赤脚医生

广大农民群众称赞新建的卫生室说:“建立卫生室可真方便极了,过去孩子种牛痘,耽误了就种不上,今年是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现成。”并说“咱贫下中农自己的事业,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办成了。”

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35岁提高到65.9岁,增加了30.9岁,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

1978年印度的人均GDP是203美元,比中国高30%,而当年印度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2.8岁,比中国还低13岁。

当然,在推行“赤脚医生”运动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缺陷和问题,由于赤脚医生本身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不高,造成了许多误诊误治的情况。还有一些庸医和骗子也混进了“赤脚医生”队伍,继续坑蒙拐骗。

但是,这确实是毛主席在那个年代在资源、条件匮乏,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封锁的大背景下,让中国农民解决看病难问题的最佳方案。



“六二六指示”掀起医疗下乡高潮

四、回顾和感慨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农村医疗合作化和“赤脚医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了历史。

必须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毛主席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人民性、社会性、公益性,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才使建国前三十年我国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2020年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预防、预控、全民参与的群众卫生运动的巨大力量,对比许多国家疫情肆虐,人人自危的惨状,不禁让我们佩服老人家当年的远见卓识。

向那个年代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从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新中国农村医疗体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百万农村医务工作者们致敬!



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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