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血八次，生病却“无血可用”，凭什么？

前不久，李先生生病入院，需要紧急输血。

但医生说：你近期没有献血记录，因此无法为你调血使用。

李先生顿时惊呆了。

他从2011年到2020年，总共无偿献血达八次之多，家里一堆献血证。

他找出献血证，和医院交涉，还联系了当地了血站。

但他得到的答复，居然是：

“无论你过去曾经献血多少次，反正你最近几年没有献，之前的献血证，已经过了时效。而血站规定，只有近期有献血记录的人才能用血。”

血站给他的建议是：

你可以让家人、朋友，立刻代替你献血，但必须和你的血型相同；如果血型和你不同，每献400毫升，血站只能给你提供200毫升血液。

李先生又无奈又气愤，将此事在网上曝光，一下子上了热搜。

原本一直相互推诿的血站和医院，现在都改了口，说可以用血了……

这种近乎魔幻的现实，尤其是既能把人活活刁难死，又随时可能因为某些因素突然180度大转弯的所谓“规则”，难免令人想到这样一本书：

当代学者兼社会批判者大卫·格雷伯的《规则的悖论》。

李先生的荒诞“奇遇”，并非孤例。

山东一位姓铁的先生，家住日照市，献血十几次，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铜奖。

今年四月，铁先生的妻子在济南市就医、住院，需要手术和输血。

按理说，作为献血者的家属，其妻有资格用血。

但医院的主管者却对心急如焚的铁先生说：

无论献血多少，都是在日照市献的，到了济南就不算数了……

铁先生四处求助，此事被曝了光。

济南的医院和血站发觉事情闹大了，又连忙改口道：

“这是场误会，手术当天就已经协调备血了，只不过因为手术非常顺利，患者出血量很少，所以没给输血，备好的血液没用上……”

铁先生一家无奈地说：

今后我们恐怕没有多去献血的积极性了，搞得自己“流血又流泪”，何苦来？

——无论李先生还是铁先生，都曾大量献血，说他们是舍己利人的英雄，也毫不为过。

他们的遭遇令人唏嘘，令人心寒。

相比之下，还有多少同样有此类经历的人，我们根本不晓得？

网上叫屈者多矣，能够被大众关注的，注定是少数。

像李先生、铁先生那样的多次献血者，其权益，其实早就有全国通行的明文规定：

“累计献血超过800毫升者，其本人在三年内，可无偿享用献血量三倍的医疗用血；三年后，可终身享用无限量的医疗用血。”

“献血者的配偶，或父母、女儿等直系亲属，可无偿享用与此人献血量等同的医疗用血。”

然而，一些地方故意加码、杠上开花的“土规则”，将上述明文规定，搞得面目全非。

“献血证过期”、“异地不能用血”之类的荒唐事，恐怕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尤其是，除了医疗用血，还有多少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甚至犹有过之？

正如书中的慨叹：

“任何白纸黑字的权益，都可能在实际执行中，在不同的地区，被打不同的折扣。”

“尤其是，它往往打着‘上面明确规定’的招牌，明明无比荒诞却又令你不敢不敬畏，把你刁难得既哭笑不得，又很难找地方说理……”

设置“土规则”，对李先生和铁先生百般刁难的机构，无非是医院，以及当地的血站。

根本不是多大的“官儿”，甚至可能连编制都没有。

然而，这点芝麻绿豆的权力，却足以把人整得七死八活！

想想看，身患重病，急着手术救命，手术就难免输血；

在这个节骨眼上，卡着血源，就等于扼住了你的命脉咽喉。

“县官不如现管”，这条民间智慧的谚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之类似的情况，我们稍微想一想，恐怕人人都深有体会。

“疫情”封控时期，有人突发重病，但小区保安拒不放行，或者医院拒收拒诊。

尽管没有任何明文规定，但卡着你的人，一句模糊不清的“上面规定”，就足以包含着对你的一切束缚，而且这一切都似乎变得“合理合法”。

再如很多中小学，屡禁不止的乱收费。

老师代表学校乃至教育机构，随意说个数字，可能连盖章的通知都没有。

但一般而言，众多家长都不得不如数付钱。

如果在群里多嘴问一句，生怕得罪了老师，导致自己的孩子无端受瘪。

真遇到这种事，大多数家长恐怕还真没办法。

到教育局投诉，说起来容易，但普通人可能连进哪个门都搞不清。

“仅有芝麻绿豆的权力，但在关键时刻能够管着我们，足以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经常肆意曲解明文规则，同时，他们俨然‘口含天宪’，仿佛法律的化身。”

“任何规则都可能在实际执行中，成为他们大发淫威、以权谋私，或则毫无理由故意刁难人的利器。”

书中的这些话语，细想之下，令人不寒而栗，却又无可奈何……

针对上述的“荒诞规则”，书中认为，最关键、最彻底的治本之策，是“普通人能够无止境地向上问责”。

关于问责，书中举了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例子：

可口可乐是个“百年老店”，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各地都设有分公司，产品遍销于全球几乎每个角落。

不同地区的可乐，口味可能大不相同，比如樱桃味可乐，在欧美长期销售，而在中国内地就比较罕见。

然而，无论哪里的消费者，只要“喝出了问题”，首先可以找自己购买可乐的销售者，销售者接到投诉，即可通过供货渠道，层层向上反映；

此外还有个更简单的做法：直接针对“可口可乐”这个公司、这个品牌，无论公开批评，还是上法院起诉，都可以。

曾有环保人士，不满可口可乐使用塑料瓶，起诉其污染环境；

还有人声称，自己的肥胖，是因为长期喝可乐导致，要求可口可乐给与自己巨额赔偿。

可口可乐无法禁止上述的种种——即使在法院胜诉，免于赔偿，其名声也难免受损。

但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人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所以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虽然是公认的“垃圾食品”，但其食品安全，和销售服务的可靠性，却备受信赖。

书中希望，每个有权制定规则，或则代表上面执行规则的机构和个人，都能像可口可乐一样，随时都能被问责；

而且，“所有不足，都是这个品牌的责任，都是总部责无旁贷的过失”。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想，距离我们的社会，依然非常遥远，甚至不可企及。

这是我们的无奈，但也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渐进。

无论如何，但愿我们身边，类似“献血英雄无血可用”的荒诞情形，能够少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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