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又凄凉的陈独秀：既反对中共的革命斗争，又不屈服于国民党

陈独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在关押期间，始终没有屈服和投向国民政府，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错误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如此矛盾、复杂的性格呢？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消极、动摇，从右倾投降主义发展为取消主义，后来又进行了分裂活动，就好像一只陷入了迷途的羔羊，没有了从前的睿智光芒。

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经过这次会议的改选，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

这次会议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出政权”论断，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挽救了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党组织，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让陈独秀参加。

没有让陈独秀参加的原因，也并非党内不接纳他，而是他不仅没有接受党的批评，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对党极为不满，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提出了取消主义的路线，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原来的封建势力受到最后打击，成为残余势力，认为蒋介石建立的反动政权是“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

因此，陈独秀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现阶段，应力争彻底的民主的国民会议，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反对党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特别反对党预计的“打倒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拒绝参加党的“六大”，反对“六大”的正确路线，打着发扬民主，反对“官僚集权制”的旗帜，煽动一些党员反对党的“六大”产生的党中央，并为他们非法的小组织活动制造舆论。

1929年春，陈独秀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那里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小册子和文章后，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

当陈独秀刚刚同托派分子接触时，党组织的领导人们就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不点名地向他提出警告，但他却不听从党的警告，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29年9月，陈独秀同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分裂活动，并在组织上加入了托派队伍。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从思想上及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托派的观点，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关于托派思想的宣传与活动”，陈独秀不接受党中央的决定和警告，并拒绝中央分给他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公然打出反对组织的路线和中央的旗帜。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12月10日，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 公开宣布“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之下，坚决的、不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同月，他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马玉夫等人把原来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无产者社”陈独秀为书记，并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陈独秀在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党预计红军运动是“军事投机”，是新式的“流寇运动”

那时，中国的托派组织，除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以外，还有其他三个托派组织，从1930年秋开始，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进行统一，但由于各派之间各怀鬼胎，勾心斗角，互相攻讦，没有统一起来。

1931年春，托洛茨基多次给中国托派小组织写信，要求各托派小组织消除意见分歧、统一起来，并强调统一要以陈独秀为中心。

1931年5月1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建立了统一的托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出版机关刊物《火花》，并建立了托派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但不久，托派内部争权斗争日益激烈、托派中央委员的大部分人因内部有人告密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也因同伙被捕后供出其住址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3年4月，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对判决不服，在法庭上进行抗辩。

陈独秀被捕后，社会各界名流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一些大学的师生也纷纷设法营救，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当局，拒绝社会呼救和营救，后经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判，将陈独秀改判为8年有期徒刑。

陈独秀在关押期间，始终没有屈服和投降于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压力上，陈独秀于1937年8月被提前释放。

陈独秀出狱后，原来统一的托派组织已经分崩瓦解，剩下的几个托派头目互相攻击，有的托派分子跑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去了，一般的托派分子各奔前程。

应当承认，陈独秀出狱后，虽然再没有从事托派组织活动，但在思想行动上并没有同托派一刀两断，他表示拥护抗战，反对日本侵略者。我党曾经对他做过一些争取工作，希望他能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到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中来。

陈独秀在南京和武汉先后会见叶剑英、博古、董必武，表示赞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对托派问题不明确表示态度。

后来，他又派罗汉到西安会见林伯渠。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三项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 、公开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现这种拥护的诚意。

1937年10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指出：“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独秀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可惜，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的理论与实际，不愿公开明确地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不愿与托派在思想上彻底决裂，这是他未能重新回到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来的主要原因。

但是，也应该看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对我党争取陈独秀的工作的干扰，康生于1938年1月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什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派人在上海同陈独秀谈判，陈独秀每月领取日本人给的300元津贴， 充当了日寇汉奸。这使我党不再可能继续争取陈独秀了。

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陈独秀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讲演，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对这个时期的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一方面，陈独秀的有些言论是正确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完成中国的独立和统一，让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自由发展。

关于怎样进行抗战，陈独秀主张“发动全国民众参加”，要打“持久抗战”，尽可能地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精力和财力。他认为要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必须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解除人民的痛苦，发动民众。

陈独秀还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不应孤立进行，应该联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一再败退，妥协投降的悲观言论甚嚣尘上时，他表示要继续抗日，并批判了抗日战争中的投降派。

总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上，陈独秀是有爱国心的，并且拥护发动全民抗战。

但另一方面，陈独秀在抗战的领导权和指导路线等问题。却反对我们党的主张，也为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辩护，并对我党所执行的抗战路线、政策和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诬蔑。

1939年以后，陈独秀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的看法日益悲观。他认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企图用民族斗争而产生出新的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认为德国和日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最大。

陈独秀出狱后，于1937年9月由南京到武汉，后又由武汉到重庆，1938 年夏天从重庆迁居江津，在江津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4年。

陈独秀从重庆迁徙到比较偏远的江津，是和他的思想越来越消沉、颓废有关，他在江津县城居住不到一年，又迁到离县城30多里的偏僻山岗鹤山坪居住。

陈独秀在江津生活的几年，已经是病魔缠身，风烛残年，他在无尽的凄凉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于孤独中病死在江津鹤山坪，终年 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