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中,中央特科无疑是最为神秘且富有传奇色彩的组织之一。这支由周恩来亲自创建的秘密队伍,肩负着搜集情报、保卫中央的重大责任。在那段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中,中央特科成员以非凡的胆识与智慧,游走于没有硝烟的战场,屡次完成艰巨任务,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因如此,他们被誉为“伍豪之剑”,象征着忠诚与锋利。
中央特科的内部架构十分严密,共设有四个科室,而其中最为神秘、最具威慑力的莫过于行动科。行动科,又被称为“打狗队”或“红队”,专门负责铲除党内的叛徒和内奸,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时常处于生死边缘。行动科的科长顾顺章,原本是一个极具胆识和手腕的人物,他在多次行动中展现了惊人的能力与决断力。然而,命运的齿轮在1931年发生了惊天逆转,顾顺章叛变,这一事件无疑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顾顺章的叛变让整个组织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他掌握了太多党的机密,稍有不慎,整个中共中央甚至整个革命力量都有可能瞬间崩溃。在这紧要关头,是钱壮飞临危不乱、出奇制胜,他以敏锐的判断和果敢的行动,成功化解了这一巨大的威胁,使中央和中央特科得以安全渡过危机。尽管如此,顾顺章的叛变仍然在组织内部造成了无法忽视的损失。
然而,真正让人唏嘘的是,在这场波谲云诡的较量中,行动科虽然安然无恙,但是在后来,却在一个“实习生”的身上栽了跟头,直接导致了行动科35名成员,包括队长在内,全部殉难,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无数光辉战绩的队伍,就这样在一场意外中走向了终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1927年说起。
1927年,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深感党内外的形势日益险恶,尤其是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内部的渗透逐渐加深,威胁着革命的根基。为了应对这场无声的战斗,赵世炎决心成立一支专门铲除叛徒和间谍的秘密队伍——“红队”。这一决策无疑展示了赵世炎的远见卓识,但令人遗憾的是,“红队”刚刚成立不久,赵世炎便在敌人的围捕中英勇牺牲。
赵世炎的牺牲并没有让“红队”夭折,反而激发了革命者们的斗志。此时,周恩来接过了“红队”这支尚在萌芽中的队伍,将其整编入中央特科第三科,赋予其更加重要的使命。自此,“红队”开始了它那段令敌人胆寒的征程。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洪流中,“红队”屡屡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除了无数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的特务。每次行动,他们都是那么干净利落,不留一丝痕迹,如同暗夜中的利刃,寒光闪闪,却致命无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队”的威名在敌我双方迅速传播。国民党对这支神秘而致命的队伍恨之入骨,他们将“红队”视为最大的威胁,甚至对其成员进行疯狂的追杀和迫害。然而,即便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红队”仍然屡屡完成任务,使无数叛徒和特务心惊胆战、闻风丧胆。
然而,正当“红队”如日中天的时候,命运却在暗中悄悄翻转。在1933年,一个名叫张阿四的“实习生”成为了“红队”覆灭的导火索。张阿四原本是一个不起眼的交通员,在他的伪装下,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然而,命运的齿轮早已悄然转动,张阿四已被国民党中统成功策反,成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张阿四被安排与另一名叛徒苏成德保持联系,二人暗中勾连,构建了一张无形的阴谋之网。苏成德曾经是青岛纱厂大罢工的领导者,在工人运动中名声显赫,甚至被认为是革命的一面旗帜。然而,他的叛变彻底摧毁了曾经的荣光。如今,苏成德与张阿四狼狈为奸,成为国民党用以渗透和瓦解“红队”的关键棋子。
张阿四的行动步步为营,在成功渗透到沪西区委后,他进一步被调入了“红队”内部。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调动,实际上暗示着一场巨大的阴谋即将展开。苏成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喜不自胜,仿佛已经看到了“红队”覆灭后自己青云直上的前程。
张阿四被选入“红队”后,他的命运便开始与这支神秘队伍紧密相连。初入“红队”的张阿四,立即被送进了一个隐秘的射击训练班,那里专为新队员而设,地点极为隐蔽,选在北泥城桥东堍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这座房子与周围的世界几乎隔绝,似乎是专为躲避外界窥探而生。训练班被安排在房子的灶披间里,空间不大,四周昏暗潮湿,只有透过天井的微弱光线勉强照亮房间的角落。
每天白天,张阿四都会在这狭小的空间内进行射击训练,举枪、瞄准、扣动扳机,所有动作一气呵成,枪声在石墙间回荡,震得人耳朵发麻。训练是高强度的,枯燥而又紧张,仿佛每一发子弹都将他的神经拉紧了一分。
张阿四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子,夜晚也同样不允许有片刻的松懈。他只能睡在灶披间的一角,冰冷的地面让人感到无尽的寒意,仿佛在提醒他任务的艰巨与危险。为了防止任何信息泄露,队内严格禁止他外出,更不允许使用任何可以传递消息的工具。这种严密的监控使得张阿四与外界完全隔绝,一个月内,他都无法与苏成德取得联系。
尽管生活环境单调、封闭,但张阿四知道,完成这段训练是他赢得“红队”信任的关键。几天前,射击训练终于结束,张阿四顺利通过考核,得以被编入“红队”,成为了一名预备队员。身为一个“实习生”,他并没有立刻被分派独立的任务,而是被分配到一位名叫赵轩的骨干手下,接受进一步的指导。
赵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队员,沉稳寡言,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老练而谨慎,仿佛天生就是为战斗和潜伏而生。张阿四在他手下学习各种技巧,从射击到情报传递,赵轩无不倾囊相授。虽然表面上看,赵轩只是张阿四的上级,负责他的日常训练和管理,但实质上,赵轩成为了张阿四潜伏行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苏成德在得知张阿四的近况后,心中的兴奋几乎难以抑制。苏成德知道,只要利用好这个赵轩,“红队”的覆灭就指日可待。他立即下令张阿四继续潜伏,不动声色地打探赵轩的行踪,待时机成熟,便可将整个“红队”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苏成德迅速与韩达联络,报告了张阿四的最新情况。韩达是国民党中统内一名经验老道的特务头子,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韩达深知,铲除“红队”这样一支威胁巨大的队伍,需要谨慎策划与缜密执行。他派出了两名资历深厚的老牌特务——李典和仇一九。
当天,两个经验老到的特务早已精心乔装,悄然来到张阿四居住的街区。李典假扮成一个在路边卖水果的小贩,他的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的苹果和橘子,粗糙的双手时不时地擦拭着水果,眼神却警觉地扫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仇一九则化身为一位穿着简朴的鞋匠,低头埋首于修鞋的活计中,手中的锤子敲打着皮革发出清脆的声响,但那双藏在帽檐下的眼睛,始终不曾错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
11月29日这天,天空阴沉沉的,街上行人稀少。赵轩骑着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自行车,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张阿四家门口。赵轩穿着灰色长衫,帽子压得很低,仿佛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张阿四心里一凛,知道机会来了。他若无其事地从屋里走出来,假装想要买些水果招待这位不速之客。他慢慢走向李典的摊位,低声用中统特工之间早已约定好的暗语,向李典报告了赵轩的到来。
李典听闻,心中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他一边微笑着将一只新鲜的苹果递给张阿四,一边用手肘轻轻碰了碰身后的木箱,这是他们事先商定的信号。仇一九接收到信号后,抬起头来,悄然与李典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二人默契十足,无需多言,便已明白接下来的行动步骤。
不久后,赵轩似乎感到不宜久留,匆匆骑上自行车离开。李典迅速收拾起摊位,将水果简单装进篮子里,仇一九也装作整理工具,二人一前一后,悄无声息地跟在赵轩身后。他们的脚步轻盈得如同猫一般,不发出丝毫声响,远远吊在赵轩身后,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免打草惊蛇。
一路上,赵轩显然很小心,他时不时地回头张望,确认自己没有被尾随。然而,李典和仇一九的伪装与尾随技巧十分老练,赵轩并未察觉出任何异常。最终,他们成功跟踪赵轩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老式民居,这里显然是他精心选择的秘密住所。李典和仇一九对视一眼,心中暗喜。
接下来的几天,二人继续不动声色地跟踪赵轩,顺藤摸瓜,接连发现了“红队”骨干孟华庭的藏身之处,以及“红队”队长邝惠安的秘密住所。这些线索如同一张蛛网,将“红队”的隐秘网络逐渐揭露在他们眼前。不仅如此,他们还掌握了“红队”在鸿祥旅馆和老凤祥银楼的联络点,这些地点平日里看似普通,实则是红队内部信息传递和人员汇合的重要据点。至此,李典和仇一九已经将“红队”的核心网络彻底暴露在国民党特务的视线之中。
12月5日,自认为已经牢牢掌握“红队”所有行踪的国民党特务头目韩达,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全面缉捕“红队”成员的命令。这场行动的指挥重任,落在了上海区行动股长陈叔平的肩上。深谙捕捉之道的他,心中盘算着如何一举铲除这群在地下活动中神出鬼没的红色分子。
12月6日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中开始飘落冰冷的雨丝,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潮湿而阴郁的气氛中。雨点打在地面上,汇成细流,仿佛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上午九点左右,“红队”队长邝惠安撑着一把旧伞,缓步走出家门。冬日的寒意透过衣袍袭来,他不由得将衣领拉高了一些。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冷风与细雨交织的声音回荡在耳边。然而,邝惠安的心中始终保持着警觉,特务的嗅觉总是灵敏得令人不安。
走出没几步,邝惠安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借着伞的遮挡,他从伞沿下方微微侧目,瞥见了两个形迹可疑的男子紧随其后。这两个“小尾巴”虽然努力装作漫不经心,但他们不合时宜的步伐和不自然的眼神,还是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邝惠安心里暗叫不妙,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事到如今,他别无选择,只能设法脱身。他悄然加快了脚步,随后开始跑动起来。雨水很快打湿了他的衣袍,冷意顺着衣襟渗入皮肤,但邝惠安全然不顾,只是一刻不停地向前疾奔。雨点打在他身后的小巷中,激起阵阵水花,仿佛在为这场逃亡奏响沉闷的鼓点。然而,前方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