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绝不会告诉你：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背景，实际与她有关

1927年，即朱自清创作《荷塘月色》这年，他年30岁。此时的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五个孩子的父亲。

创作《荷塘月色》前半年，朱自清妻子武仲谦才带着孩子们与他一同入住了位于清华的古月堂。对于朱自清而言，这种团聚却并非他心中所想，而多少是他不得已之下的决定。

朱自清与妻子武仲谦虽然感情很好，可两人之间总有着某种说不出来的隔阂。

武仲谦虽出身大户且是大脚女子，可她却只字不识，她和同时代的很多女子一样属于文盲的范畴。在朱自清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一股文人抛弃包办婚姻里妻子的恶风，可朱自清似乎丝毫未受这股风的影响。

相比同时代的胡适与江冬秀，朱自清与武仲谦的婚姻看上去更和谐，江冬秀把住胡适多少靠的是彪悍，可武仲谦却温婉贤淑。但若因此认为朱自清与武仲谦的婚姻就没有任何问题，那显然也是片面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朱自清一直夹在妻子武仲谦和父亲朱鸿钧之间。原来，朱鸿钧是个迷信的人，他一直将自己的长儿媳视为“不吉利”的存在。原因很简单：朱自清与她订婚这年，朱自清年66岁的祖父便过世了；朱自清与她结婚后不久，朱鸿钧徐州榷运局长的差事也丢了，不久朱自清祖母过世。

原本，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可心情烦闷的朱鸿钧却把一切都归到了武仲谦身上。因着这个缘故，即便武仲谦一过门就为朱家生下了长孙，可朱鸿钧依旧怎么也看不顺眼她。后来，朱鸿钧甚至到了听到她的笑声就要恶语相向的地步，为此，武仲谦竟从此忘记怎么笑了。这便也是朱自清后来文章《笑的历史》的背景。但这些，最初朱自清并不知情。

朱自清的不知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仲谦不想丈夫为自己为难，所以即便在家里受了再多委屈，她也从未和丈夫吐露过只言。武仲谦并不知道，她这样做的结果竟然反而是激发夫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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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朱鸿钧专程写文向儿子痛斥儿媳，理由之一便是她经常回娘家。在未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朱自清竟提笔写了一封责骂妻子的信件。武仲谦收到信后请人代笔一封却也并未明说，只说是“娘家有事，不得不回”。

值得注意的是，这以后朱自清竟再未和妻子通过信，显然他心里对妻子的做法是有芥蒂的。而武仲谦则自这以后更加地压抑自我，她只默默操持着一切并尽一切可能地让所有人满意。

公媳矛盾频发的同时，朱自清与父亲也因经济问题频繁爆发冲突，武仲谦之回到朱自清所在的清华便是基于这一背景。

为了不影响朱自清的工作，平日里武仲谦只一人打点几个孩子和一家的吃食。朱自清在这段时期虽然写作、工作未受影响甚至作品比平日还多，可多少他在生活上也有些不习惯。

武仲谦是个封建旧女子，为家庭牺牲自己似乎是骨子里就有的观念。可朱自清却是个新时代的文人，这就意味着他对情感是有一定希求的。在内心深处，朱自清一直想有个知己样的女子陪伴在身边。这些，是大字不识的武仲谦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她的角色显然并不是朱自清理想中妻子的模样，更多的时候她扮演的是老妈子的角色，而非真正的伴侣。

朱自清对理想伴侣的希求在他1925年写作的《女人》里就有相关的体现，在这篇文章里，朱自清不言而喻地说：“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

而在这篇《女人》写就前的两年，即1923年，朱自清则与好友俞平伯一起泛游了秦淮河，并写成了那首著名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学过这篇课文的都知道，这篇文章记述的是他们两与秦淮歌妓交往的情况。

在这篇文章里，世人看到了洒脱的俞平伯以及受内心“道德律”的压迫而拒绝了女性诱惑的朱自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自然与朱自清骨子里的自我压抑有关。那么这种压抑的结果是什么呢，朱自清自己在文章里说：“觉得很怅怅的，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

这样的朱自清苦吗？苦！相比同时代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鲁迅，朱自清明显更近人情：鲁迅至死不肯与朱安同房却也不离婚，空耗了朱安一生。可朱自清却接受了武仲谦且与他一直维持着恩爱，期间，朱自清的人生还并未与任何女子有过任何绯闻。可恰是这种“近人情”却也朱自清自己带来了困惑，他爱妻子，可因为她不是自己所选择的最理想伴侣，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空缺。

然而，相比同时期因着这空缺外遇出轨的徐志摩、郁达夫等人，朱自清的做法不得不让人钦佩。而朱自清的这一区别于徐志摩等的做法，也是他一直被世人称作“好人”的原因所在。要探究朱自清填补空缺的做法，还得回到文开头提到的《荷塘月色》里。

1927年7月，那个燥热的夏季里朱自清写下了那篇唯美至极的散文《荷塘月色》，也是在这篇文章之后，清华园的荷塘从此名燥全国。

相比普通散文着重散文本身不同的是，《荷塘月色》这篇散文中的朱自清还将自己写就这篇文章的前因也交代了，这个前因就是文开头的第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朱自清此处的“不宁静”一直被解读者尤其课堂简单归纳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他此时的不宁静确实与这些有关，却也有他与父亲的家庭矛盾有关，当然真正导致他的“不平静”前面能被加上“颇”字的，是他此时与妻子的关系。

根据后来朱自清与武仲谦第六个孩子朱效武的出生时间，即1928年1月11日的时间推算，朱自清写就这篇文章时，他的妻子已身怀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且已有四五个月。

武仲谦嫁给朱自清短短11年间一共生下了6个孩子，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每一两年她便会生下一个孩子，这也意味着武仲谦一直在频繁的怀孕生子养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两的沟通交流自然是极少的。更为重要的是，身为凡人的朱自清不得不面对妻子频繁的“不方便”，尤其此间的武仲谦还经常身体不适需要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体壮的朱自清自然是备受压抑的。

但话说回来，心地善良的朱自清必然知道：这一切的起因都是他自己。所以，他对妻子并未任何怨言，相反，他心里多少知道妻子的艰难，否则他也不会说那句“我宁可自杀也不肯去管一个孩子”了。

但理解归理解，躁动归躁动，尤其在酷热难当的夏季，这一切造就了朱自清的“颇不宁静”。

凡夫俗子心里不宁静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办法让自己宁静下来，肉体凡胎的朱自清也是如此。所以第一时间，他选择了“在院子里坐着乘凉”。这个法子显然不足以平息朱自清的不宁静，所以，他能一般地想到了白日里走过的荷塘，然后，他想：“在这满月的光里，它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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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此时的朱自清是想去“找宁静”了。此时夜已深，周围的喧闹声响都停下了，妻也已在迷迷糊糊拍着闰儿哼着眠歌，这时候去荷塘这样的地方“找宁静”一定是不错的选择。于是，朱自清蹑手蹑脚地披着大衫带上门出去了。

这实际是朱自清的一次“离开”甚至“出走”，这里的离开是针对并不让他满意的政治现实，这里的离开更是针对妻子的离开。这点，在他所写“悄悄”和“带上门”这两个动作便已淋漓尽致地被表现出来了。

但这种“离开”、“出走”却并非真正的离开或者出走，而只是短暂的“逃离”。可以说，此时的荷塘对朱自清而言，颇有点像地坛之于史铁生。史铁生残疾后一直待在地坛以逃避现实，而此时的朱自清不也同样是试图通过荷塘以避开现实么。

当晚，一个人披着月色来到荷塘的朱自清真的体会到了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之所以会如此，自然与他当时特殊的心境和荷塘在月色下被营造出的美有关，当然也离不开他的“单独”所营造出的特殊心理意境。

也只有真正一个人的时候，人才会觉出真正的自由，体会到撤离“逃离”的快感。这点，朱自清自己深以为然，所以他写到：“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那么，“什么”才是朱自清眼里的“此刻可以想”呢？答案肯定不是语文课上老师分析的浓重政治背景下的盛世，答案是：女人！当然，即便是想到女人，朱自清也不可能像今天的凡夫俗子一样描述他心中的女性形象，毕竟，朱自清是大文豪。

没错，他想到继而提笔写到女人的方式是借助满池的荷花，请看《荷塘月色》的具体：“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此处是朱自清由荷叶想到了舞女的裙子。“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此处是朱自清由碧天的星星想到了出浴的美人。

在说完了这些后，朱自清还经由莲花想到了采莲，而这采莲自然也是女子，朱自清自己在文中就写明了：“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于是妖童媛(yuán)女，荡舟心许；鷁(yì)首徐回，兼传羽杯……”

荷花与女人本就相通，所以朱自清此时想起女人似乎是必然，但如此频繁且具体地将荷花与女人作比，显然超出了寻常的范畴。不得不说，在这篇极短的散文里，“女人”出现的次数超乎了读者的想象，甚至也超乎了朱自清自己的想象。

但这个看似“不寻常”，若回归到朱自清当时的现实境况和人性的角度，它却再寻常不过了。一个极度压抑且在现实里感情并不符合理想的男人，他若想不到女人，那反而才是不正常的。也幸亏这种压抑，否则，世人也不可能看到这篇唯美到让人心醉的散文。

后戴镜立者为朱自清

行到此时，前文提到的朱自清“填补情感空缺”的方法便呼之欲出了：让情欲回归大自然，回归想象，再回归艺术创作。

也是因着这个缘故，与武仲谦结婚的12年竟是朱自清创作的最高峰期，他的《背影》、《我的南方》、《飘零》等代表作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简单讲之，《荷塘月色》可以被狭义地解读为：朱自清某日躁动不安继而不宁静，于是去荷塘找宁静然后进入宁静，最后出宁静的全过程。这一出一进，说的是朱自清的脚步，说的也是他内心的情欲、思绪等等。

而朱自清之所以能“出”那非现实的理想境界的原因，他自己在文尾便讲述了，他说：“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这句话，与其说是朱自清自嘲自己已经过了嬉游的年纪，倒不如说是他在心底认定：为人夫为人父的他不应该沉沦于此。这是全文的转折，也是朱自清决定彻底出这另一个世界的标志。

紧接着，一段《西洲曲》的引用之后，朱自清彻底出了宁静回到了原本喧嚣的现实里。他写到：“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只是，这次回到现实的朱自清内心已然宁静，此时的他也便不再需要向外再去找宁静。

其实，多数时候的朱自清都是宁静的，毕竟寻常的不宁静他已能应付，所以如1927年7月那般的“不宁静”后来也极少出现。多数时候，他和妻子武仲谦都是相濡以沫、恩爱有加的模样。

然，天有不测风云，1928年11月26日，朱自清妻子武仲谦竟在年30岁这年因病辞世了。从此，这对原本羡煞旁人的包办婚姻走到了尽头。

很长一段时间里，朱自清一直都无法接受妻子已病逝的现实。妻子死后他一直不停地反思，他甚至觉得是频繁生养和过度劳作导致了妻子的早逝。怀着这种内疚的朱自清甚至在妻子死后立誓“永不再娶”。

倘若朱自清是孤身一人，这“永不再娶”或许可行，可他毕竟是一个带着六个孩子的单亲父亲。为了这个“永不续娶”朱自清吃了太多苦，他最小的孩子六儿甚至也因此夭折了。见状，朱自清不得已只得向周围亲朋请求搭手。可日久后，感觉疲累的周围亲朋也犯难了，不得已之下他们纷纷劝他续娶。

可固执的朱自清却怎么也不肯改变想法，直到几年后陈竹隐的出现才让他慢慢改变了这种想法。1932年，朱自清经过仔细考量后决定与才女陈竹隐结婚。也正是在这年，朱自清带着无比的悲痛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致亡妻》。

这篇洋洋洒洒几千言的悼文里，通篇都是朱自清对妻子的感恩以及自己未能照顾好妻子的愧疚。他能如此，不得不说也算武仲谦的大幸。可叹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