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蹉跎岁月
晋阳之战后，赵氏的势力强于韩、魏两家。终赵襄子之世，赵氏在三晋中的实力一直是最强的。
可是，赵襄子一世英名，毁在了继承人的选择上。
这不是一个通常的剧本，故事里没有美人、小妾，没有让人疼爱的小儿子。赵襄子的父亲赵鞅那代人，因为晋国卿族之间剑拔弩张，一不小心就是灭族之祸，当时几家的家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立贤不立长”。
赵襄子是胡婢所生，他通过了赵鞅的考核，成为赵氏家主。赵鞅的嫡长子伯鲁（嫡长子称伯、庶长子称孟）因此失去了家主之位。赵襄子一直无法释怀，觉得愧对兄长。在晚年，赵襄子想传位给伯鲁的儿子赵周，谁料想赵周比赵襄子还先走一步。赵襄子只好立赵周的儿子赵浣为接班人。
赵浣年幼，无法掌控局面。赵襄子的儿子赵嘉已经成年，他岂能罢休。赵襄子去世后，赵嘉就把赵浣赶下了台，自己坐了上去。可是，不到一年赵嘉就呜呼哀哉了。赵氏一族的人，认为赵嘉即位不是赵襄子的本意，于是杀了赵嘉的儿子，迎赵浣（赵献侯）复位。
赵浣再次上台，他才能平平，赵氏一族的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韩、魏。
赵浣之子赵烈侯任用公仲连进行改革，赵国国力出现了一段上升期。赵烈侯去世时，他的儿子赵章年幼，国人立赵烈侯的弟弟（史未载其名）为国君（赵武侯）。
赵武侯去世后，国人又立赵章为国君（赵敬侯）。赵武侯之子赵朝（一作赵朔）作乱，失败后逃到了魏国。
赵氏内乱频繁，丧失了三晋的领袖地位，排名一路下滑，赵国甚至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地步。
公元前353年至公元前351年，赵国被魏国暴打，国都邯郸沦陷，史称 “邯郸之难”。
赵国向楚国和齐国求援，齐国“围魏救赵”，在桂陵大败魏军。
魏军损失十万之众，又被秦国、楚国趁火打劫，才被迫撤出了邯郸。齐国“围魏救赵”，楚国是“攻魏救赵”。他们的策略出奇的一致，先等赵国被打得半死，再出兵，赚一把渔翁之利，得一个好名声，还得让赵国感恩戴德。谁让你赵国打不过别人呢！
可惜了赵家历代宗主给赵国奠定的基础，赵国浪费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魏军撤出邯郸的第二年，赵国第五位国君赵肃侯即位，接手的赵国国都损毁，国力受到重创，国家岌岌可危。
赵肃侯同魏、楚、秦、燕、齐等国连年恶战，才收复了部分丧失的国土。他驱逐晋君，朝拜天子，拔齐之高唐，攻魏之首垣。
公元前332年（赵肃侯十八年、秦惠文王六年），齐威王、魏惠王联合反扑赵国，赵肃侯命人掘开黄河，让齐、魏两国无功而返。
赵肃侯在位二十四年，稳住了赵国的局势，保住了赵国的基业，让赵国有了中兴的可能。
“邯郸之难”让赵国开始反思。赵肃侯痛定思痛，在南部边疆修筑了长城，保护先辈的战斗成果。这也代表着赵国在中原采取战略防守姿态，准备 “北上”。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其子赵雍即位。
赵雍，就是赫赫有名的赵武灵王。《史记》说他即位时“少，未能听政”。他面临的是“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史记·赵世家》）的严峻形势。
赵国要如何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发展？
内政上，赵武灵王重用赵肃侯留下的贵臣肥义。他还设置了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博闻师学问广博，负责君王的学习。司过负责指出君王的过错。知识不够，就多学习；犯了错，就改；不会做的，就咨询老臣。赵武灵王迅速成长。
外交上，赵武灵王积极寻找盟友，同韩国、魏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 化。当时，齐、秦、楚三大强国相继称王，剩下魏、韩、赵、燕没人理会。于是，他们拉上中山国，在公元前323年（赵武灵王三年），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号，史称“五国相王”。
朋友多了路好走，前提是朋友要靠谱。
公元前318年（赵武灵王八年），赵国同楚、魏、韩、燕共同出兵攻打函谷关，讨伐秦国。结果，秦军一反击“五国之师皆败走”。
第二年，秦国将领樗里疾又在脩鱼（韩邑）大败三晋联军，斩首八万，俘虏韩国大将和申差，令“诸侯振恐”。
我们看一下《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后续事件：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秦国占领了赵国的中都、西阳。同年，秦国还灭了蜀国。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前315），秦占领韩国的石章。同年，秦国还占领了义渠二十五座城池。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秦樗里疾东征三晋，在岸门大败韩军，斩首一万。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秦樗里疾攻占赵国的蔺，俘虏赵将庄。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秦庶长章在丹阳大败楚军，俘虏楚国大将屈匄，斩首八万。接着秦军又攻打楚国的汉中，夺取了六百里土地，设置汉中郡。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311），秦国再次伐楚，占领召陵。
韩国、魏国被秦国打怕了，让张仪连哄带骗地改认秦国做大哥，离开了合纵队伍。韩国送太子苍入秦国为质，魏国割地求和。这样卑躬屈膝，还是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宜阳。
五根筷子捆在一起确实更难折断。而五个软柿子放在一起，只能变成一堆软柿子，最后还会变成一堆烂柿子。攻打秦国时，合纵的几个国家，没人愿意真出力，大家都希望别人顶上，控制住局面，自己在空隙中踹上两脚。
柿子和菜刀厮杀，受伤的只能是柿子。国家没有实力，国君就不可能有“王”的事实。“五国相王”后，赵武灵王在国内使用“君”的称号，不称王。他说：“没有王的实力，怎敢用王的虚名呢？”
赵武灵王意识到谁都靠不住，唯有自身强大才是硬道理。他要让赵国成为一把利刃。
赵国东、南、西三面被中原列国包围。中原对土地的争夺已经白热化，没有实力盲目参战，会死得很惨。相对于在中原你死我活地抢地盘，北方的蛮夷部落相对好打。
因为游牧部落一般不会拼命。
游牧部落作战擅长利用骑兵搞快速突袭，抢了东西就跑。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遇到强大的敌人，他们骑着马就跑了。他们不种地，对土地兴趣不大，没必要留下来拼命。
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散装”。
游牧民族内部组织很松散，遇到威胁先各自保命。从上述角度看，北方的游牧民族甚至比当时的中原好打。
而打他们需要骑兵，一支强大的骑兵。
因为，没有骑兵，追不上他们。
游牧部落没有固定的住所，遇到危险卷起帐篷、骑着马就搬家了。他想打你时，骑着马就来了。你想反击，靠腿和战车是追不上的。这就是中原农耕民族长期受到北方游牧部落袭扰，却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
赵国只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就能解决“速度不对等”的问题。
当时，中原各国的主力部队都是步兵，骑兵主要承担辅助任务。
孙膑论述过“骑战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通典·兵二》）
可见，当时骑兵主要承担快速出击、追击，侧翼包抄，断敌粮道等任务。中原骑兵无法成为主力，有非常现实的原因。
一是战马不行。
中原马相对低矮，不适合骑兵使用，更适合拉车。所以一直到汉唐，优良马匹仍需从外部引进，再精心饲养，成本非常高。
二是骑兵不易培养。
当时骑兵的装备非常简陋。没有高马鞍，也没有马镫。战士骑在马上，先得保证自己不会摔下来，难度非常高。
反观游牧民族，他们的战士在马背上长大，平时骑马打猎、放牧，战时骑马作战，不需要特殊培养。
农耕民族，没有适合作战的马，也没有培养优秀骑兵的土壤。骑兵只能利用灵活机动和速度优势，辅助作战。
赵武灵王想要早日实现“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史记·赵世家》），就要组建一支能打胜仗的骑兵主力部队。所以，他需要优良的战马，还需要成熟的骑兵。
他该去哪里寻找呢？
胡服骑射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赵武灵王十九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 骑射”。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却让人感到疑惑的改革。
很多人的印象中“胡服骑射”就是赵国士兵不再穿长袍宽袖，改穿胡服。因为胡服是“上褶下袴”，紧身窄袖方便骑射。按这个说法，“胡服骑射”改革的重点应当在于方便骑马、射箭，目的是提高军队作战能力，手段是改变军队制式服装。
让人疑惑的是当时的士卒难道都是穿着宽袍大袖在战场上厮杀吗？袍袖翻飞，兜着风，挥着戈，舞着剑，像武侠小说描写的大侠那样对战。
据《通典》记载，秦国灭赵后，获得了赵王的“惠文冠”，冠下垂着两条“貂尾”作为装饰。《后汉书》则记载了赵国还有用“双鹖（鹖，一种像雉而善斗的鸟）尾”装饰的冠。用动物尾巴、鸟类羽毛装饰和方便骑射之间明显无关。
《史记》中有赵武灵王赐胡服给贵族，贵族着胡服上朝的记录。这同样让人感到疑惑不解，如果穿胡服是为提高作战能力，那穿胡服办公是什么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步兵、车兵、骑兵全部着窄袖短袍的戎服，各种兵俑穿着的区别在甲胄上，车士俑与步兵俑穿重甲，骑士俑穿齐腰轻甲。秦始皇生活的年代同赵武灵王相距不远，可以作为战国末期各国戎服形制的参考。而这些兵马俑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士兵不是穿宽袍大袖。
那赵武灵王到底改了什么？
对“胡服骑射”中戎服的改革内容，大家看法不一。
在古代宽袍大袖是贵族的服装，平民一般穿窄袖短袍，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渔民捕鱼，紧身窄袖才方便劳作。既然平民的穿衣习惯都是根据日常需要，那士兵这个关乎生死的职业却穿着宽袍大袖，显然不合常理。
在这一前提下，有些人认为改革的重点在于制作戎服的材质。
因为中原的戎服因材质问题容易被荆棘划破，所以学习胡人改用兽皮做戎服。当时士兵的披甲率不高，如果能提高戎服的防护功能，那是非常重大的进步。
有些人认为改革的重点在裤子。
华夏的服饰中，裤子很早就已经存在。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知道战国后期的裤子由裤腰、裤腿和口缘三部分组成。裤腰的前腰中缝拼接在一起，把裤子连接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这时的裤子仍为开裆裤。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介绍了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棉袴（腿衣）形制：“（棉袴）乃是一个整体，但前后裆不合拢，后腰阙断为敞口。”
穿开裆裤骑马作战，对人类的生殖部位，还有突出的尾椎骨都极不友好。所以，“胡服骑射”改为穿满裆裤。裤子有裆之后，不仅能起到保护作用，“上衣下裳”中的外裳（裙）也就可以略去不穿，非常方便。
改变材质，能提高防护能力。改穿满档裤，不穿裳，可以方便作战。两种观点都非常合理，二者也可同时进行。但仍解释不了赵武灵王和贵族为什么穿胡服上朝。
事实上，王和贵族穿胡服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起带头作用。
“胡服”是蛮夷的服饰，被华夏族鄙视，如果国君和贵族都穿胡服，可以减少赵国士兵对“胡服”的鄙视心理，起到引领作用。
二是招募骑兵。
上一节结尾我们提到，赵武灵王需要优良战马，还需要成熟的骑兵。哪里的战马好呢？北方的战马好！哪里的骑兵强呢？胡人的骑兵强。培养好的骑兵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如果能直接招募北方的胡人为赵国所用，就可以省掉培养骑兵的时间。
问题的症结在于胡人凭什么为赵国打仗。
春秋战国时期，区分华夏和夷狄，看文化不看血缘。怎么吃饭，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怎么梳头发，都是判断文明与否的标准，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同一文化体系的标准。赵武灵王要求贵族改穿胡服，士兵改穿胡人军装，然后“招骑射”，“以教百姓”（《史记·赵世家》）。
也就是改穿胡服，然后招募骑兵，同时教赵人学习骑射。
这是反向同化。
赵武灵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华夏同化蛮夷的思维中跳脱出来，降低姿态，向蛮夷学习。穿胡人的衣服，可以消除华夷之间的心理隔阂，增强彼此的认同感，达到反向同化、合为一体的目的。在以“贵华夏，贱夷狄”为主流思想的战国，赵武灵王要突破夷夏之防，把自己塑造成部落联盟首领的形象，也要把赵国变成一个胡汉文化融合的国家。
凡事改革必有阻力。
穿胡服技术上好操作，心理关实在难过，没有人会愿意向比自己落后的文化学习。而且，招募胡人为骑兵，国家军队被掺了沙子，本来属于赵人的位置被外族人挤占。不仅“群臣皆不欲”（《史记·赵世家》），而且“国人皆不欲”（《资治通鉴》卷三），赵国从上到下都反对改革。文化改革难，涉及利益的文化改革更难。
赵武灵王需要有人支持他，帮他破除阻力。他先找到了肥义，阐述改革的目的，也说了自己担心被国人非议。
肥义说：“成就大事的人，不同一般人去讨论商量。”
肥义还鼓励赵武灵王说：“愚蠢的人，事情来了都看不见；聪明的人，事情尚未成形，他就能看出萌芽。大王还有什么迟疑的呢？”
肥义辅佐了赵肃侯、赵武灵王两位国君，是两朝元老。他对赵武灵王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