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温玉成回忆一开国上将：此人工于心计，当年把我摆了一道

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曾出现不少著名的“黄金搭档”，比如二野的刘邓，三野的陈粟，四野的林罗刘，另外，还有级别稍低的机动战略兵团陈谢。

陈是陈赓，谢是谢富治，这一对搭档后来还有个共性，即去世得比较早。只是，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天差地别了。

陈大将无论军事能力还是为人处世，都特别令人敬佩。谢富治则复杂多了，曾经在党内的地位比陈赓更高，奈何去世8年后被开除党籍，还被从八宝山公墓弄了出来。

开国中将温玉成对谢富治的印象也不好，晚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直言自己被谢富治摆了一道。

客观而言，谢富治早年的经历倒没什么大问题。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的他，由于家贫，很小就开始帮着父母劳动。

他头脑很聪明，去家族私塾干活时，也断断续续学过一点知识，就凭这么点机会，他就能断文识字。那个年代，这已算完成扫盲。

1926年，北伐军光复武汉，随即整个湖北都被撒播革命的种子，谢富治就是在这时加入农会，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谢富治一度感觉胜利无望，担心自己被处理，就逃回了老家。直到黄麻起义爆发，他才深深被震撼到，决心自己也参与到这火热的浪潮中。

因为根正苗红，且头脑灵活，谢富治在红军中进步得非常快，短短几年就陆续升为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后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对谢富治很看重，将他提拔到方面军总政治部担任组织部长。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军中干部的定性、档案，最终都要组织部来处理，老张能让谢富治来负责，可见其中信任。

但是，这也意味着谢富治是紧靠老张的，据《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中所述：

谢富治曾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程训宣是徐向前的妻子，老张为了搞徐帅的黑材料，趁着徐帅在前线带兵打仗时，让保卫干部将程训宣抓捕拷打，这位女子也是刚烈，始终没有配合说半句违心的话。

老张恼羞成怒，便在没有任何口供、证据、人证的情况下，下令杀害程训宣。总指挥的妻子，说杀就杀，事后也没人受处罚，老张的猖狂可见一斑。

而当时谢富治也是配合老张打压异己的助手之一，老张还评价过谢富治是“革命的尖端的锥子”。

老张在四方面军作威作福惯了，懋功会师后还将手伸向中央，迫于无奈，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只好率中央机关及红一军、红三军单独北上。

本来老张以为凭借麾下的精兵强将，可以在四川建立起根据地，但四川军阀在受到生存威胁后开始玩命，最终老张带着南下的部队在百丈关伤亡惨重，只得向西转移。

后来红二方面军赶到甘孜会师，但老张仍不想北上，想尽办法拉拢人、带部队往西走，可是在经历失败后，很多人已经被惨痛的现实打醒，不再盲从于老张。因此，两个方面军最终选择北上，去与中央会师。

谢富治在这个过程中，也察觉到之前的不正确，因此思想转变得很快，积极向中央靠拢。

1937年初，由许世友牵头，秘密联络了原红四方面军的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他们30余人准备拖枪出逃，去巴东找刘子才一起打游击。

这时谢富治已跟他们想法不一样，所以许世友没有通知他。

就在行动的前一晚，政工干部王建安觉得这样做性质太恶劣，便偷偷去告诉大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随后这个消息就层层上报到了毛主席处，参与的30余人尽数被捕。

对于这30多位干部，有人主张全部严肃处理，毛主席却认为会影响团结，遂皆从轻发落。而对谢富治，主席也更信任了，决定将他塑造成改正错误的代表。

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公开说：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胸怀，犯错误不可怕，要勇于改正错误。像谢富治同志，之前也受过张的欺骗，但他积极转变，不仅个人进步得很快，还帮中央及时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犯糊涂的好同志。

此后谢富治的履历都很顺利，1938年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委，1942年调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在这里，他开始了与陈赓长达七年的合作。

两人统帅的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谢兵团，解放战争中，他们一度承担着一个战略区的重任，发展出以伏牛山为中心的鄂豫陕根据地。

1948年初，中央准备以陈谢兵团为基干组建鄂豫陕野战军，如果落实下来，那陈赓、谢富治地位还能再往上升。

只是在粟裕的“斗胆直陈”后，中央决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陈谢就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而转移，重新归入刘邓大军。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野改为二野，谢富治就转任二野第三兵团政委，率部一直打到云南。

后来局势逐渐稳定，谢富治就留在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该省各方面的一把手。

主政云南期间，谢富治还是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行，据原昆明军区的干部马天佑回忆，谢富治当初经常轻车简从到基层。去乡亲们同吃同住，了解民生的第一手资料。

老乡要给他送礼，从来不收，有何秘书私自做主收了一些肉，谢富治知道后立马将此人调离。

不仅个人作风突出，谢富治的智力能力也极强，云南当时剿匪、禁毒等工作很艰巨，还有很多国民党溃兵在骚扰边境。

谢富治上任后，力主整治各种乱象，让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得到众人一致称赞。

1959年，公安部部长出现空缺，被提议接任的人选有张际春、杨成武、杨勇、张宗逊、谢富治。最终，是谢富治当选，可见中央对他的认可。

运动时期后，谢富治地位更高，陆续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卫戍区第一政委、军委办公组成员等，名副其实的位高权重。

但，这个阶段他的风评就不太好了，参与过很多事件。

卫戍区的搭档温玉成晚年也回忆过一事，即当初卫戍区因不愿给样板戏文工团开特权，得罪了主抓此事的江女士。

江女士多次对他们发火，谢富治便跟温玉成说：这样闹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是头，我们一起写个检讨吧，你起草，我们都签名，态度诚恳点，这事就能过去了。

然而温玉成写好、签完名，谢富治却没有遵守承诺，他把温玉成的检讨交上去，就变为温玉成承担所有责任。过了好几年，温玉成才知道这事自己被谢富治摆了一道。

谢富治确实很有头脑，一直到死都没失势，但，在他生命终点似乎已有预感，当老部下陈康去看他时，他拉着陈康的手反复说：我在云南没做过坏事。仿佛要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最终呢，他还是在去世多年后被处理了。

人啊，复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