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旧闻录-当阳双莲人宋伯阶与川汉铁路

《当阳县志》载：

清光绪二十九年双莲人宋伯阶承包修筑川汉铁路小溪塔至姜家湾路段，为解决资金问题，变卖全部家产，并动员两个表弟卖掉百余亩良田给予资助。后因当政腐败，1926年筑路废止。宋伯阶两手空空，出走异乡。

死后，后人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刻：有为国之心，无救国之力。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6年三月和十一月分别从成都和宜昌勘测线路。六月在湖北宜昌设分公司。

1908年11月聘请詹天佑任宜万段总工程师兼驻宜会办。

其实从川汉铁路筹办，就困难重重。1905年2月四川总督锡良拟订招股章程55条，为川境内铁路招商集股。同时电商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工程从湖北宜昌开始，先修至四川万县d张之洞同意其施工方案，并说明巨款难筹之困难。

1906年2月川鄂双方商定，宜昌至万县间鄂境路段由四川省代修，订期25年后湖北省备款赎回。鄂境内宜昌至汉口段筑路经费，张之洞交湖北官钱局筹措。

到1908年，鄂段股银仅筹5．9万两，开办彩票换股银59．7万两，合计为65．6万两；用于买料、购地支付21．6万两，实有44万两。

四川省截至1911年6月，共集股银1670万两。

由于鄂股久招无几，所集川股又大量注销，流入私囊，致使工程进展极为缓慢。

川汉铁路分3段修筑，即成都至重庆、重庆至万县、万县至宜昌。在川汉铁路预定的三段工程中，宜万段“山路崎岖，嶂峦峻置，屡穿洞凿岩，其工程最难”，“工事绝难，若隧洞、若桥梁、若斜坡、若弯绕者，皆国内它线所未有”。

但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会因先修成渝、渝万段材 料运输十分困难，决定从最险峻的宜万段开始修路。宜万段起于宜昌，经秭归、巫山、奉节至万 州。1906年开始勘测线路，1908年聘请中国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为川汉铁路 总工程师，1909年12月28日在宜昌举行了川汉铁路开工典礼。

到 1910年12月，沿长江三峡北岸，首段铁路“宜昌新码头至小溪塔”通车，并开始参与 运送工程材料，但其后的工程因保路运动而停工。修建铁路仅一年半时间，就已完成60 km 线路及大批工程路基、桥梁、隧道、涵洞、车站、通信设备等，其中可通行工程列车线路 17.3km, 这也是百年前唯一实际开工修建的川汉铁路。

在修建川汉铁路时，重庆人李稷勋任川汉铁路总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他为川汉铁路题写的上风垭山峒五字，至今保留在川汉铁路遗址上，并成为湖北省重点文物。

在保路风潮爆发之时，李稷勋开始力主川汉铁路商办，后又坚决主张铁路国有，深受时人诟病。武昌起义后，他又积极支持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颁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将商办粤汉、川汉两铁路作为干路收为国有，而且川汉铁路用去的路款，政府只给股东保留股票，而不问亏损，且不退余款，这个政策让全川股东两手空空。

李稷勋得知这个消息，致电成都总公司和咨议局：“路权可归国有，若归外人，则土地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表示坚决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但他又认为，如果清政府要坚持收回川汉铁路“则四川省人民办路用费，应照数拨还现款。若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

保路风潮初期，李稷勋7月初便赴京与盛宣怀理论。盛宣怀在北京接见了李稷勋，进行了几天的长谈之后。李稷勋在7月8日给川路公司股东会致电中，明确提议支持铁路国有。

李稷勋的电文传到成都，立即激起股东们的斥责。

7月20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回电李稷勋，对他私自上京的行为严加怒斥，同时电告宜昌分公司，即日起不再采购盛宣怀汉阳铁厂的轨料，将宜昌分公司所有现款全部转移到成都，宣布停止一切施工。

作为宜昌分公司总理的李稷勋，得到这个消息，眼见数年的心血即将白费，而且还有现场数万劳工的安置和生活怎么办？一旦停工，很可能引起暴乱，自己将如何面对宜昌父老。李稷勋身负重压，在接到电报当天，立即日夜兼程赶到武昌。

这时，端方已经被任命为川汉铁路督办大臣，正准备接受铁路大权和处理四川暴乱事件。于是李稷勋与端方进行了多次会商，要求安稳宜昌的局势。

7月30日，李稷勋又急忙赶回宜昌，联系当地官员尽量安抚数万铁路工人。同时拒绝了成都总公司要求将所有款项转回四川、立即停工的要求，提出工不能停、万难止款”。密电朝廷，尽快平息保路风潮，担心大众言杂，恐生题外枝节”。

1911年8月5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保路风潮日趋激烈。

可就在股东会特别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李稷勋就将宜昌分公司的账目和现款全部交给了端方，后来这笔钱落到了盛宣怀手中，武昌起义后盛宣怀逃到日本，政局稳定后归国上海，靠这笔钱，成了赫赫有名的上海盛半城。

李稷勋交款一事，很快传到成都。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无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众人异口同声纷纷斥责李稷勋为“叛徒”。

在8月8日的股东特别大会上，赵尔丰下属司道大员等到会。股东们全体表示反对铁路国有。这时，会长颜楷宣读了赵尔丰送来的札文。内容是清政府委派李稷勋为国有铁路驻宜总理，并利用现存路款，继续修建宜昌到归州一段铁路。札文读完以后，会场立刻情绪愤慨，怒骂盛宣怀，痛斥李稷勋。

股东大会做出三项决议：一是撤销李稷勋宜昌分公司总理职务，限十日内将关防和经手事务暂交会计局杜成章接替；二是由公司直接去电质问邮传部；三是请总督代奏纠劾盛宣怀。

迫于形势压力，赵尔丰不得不答应代奏。《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开篇直言：“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一致认为为部臣弊通分公司总理违旨盗权，应行分别纠劾撤销。文中认为盛宣怀和李稷勋口是心非，居心叵测，并厉声斥责。

李稷勋曾上奏呈称“该路既收归国有，应俟将从前支出各款，按定归结办法，始由官局订期接收，恐非仓促所能完竣。……断非一分公司之总理所得专辄作主，尤非邮传部之任意一咨可以恭代纶音。”

然而现在驻宜总理李稷勋，无总公司之知会，无股东会之决议，并无四川总督之命令，有何权能可以达部交涉？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亦复不知有谕旨，不知有度支部，不知有四川总督，更不知有总公司全体股东，籍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一尘不缁，赵帜已拔。以没覆用间之术，施之于朝野交际之间，为国民者能不惧乎？

因此股东们认为：“要之，本路一日未经部臣、疆臣、督办大臣会同请旨明白交涉，则事权一日不能脱于公司之首，即股东会有完全议决之权。

李稷勋以有主之牧，敢为牵羊之献，实为公司罪人。”今李稷勋专擅害公，并于路外现款强股东以所不便，显悖谕旨，实属失职之尤。本日已由全体股东议决，照章辞退。应请督部堂奏明行知该京卿，于十日内将所有经手关防、款项一切事宜，交会计局长杜成章，责成暂行管理。

同时对盛宣怀疾言声讨，“至邮传部盛大臣乘行国家大政，应如何隽伟光明。此次借款收路，其根本得失，即姑置不论。在朝廷固当昭示天下，至再至三，应由部臣、督抚会同请旨办理。此非盛大臣一家之私事，有何不可告人？乃与一分公司总理私相授受，取接收路工之实，而阳避其名，并强据公司现款，形同狙侩，事同局骗，损朝廷之威信，辱内阁之政策。此件咨案，实属违背历次谕旨，现经全体股东决议，断难承认。应请奏明撤销并严治盛大臣以迕旨害民之罪。股东等生命财产与本路息息相关，不远千里而来，固当逐日开会讨论，统筹全局，力求归墟，不敢鲁莽毕事。惟议情方始，即来此意外之部咨，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一息尚存，实不能斯须忍受。”

李稷勋一时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8月13日“酉属同乡会”(秀山当时属于酉州)140多人集会，宣布开除李稷勋乡籍。根据当时《西顾报》的报道，与会的酉属同乡会有会员当场宣布，如果有人敢为李稷勋说话甚碍本会此事之进行，吾党当以全力对付之，将李稷勋恨之入骨。

会议认为“今日之议，非李贼死，则我辈亡”。随即同乡会便开始讨论暗杀的办法，最后给李稷勋的脑袋标价万金。

赵尔丰将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代奏到北京，一下激怒了盛宣怀。

他在提交朝廷的报告中认为，根据川路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重大事件，仍秉承督部办理，李稷勋到京汇报商谈，“亦属应有之权限，何以谓私相授受？”

盛宣怀担心，李稷勋一旦离开宜昌，几万工人可能会发生骚乱，决定将李稷勋留在宜昌，继续主持修路。盛宣怀等认为李稷勋坚决不能走。盛宣怀和端方等人上奏，李稷勋必须留任，这关系到路之成败、宜(昌)之安危”万乞力任其难”。

赵尔丰得知消息后，担心以此事发表众必大愤，只向川路公司股东会做了通告。但在8月23日的股东临时会上，消息一传出，立即激起一片，骂声、哭声、喊声、捶胸顿足声，无不谴责李稷勋盗款献路，公电纠参而政府竟置之不议，一直认为非惟路可争，且恐款亦难保，痛感要求政府，全归无效，于是决定立即罢市、罢课。保路风潮被推向高潮。

此后，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等人。民众前往总督衙门要求放人，遭到枪弹镇压，发生成都惨案，四川保路风潮一发而不可收，风起云涌，以致发展为武装斗争。为了平息四川省的暴乱，清廷不得不四处调集军队进川围剿。武昌新军被端方带向四川后，导致武昌城内防务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乘势发动了扭转历史的武昌起义。宜昌的革命党人也在10月18日揭竿而起举行起义。

这时还在宜昌的李稷勋，毅然支持起义革命行动，立即将川汉铁路巡缉兵队和鄂省派往护路的巡防营，全部交给起义军司令部指挥，同时还从筑路工人中选拔了800余名精壮路工参加义军，为起义行动给予了全力支持。

辛亥革命一爆发，李稷勋面临着4万多筑路工人去向的严重问题。他不得使出浑身解数，请求宜昌商务分会多次出面，向鄂都督请求拨款安抚。现款一到，他立即发放路费，将工人们一个个送回家乡。李稷勋在告铁路工人书中关切诚恳地告诉大家：“我有一日命在，决保诸君不死，我有一日饭吃，决保诸君不饥。”工人们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关于这段历史，1912年6月，李稷勋还在一报上发表了《荆宜施鹤光复记·序》，文中以伤怀心情写道：今国旗五色，飘扬大地。而吾蜀疮痍满目，元气凋敝。川路仓促停歇，工材散落，亏蚀尤巨。载览兹篇，追怀往事，苍茫四顾，悲从中来，泫然不知其涕之何从也！"

1913年8月汉宜铁路工程局成立。汉宜段借款由德国提供，故改聘德国工程师承担详测及施工任务。经多次勘测，由工程督办詹天佑确定并报请交通部批准，线路走向再次改为以汉口为起点，经孝感、应城、皂市、杨家洚、建阳至宜昌。

1917年湖北省境内汉口至皂市的土石方工程完工，皂市至杨家洚土石方工程完工多半，小溪塔到香溪间已铺轨7．5公里，路基基本完成。

此时，欧洲战争爆发，德国借款中断，工程停工。之后小溪塔至香溪段铁路也被拆除。

李稷勋对未能修成川汉铁路痛心疾首，曾撰写《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并序》，碑文4400多字，详述了川汉铁路修建的起因、勘探、修筑及及清政府丧权辱国出卖铁路的经过，以示志痛，后人称为《志痛碑》。

1915年，《志痛碑》被刻在一块巨石之上，立放在宜昌东山寺内。可惜，宜昌轮显示，被日军军机轰炸，现《志痛碑》已不复存在。

李稷勋于1919年去世，安葬在《志痛碑》旁。墓碑可俯视川汉铁路宜昌车站旧址，并有四川人梁正麟挽联曰：“铁因盒，撰述犹新，读劫后留碑，堕泪有同羊叔；津亭宴，风流顿息，对镜中遗像，买丝欲绣平原。”

直至解放后。1966年，为加速国防三线建设，修建焦枝铁路，由河南、湖北两省组织118万民兵配合4万铁路工人于11月初全线分段同时施工，参加当阳县境筑路的民兵达7万。1970年7月1日通车试行。

焦枝铁路北起河南省焦作，南止湖北省枝城，单轨道，是我国南北走向重要交通干线之一。

当阳路段东起清溪镇谢花桥。斜穿县境中部。西出泉河姚家畈。长51.5公里，一级线路，穿越盛调2座，建有18座大小桥梁。设车站6个，接专用线6条，是沟通当阳南北运输的重要交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