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轰炸西安，国军将领多人窒息防空洞，多亏警卫连及时赶到

1939年3月7日，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古城西安，只见6架日本飞机排成梯形，从东北方向飞来，到达东厅门西安高级中学上空，立即开始了疯狂投弹，紧接着又是6架……那么问题来了，西安高级中学为什么会成为日军轰炸目标呢？我们从头说起。

古都西安今貌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会议，为统一指挥南北对日作战，设立桂林、天水行营，并以白崇禧、程潜分任行营主任。天水行营名义上指挥长江以北的第一、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冀察战区等，实际上只是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构，主要功能还是负责协调、承转。

顾名思义，天水行营应该设在甘肃天水，但考虑到天水过于偏远，蒋介石同意暂驻西安。程潜曾经风趣地说：“日军的国旗是太阳旗，我们的行营叫天水，天水可以淹没太阳，抗日战争必然胜利。”天水行营机构庞大，办公厅、政治部、参谋处、总务处、机要处等等一应俱全，不算警卫团，就多达900余人。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

高级中学靠近西边城墙，为了防止日军轰炸，程潜指示中校参谋俞滨东在学校操场下边构筑了互相连接的东、西、北三个防空洞，洞深约15米，每个洞都有通气孔，能够经得起重磅炸弹。其中有一个防空洞的进出口开在办公室内，专供程潜和高级幕僚使用，不过材质一样，并未特殊加固。

3月7日，西安上空阴沉沉，16时许，敌机似乎找准了目标，只听见轰隆隆几声巨响，行营区域浓烟滚滚，砖头瓦片乱飞。警卫连长程杰当时正带着官兵在城墙脚下躲避空袭，一个传令兵上气不接下气跑来报告说：“防空洞被炸垮了，程主任、晏参谋长、张副参谋长等人都被封闭在里面，赶紧救人啊！”按照俞滨东指示，警卫连三个排分头行动，救火、扒洞、风箱送气。

抗战时期的防空洞

万幸的是，程潜所在防空洞的洞口并未炸垮，而是被倒塌的房屋树木堵塞了，有一个小孔尚能通气。经过全体奋力挖掘，十几分钟就把洞口挖开，程杰带着四名士兵亲自下到洞底，首先看见便衣卫士袁国光倒在地上，再往前几步又见侍从副官傅振凯和程潜靠着洞壁，不远处是侍从秘书罗容光，四个人均已昏迷不醒，但口中还有呻吟声。借着手电筒光，程杰大吃一惊，里面更多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看样子凶多吉少。

八个士兵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抬出程潜等人，医生王首之带领医护人员进行紧急抢救。家属们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抬出的都是死人，纷纷放声大哭，参谋长晏勋甫的夫人抢天呼地，直到晏勋甫抢救过来，方才破涕为笑。程潜夫人郭翼青、副参谋长张谞行夫人陈亚芳都在郊外躲避，回到城里已是黄昏，“颂公在哪里？情况怎么样？”程杰回答说：“稍微受了点惊，正在安静休息。”

程潜与郭翼青

然而，张谞行抢救无效，已经一命归天，程杰怕刺激陈亚芳，只好撒谎说：“副参谋长受震，有点昏迷，医生正在治疗不能惊扰，请夫人先回去休息吧。”不过陈亚芳的回忆与程杰有所出入，她说：“当我到达院中时，春笙已被抬至防空洞外的草坪上躺着，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个身上仅着一件单薄衬衣的仰卧者，就是我最敬爱的春笙啊！”

午夜时分，程潜慢慢苏醒过来，“我这是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让我睡在这里？”第二天，晏勋甫前来探视，程潜说：“我刚下到洞底，上面就中了弹，这时东边洞里的人向北边洞里跑，西洞由于东头的门未开，东洞的人才未能跑过来。一时洞内秩序非常絮乱，只听张副参谋长喊他们镇静，不要乱跑。稍停，里面就有人说闷得受不了，没多久一个一个的都昏倒在地，我辛亏在洞口，又过了一阵子，随着身边的几个人也都倒下去了。”晏勋甫说：“我在北洞气孔尚能进点气，所以北洞的人，都保住了生命，程杰连长派专人扶我到气孔下，又送了水喝，虽然出洞迟一点，却得到恢复，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

张谞行与陈亚芳

陈亚芳仍然无法接受，“我不相信他会就此忍心舍我而去，由我把他抱着回到家里后，即将楼下卫士住的大坑腾出来，安放在坑上，尽我所知的救护常识，再行人工呼吸，对嘴吹起，但他仍似熟睡一般的躺着不动”。第二天，日军又来轰炸西安，张谞行的尸体移到杜公祠，陈亚芳的哭声惊动了住在附近的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胡劝慰说：“副座求仁得仁，他的牺牲是光荣的，请节哀顺变，悲伤逾恒，副座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心，这里的事情由我负责，请你放心。”

改革开放后，浙江烈士陵园重修张谞行烈士之墓

3月10日，程潜致电蒋介石，报告行营被炸伤亡官佐名单：“死亡副参谋长张谞行、军训处长李国良、副处长刘金声、军务处副处长赵翔之、上校秘书李锡光、刘欲仙、中校秘书萧遇山、刘浚、通讯员关石原、军法官李振文、少校参谋左继高、秘书梅盖南、电务员赵诚等十三员，另平汉路郑州车站司令陈生璋因公来陕同时遇难……”损失如此惨重，蒋介石电令封锁消息，以免影响民心士气。

后来，张谞行、李国良等行营殉难人员64人被集中安葬在西安城外太乙宫翠华山下，取名为“天水行营三七殉难烈士公墓”，墓地前立有“三七”殉难烈士墓碑和牌坊，横额为程潜亲笔所题“为国捐躯”四个大字，两边华表上对联为“六十四人齐殒命；三月七日最伤心”。

天水行营殉难将士墓碑碑拓

据程杰回忆，有些人虽然救活，但留下严重后遗症，比如少将军政处长陈又新、少将军运处长陈广忠，大脑都被震坏，一直没有恢复正常。又如上校机要秘书罗容光、中校秘书郑尔康、少校侍从副官傅振凯等，失去智力，生不如死。对于死难烈士家属，程潜请准从优发给抚恤金及安家费，派专人护送她们返回原籍。对因被炸而造成神经失常、丧失劳动能力之人，也都尽量作了安排，挂个名义养起来。

“三七”殉难烈士公墓今已不复存在，但为抗日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值得后人缅怀。程杰晚年撰写文史资料，特别指出：“回想这次惨案，是日本法西斯留下的血债，我们决不能让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大家共同接受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1、陈利明：《程潜大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2、程杰：《西安行营被炸亲见记》，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1984年刊印（非卖品）

3、陈亚芳：《张将军谞行烈士传》，恒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