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敌军高层，官越做越大有点慌，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军统局内有地下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扑哧”一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戴笠口中的“不可能”，就是红色间谍李时雨。

他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因为小的时候喜欢看《水浒传》，最崇拜的英雄就是及时雨宋江，长大之后给自己改了这么个名号。

1929年前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国立北平政法大学，他原本要立志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政法人，给被压迫的老百姓们伸张正义，但是在大三那年，918事变爆发了，他亲眼见证了山河被踏破时的惨状，看到那么多人被砍的血肉模糊倒在地上，他的眼睛被深深的刺痛了。

从此之后他绝口不提政法，开始寻找一种新的道路救中国，在身边红色氛围的影响下，义愤填膺的他毅然决然加入共产党，在红星面前许下终生的誓言。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到东北军工作，毕竟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在当时可是抢手的人才。

他在东北军中一路高升，后来甚至跟着张学良到了西安，结果他再一次亲眼见证了历史大事，成为这场政变的亲历者。

政变之后，很多部队都被改组了，他辗转来到天津，在最高法院担任要职。

当时的天津已经沦陷，伪政府向地下党员举起屠刀，他就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地下党的同志们掩护。

当时有一位姓冯的同志被特务逮捕，扣的罪名就是通共，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地下党的其他同志联系到他，希望他能够设法营救。

李时雨查到，负责这个案子的是一位姓唐的法官，于是他特地找唐法官聊天喝酒，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把冯同志的卷宗全部偷走并且焚毁。

第二天一早，宿醉一夜的唐法官终于发现卷宗不见了，这是上面特别关照的案子，如果在自己这里出了问题，肯定是要挨处分的。

于是他找李时雨给自己想个办法。

“你就是说这个案子本来就证据不足，没有卷宗，把问题丢给那些抓人的。”

唐法官按照他的吩咐向上级汇报。

与此同时，他赶紧来到监狱找到这位冯同志，告诉他关键证据已经被自己焚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咬死不肯承认，如果法院问起来，就说是得罪了仇家，那些人为了报复自己才到警察局乱报案的。

后来他又联系两位主审的法官，只说这位冯同志是自己的远房亲戚，最终这桩案件因证据不足，法院判冯同志无罪。

除了冯同志之外，被他营救的地下党员不计其数。

1940年，汪精卫想要在南京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为了标榜自己才是国民党的正统，他要找一些所谓的代表帮自己撑场面。

所以他派人在沦陷区寻找，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时雨，有这么一个打入汪伪内部的好时机，对方当然不肯放过，兜兜转转，李时雨来到上海。

在汪伪政府期间，他把高情商运用到了极致，不仅哄的周佛海团团转，甚至连日本人的特务头子都把他当成好朋友。

借助这层身份的掩护，他获取大量有效情报，尤其在1945年即将胜利的前夕，更是向组织传递了城内伪军的精确情报。

趁着兵荒马乱，他一个人钻进警察书里弄了一大笔枪支弹药，然后冒着枪林弹雨把这些东西运到船上，请其他地下党的同志帮忙送到对岸。

正是得益于他的情报和这些武器，战士们才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所有的伪军。

8月26日，战争刚胜利没多久，军统的特务又找上门来。

这个特务姓余，是军统派的汪伪潜伏的一名律师，他们两个在打官司的时候经常合作，这位于先生认为他是干特工的好材料，所以把他引荐给了戴笠。

戴笠本来对高材生高看一眼，加上他一直在各种伪政府里打转，从档案上看无懈可击，所以对他非常信任。

他在军统的时候也展现出了高超的工作能力，越来越受到了戴笠的赏识。

直到有一天，一位军统特工突然举报他，说他是共产党。

戴笠当时就笑了，因为他的履历和共产党实在沾不上一点边，这件事情最终草草收场。

不过在1946年戴笠去世之后又被翻了出来，在小人的暗算下他锒铛入狱。

命运总是眷顾他的，他总共坐了三年牢，1949年全国解放。

他一生纵横于东北军，天津伪政府，汪伪政府和军统之间，为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李时雨这个名字值得所有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