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14）因为刘氏兄弟身在台湾，就掘开刘镇华父母的坟墓暴尸泄愤，可见仇恨之深

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924年6月1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破脚骨”》一文。“破脚骨”，绍兴方言，无赖子也。据川岛（即章廷谦）《弟与兄》一文，两兄弟交恶后的次日（6月12日），周作人就写了此文拿给他看，文章极尽讽刺之能事，含沙射影攻击鲁迅。

1927年夏，刘镇华向冯玉祥“负荆请罪”，冯玉祥被“兄弟之义”蒙住了双眼，任命刘镇华为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之后，蒋介石将第八方面军改为第十一路军，划归阎锡山指挥。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发动反蒋的中原大战，刘镇华有意回避，将十一路军交给他的胞弟刘茂恩（刘老五）带领，自己去了日本、德国游历。刘镇华指使刘茂恩在战场上诱缚自己的朋友万选才（阎、冯委任的河南省主席），将其献给蒋介石，背叛了阎、冯。刘镇华因此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1933年刘镇华以刘茂恩的军队为资本，以政学系杨永泰为后台，做了安徽省政府主席。1936年冬杨永泰被刺，刘镇华受到了极大刺激，精神近乎失常。

抗战爆发以后，刘镇华逃到西安避难。此时距西安围城虽隔了十年多，但西安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刘镇华给他们带来的灾难。经常有人带着小孩在刘镇华东柳巷临时住所的门前高唱西安围城期间流传的歌谣，如“西安被围八个月，老百姓死了四万多”等。当时还有一些陕西军人因过去在灵宝、陕州遭受过刘镇华镇嵩军的侮辱，之后又被围困在西安，对刘镇华有刻骨深仇，他们计划将刘镇华拉到西安革命公园里死难军民的墓冢前叩头致祭。刘镇华家族看到势头不妙，便让刘镇华赶快搬走。他最初计划离开陕西迁居四川，后来因种种原因迁到陕南城固。城固当时是西北联大所在地，刘镇华在城固经常胡说瞎闹，举止荒悖，沦为当地的笑话。更匪夷所思的是，他喜欢上了西北联大的一位女教师，经常写信求爱，甚至前去纠缠，吓得对方惶惶然不知所措。

洛阳沦陷后，刘茂恩在豫西卢氏县就任战时河南省流亡政府的省主席，胜利后搬回开封，刘镇华也随之迁到开封居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刘茂恩化装潜逃，刘镇华依然住在开封，在龙亭附近被解放军捉住，遣送回家。解放军不久撤出开封，刘茂恩回开封筹划全家逃走。开封第二次解放，刘茂恩再一次逃出开封，把家属全部集中到上海，不久逃往台湾。刘氏弟兄七人，除老二早死外，其余弟兄都跟着逃走。刘镇华后来在台湾死去。

刘镇华不仅祸害陕西，在老家河南也多行不义，恶贯满盈。他任豫西观察使和道尹期间，仅在灵宝清乡时就屠杀了两万多人，人们背地里称他“刘屠户”。1923年，刘父病死，刘镇华以陕西督军兼省长的身份，带了大批人马回老家巩县奔丧。当地方圆二十里内的老百姓互相约定不帮忙、不送礼，使刘镇华极为难堪。新中国成立后，巩县人民清算刘家，因为刘氏兄弟身在台湾，就掘开刘镇华父母的坟墓暴尸泄愤，可见仇恨之深。

二、聚时望、创牌子与买人心：刘镇华筹办西北大学之“文治”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陕西大学堂与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客籍学堂合组为西北大学。1915年春，由于时局动荡，教师无法安心授课，学生不能静心学习，西北大学仅有学生一百余人。于是在开学不久，陕西督军陆建章撤销西北大学，改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址由西安老关庙十字的万寿宫原西北大学法科所在地迁至西安东厅门。1923年8月，刘镇华开始重新筹办西北大学，同时将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和甲种商业学校并入。

刘镇华之所以要重办西北大学，一方面“是他本人对高等教育有极大兴趣”，另一方面“是他欲借办学校博取开明进步之名”。 具体动机和目的归纳如下：

第一，当时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拥兵十万，以“西北王”自居。在他看来，“东南有东南大学，东北有东北大学，西南在云南还成立了一个东陆大学，西北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西北大学呢？既有东南、东北、西南建校之例可援，又符合为自己培植私人势力的心愿，这又何乐而不为呢？”第二，改变自己穷兵黩武、武夫治陕的形象。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新文化新思想广泛传播，新式学校纷纷创办，而刘镇华却在陕西阻挠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曾百般克扣教育经费，摧残教育事业，已经成为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死敌，怎样缓和这一矛盾，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是刘镇华亟待解决的问题”。陕西旅京进步学生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人组织的共进社主办的《共进》半月刊，经常集中火力，刊登驱逐刘镇华的文章。1922年3月，陕西教育界发起驱刘斗争，并派代表赴京“控告”，陕西旅京学生当即召开大会予以声援。6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列举刘镇华勒民种烟、勾结土匪、纵兵残民、摧残教育、滥发纸币等五大罪状，向北京政府‘上书’，要求罢免刘镇华本兼各职”。次年2月，陕西旅京学生刘含初、屈武等一百三十余人，在北京宣外大街关中会馆召开驱刘大会，发出六道开展驱刘斗争的通电，并决定派代表请愿，要求查办刘镇华。刘镇华要改变自己千夫所指的处境，倡办教育无疑是堵塞教育界和青年不满的最佳方法。而且他意识到，办教育也花不了多少财力。1922年，陕西省教育厅派省立三中学监段绍岩出外考察教育，段考察东南各省及日本归来后，刘镇华问他，办一所大学需要多少钱。段以考察情况相告，刘说：“少练一团兵，就可以办一个大学，这有何难!”当时陕西全省的教育经费不过六七万，而刘镇华的军费开支每月达到一百三十万，开办大学的费用，对刘镇华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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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