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蛋壳乾坤：一家中国企业的全球突围(1923~1949)》序言 杜恂诚

【编者按】由张跃、周建波两位老师所著的《蛋壳乾坤：一家中国企业的全球突围(1923~1949)》，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4年8月出版。本微信号原打算转载杜恂诚、张忠民两位老师为本书所作的两篇“序”，但据悉由于张忠民老师的序已有他用，故此次我们转载张跃老师的博士生导师杜老师所撰写的本书序一。感谢作者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授权。

序言

张跃博士的新作《蛋壳乾坤：一家中国企业的全球突围（1923-1949）》就要出版了，很高兴为他这本著作的出版写几句话。

这本著作研究的是近代上海的一家华商外贸企业的发展史。这是一家经营蛋品出口的外贸公司，即上海茂昌蛋品公司。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外商主导的，由于外商熟悉国外市场，大洋行还具有雄厚的财力，因此在五口通商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华商很难越过洋行，直接开展对外贸易，华商多数只从事中国国内的商业购销业务，或委托大洋行代理国外业务，称为“寄番”。但同工业、金融业等领域的情况一样，当一些华商积累了相当的资金、经验和市场关系以后，便尝试开展直接的对外贸易。一些华商商行较早尝试同南洋各国或日本的直接贸易，但规模不大，被称为“南洋庄”和“东洋庄”。1914-1920年，在有利的汇率和市场条件下，上海经营直接对外贸易的华商商行发展起来，包括同欧美贸易的“西洋庄”。以上海的西洋庄为例，1920年发展到40余户，其中多数经营中美贸易。1936年上海西洋庄共有199家。

[1]本书研究的上海茂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23年，是华商西洋庄中经营最为成功的一家。本书作者认为，这家企业是在外贸领域闯出一番天地的华商企业。这是一家以欧洲为销售市场、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要对手，并在竞争对手联合打压下，积极探索与践行直接对外贸易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成为在对外贸易领域中能够摆脱外商控制，闯出一个局面的“极个别的”华商企业。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茂昌公司不仅迅速成为中外同业中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还最终迫使竞争对手接纳其为欧美集团中的一员，在20世纪30-40年代，与外商企业联合起来组织卡特尔联盟，长期垄断国际冰蛋市场，并在垄断联盟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成为冰蛋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见本书摘要Ⅱ页）本书作者的研究表明：外商企业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除了压迫的一面之外，还有迫使华商企业提高经营技能的另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企业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动机下，外国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在中国实现了要素的有效配置，不仅成为其与华商企业竞争的优势所在，也成为近代华商企业模仿学习的动力和对象，使华商企业与外商企业竞争的手段从单一的民族主义层面扩大到经济要素配置层面。这充分说明，任何一种经济形态的成长必须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实现的，只有在压力下，中国新式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的进步才是有效率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不能把西方国家对华的资本输出与发展中国民族经济完全对立。（见本书摘要第Ⅳ页）

本书的选题很好。对外贸易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前提。这么重要的领域，我们过去的研究却不多。我们过去的研究是注重工业和金融业，轻视商业和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的。本书选题不仅直击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行业，而且选择了一家华商企业，是很有创意的。作者对这一典型企业发展史的叙述、分析和总结，使我们对华商在这一行业中的成长有了一个切实的认识。虽然茂昌公司达到的成就并非大多数从事直接对外贸易的华商企业所能企及，但与工业、金融业的情况类似，华商在对外贸易领域也在大步追赶。有西方学者认为，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把落后国家纳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体系之中，是光有利于西方国家，而对落后国家没有好处的。[2]诚然，西方列强将落后国家纳入由他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为了扩大他们工业品、工业原料、甚至相当一部分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并且从落后国家收购西方国家需要的农产品、土特产和矿产品。西方国家的对华资本输出，也是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说对外贸易完全不利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则嫌言之绝对。西方国家尽管利用不平等关系从对华贸易和投资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挤压和攫夺了中国的大量利益，但历史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国家预先设计的“脚本”演进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和奋斗，华商的擅于学习和善于经营，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预想。洋人试图完全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业、金融业，单方面独享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家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业绩，这是洋人所始料未及的。本书作者通过典型案例，运用充分的史实，阐释了中国企业家在近代外贸市场勇于争先的精神。本书是中国企业史领域有价值的著作，且具有鲜明的现实借鉴意义。

我还要称道的，是本书作者的治学态度。史学研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作者不怕繁难，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包括大量的英文档案，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经济史研究可以有各种方法，但不管哪种方法，都必须以信实、大量、充分的资料为前提。疫情期间差旅不便，作者仍不改初衷，抓紧各种机会收集资料，其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经济学两方面都具备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加以勤奋，近年成果颇丰，活跃于经济史学界。我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并祝他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杜恂诚于2023年5月

注释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33页。

[2]W.W.罗斯托著、陈春良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