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章士钊《柳文指要》的出版

中华书局近日再版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该书是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得以出版的名著。关于此书出版过程及其价值，中华书局前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曾撰一文，详加阐述。今节选此文，与读者分享。

毛主席在1965年7月18日写信给章士钊，说：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柳文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版，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落实政策、恢复出版工作、重新贯彻双百方针的一项措施，章士钊的这部书稿正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典型。《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文学和思想的学术著作，它存在一些观点问题，即毛泽东指出的缺乏唯物史观的大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学术思想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尽管历史学者可能会批评这一点，但可以照样出版。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抓的这一个典型，本来是可以推动一下出版工作的。可惜是不久又被“四人帮”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了。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长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他六十多年锲而不舍，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对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下部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篇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

章士钊

我们说他对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概括说来，就是从义理、考据、文章三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从文章说起，《指要》头一篇《平淮夷雅》的叙论就说：“子厚行文，讲求运用虚字，虚字不中律令，即文无是处，此读《答杜温夫书》，即可见到。”接着就列举了《平淮夷雅》文中的若干虚词，一一加以诠释，主要是训诂学的论述。最后说：“右不过于柳文首篇，择若干关键字，略加诠释云尔。综举全集，子厚大抵每篇皆在细针密缕之中，加意熨贴，从无随意涂抹，泥沙俱下之病，必须明了此义，方可得到柳文之神。退之称子厚之文，雄深雅健，所谓雅者，不窥破此窍，即不能了解何谓之雅。”《指要》书中，对柳文所作训诂学和修辞学的诠释，随处可见，足见作者的真知灼见。作者不仅是古文的评论者，而且自己就是一个古体散文的作家，正如他在本书总序开头所说：

余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挈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随余流转，前后亘六七十年，为问余所得几许？余颇艰于自断。要之余平生行文，并不摹拟柳州形式，独柳州求文之洁，酷好公谷，又文中所用助字，一一叶于律令，依事著文，期于不溢，一扫昌黎文无的标、泥沙俱下之病。余遵而习之，渐形自然，假令此号为有得，而余所得不过如是。

章士钊先生酷爱柳文，自己又是长期用柳文的那种文体来写文章，自然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柳文的语言特色和修辞艺术。按照他的研究，就是写文章用虚字要精确，行文要雅洁。我们今天一般地不必再学写这种古体的文言文了，然而要想读懂和透彻理解古书的内容，还是需要多读、熟读一些古代的文章。在这方面，《指要》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的。

其次，《指要》在考据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如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石背先友记》的叙论中，对柳宗元父亲柳镇的朋友，努力考证其生平行事，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继续搜罗材料，又有不少补充。例如袁滋的事迹，就引用了《剧谈录》和《逸史》的记载（中华书局1971年版397～399页，以下引书均据此版）；又在通要之部里列了《补记袁滋》一条（2011～2016页），引用云南昭通豆沙关的摩崖石刻，上面有袁滋的题字，也可据以考证袁滋出使南诏的行程。又如《晋文公问守原议》一篇的论述，揭示了“永贞逆案”的隐秘，作者采用卞孝萱先生的考证，论定《续幽怪录》（原名《续玄怪录》，宋朝人避始祖赵玄朗讳改“玄”作“幽”）中的《辛公平上仙》条，实为记载顺宗被弑之资料。《辛公平上仙》是一篇小说，用影射的手法反映了顺宗被害的宫廷政变。在此之前，陈寅恪先生曾有《〈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指出《辛公平上仙》“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但没有注意到《续幽怪录》中有篡改年号的情况（宋人刻书时因避仁宗赵祯讳改“贞元”作“元和”），结论未达一间。《指要》则采取了实为宪宗之父唐顺宗李诵被弑的新解，就更为精密了。通要之部卷十四又列了《再记续幽怪录》一条（2033～2034页），对《辛公平上仙》的文字还作了校勘，也可见作者不断积累资料之勤奋。

最后，再从义理方面说，《指要》非常注重理论探讨，这是它的鲜明特色。这集中体现于通要之部的序。序言第一段论述永贞政变的始末，归纳为十三条，提纲挈领，表达了对永贞革新的高度评价。从而肯定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如第十一条所说：“永贞政变之全帧形象，不论表里明暗，皆在子厚慧心炯目之中，特于全集之文字间，仅从夹缝中窥测一二，无缘获得正面佐证，吾之号为指要，所指无过尔尔。”第十三条又说：

永贞逆案之一名词，不见于有唐各项公私著录，千馀年来，举世几无人了解到此一无名之商臣，应与元和圣德融成一词。于是子厚不得不以春秋之笔，在晋文问守原一史迹上，提出许世子止、赵盾二例，以讨伐羞当时陷后代之乱臣贼子。

作者正是从唐顺宗被弑的新证，提出了“永贞逆案”的结论，把“永贞政变”的“内禅”疑案坐实了。

第二段对柳宗元的政治抱负，归纳为十条，如第五条所说：

集中之眎民诗，是其政略之全部图形。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四民先使安居而乐业，国家于焉相应扶助，使之各尽其力，以广食用而利迁作。

著者在柳集中，抓住了《眎民诗》中的“帝视民情”、“帝情民视”及《贞符》中的“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等名言，加以发挥，充分阐扬了柳宗元的民主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书中反复强调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主”，而与之齐名的韩愈则是“以民为仇”，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虽然已有人指出，《指要》对柳宗元还缺乏阶级分析，根本问题是著者还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然而我们也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古人和章士钊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如果能够揭示史实的真相，哪怕是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现象，那就是历史唯物论得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点。柳宗元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更不可能是一个真正依靠人民的革命者，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进步思想，在历史上无疑应予充分肯定。正因为还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所以《指要》要大声疾呼地为之争辩，特别在“永贞革新”事件的评价上，要把柳宗元与韩愈作尖锐的对比。这一点我们是首先应该理解的。

序言的第三段，对柳宗元的学养，也归纳了十一条。虽然讲的是文学上的成就，然而也不能不涉及思想基础。如第三条说：“子厚主张文以明道，与退之无异致，但强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因而生平不打妄语，文皆本色，此足以自信，而兼取信于后世。此一诣也，退之根本达不到。”又如第十一条说：

民为邦本，古今一致，子厚主旨一定，推概于古，即使古为今用。以三国而论，曹魏与民接近，而汉久与民绝，故不当卑视曹魏。集中舜禹之事一文，应视作推重民主之大文字，为正统论立定基础，他人不敢如此下笔，何伪之有？

著者对古为今用特别重视，即认定柳宗元有古为今用的做法（如《舜禹之事》中肯定曹魏能得民心），更在柳宗元的研究中竭力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意图。《指要》在论述中往往联系现实，乃至借古喻今，观点十分鲜明。如卷十九《敌戒》的论述，引用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的例证，即引用《敌戒》的话来反击帝国主义。同卷《三戒》的论述中，引证毛泽东曾用《黔之驴》寓言来分析日本侵略军日暮途穷的结局，称为“‘古为今用’之辉煌典范”。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引用。《指要》有时还借题发挥，如在《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中由防微杜渐而批判前苏联“向修正主义奔去”（1279页）、《礼乐为虚器论》中批判“苏联领导人名尼基塔者”（1313页）、《息壤》中由“息壤”一词而抨击苏美戴维营会谈，斥责赫鲁晓夫（1961页）等处，虽可以看出著者的政治热情和文人气质，但总不免对古为今用有简单生硬的理解。正因如此，《指要》一书问世之后，也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义。

我们觉得，《指要》一书是一部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其中虽有一些偏颇和过激的言论，但基本上还是柳文研究的一家之言。联系现实政治和借今释古的地方毕竟只是少量的，大概只占全书百分之三四。从整体上看，谈的都是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学术问题。关于二王八司马的评价，关于韩柳优劣的议论，历来都有不同的意见，《指要》总结前人乃至今人的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完全是百家争鸣范围的事。章士钊先生以六七十年的积累，在晚年写出这样一部巨著，对柳文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部体现文化政策、双百方针的典型出版物，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

（本文节选自《百年潮》200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