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老家的老茶馆

*本文为《品读》2024年第8期内容

总觉得某些方面，我比别人愚钝得多。比如有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小区前面的小街两旁多出几家茶馆。当时挺开心，觉得在家门口有了喝茶聊天的好去处，还可以背上电脑，要一壶茶，然后在茶馆里泡上一天。直到有个制片朋友约我谈剧本，我将她带进其中一个茶馆，才发现那里根本不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打着“茶馆”名头的棋牌室，没有音乐与茶香，只有令人心烦的麻将声。

那条街上的所谓茶馆，其实都是这样。后来我去其他的城市，发现许多城市里的许多茶馆，也都是这样。似乎，能让人安静地喝一壶的茶馆，越来越少了。

于是，老家的老茶馆，显得弥足珍贵。

记忆中老家的茶馆，开业于20世纪80年代，5分钱一壶茶。不是一茶壶，也不是一暖壶，而是一把茉莉花茶装壶里，水随便续，即使将一壶茶泡成白水，老板也不会催你走。那年，老板才三十多岁，他说开茶馆不像开饭店，既不会太累，也不会发大财，正好应了他的性格——能守家守业，不耽误种地，也不耽误照顾老人。一个土灶，两张长桌，四条长凳，几把茶壶、暖壶；门口挂一布幌，上书“茶馆”，就开起来了。

茶馆开在不太热闹的小街，用了两间房子。最初，主顾多是生意人和手艺人，他们有闲并且有点小钱。进了门，跟老板打声招呼，然后泡茶、喝茶、与熟识的朋友天南海北地聊，一段时间就打发了。茶馆更接近自助，水开了，老板把水添进暖壶，摆在屋角，谁用谁取；暖壶空了，送回灶边，老板便再将暖壶灌满。茶馆里提供茶杯，有些还做了“老赵专用”或者“老钱专用”的标识；也有人自带茶壶和茶杯，存放在茶馆没锁的木头柜子里，或干脆就放在木桌上，把茶馆变成他们的另一个家。

农人们则在农闲时才去光顾。讲究些的带上茶杯，不讲究的端个大搪瓷缸就过去了。一壶茶泡好后倒进瓷缸，端起来“咕咚咕咚”灌两口，擦擦嘴，脸上尽是满足。便有讲究人说，你这是牛饮；茶不是这等喝法，得观色、闻香、品茗。农人说，我是来喝茶的，不是来遭罪的。说着，仰脖又是一大口。对大多数农人来说，老茶馆更像他们的热炕头，怎么舒服怎么来。过来坐下，喝一把涩中带苦、苦中含香的“大把抓”（茶），暖一下身子，见见猫冬的朋友，拉两句家常，就是喝茶的目的。规规矩矩地净手、洗壶、封壶、奉茶、闻香、品茗……那不是享受，而是折磨了。

后来一壶茶涨到了一毛钱。为这事，老板挨个跟茶客道歉和解释，说电费、茶叶什么的都涨了。另外他想把柴禾灶换成煤灶，这样屋里能干净一些。茶客们也赶紧说，早让你涨价，你不听。他们没有说谎，5分钱一壶茶实在太便宜了。关键是，那不是一“壶”，而是一次。

不管如何，老板都觉得涨价是件很难为情的事。可那些年物价涨得快，后来一壶茶又涨到5角钱，再从5角涨到了一块钱。涨到一块钱那天，老板给每位茶客奉上了龙井，说，以后就算物价飞上天，这茶馆也不会再涨价了。

那以后，茶馆真的没有涨过价。

去茶馆喝茶的老主顾彼此都熟识，他们慢慢地老去，包括老板。他们的子女进了城，并在城市扎下根。唯他们守着几亩地，守着故乡，守着陈年旧事，耗着人生里剩余的时光。2000年以后，乡下平日里就很难见到年轻人了。老人们越来越老，终于种不动地了，于是将大把的时间泡在茶馆里。仍然花一块钱，仍然是“大把抓”（茶），仍然是暖壶和专用的搪瓷缸，大半天就打发了。有人甚至天没亮就出发，走三四里路，就为一口茶。问他，就差这一口？答，这么多年习惯了，到点就醒……

世界日新月异，农人的生活习惯却似乎被凝固住了，连同这个土得掉渣的老茶馆。

老板曾进城一年陪儿子高考，不得不将茶馆暂时关闭。而那些老人们，便似掉了魂儿似的。后来有亲戚劝老板留在县城开个杂货店，并为他物色了一个好地界，他却惦记着乡下的老哥们和那个茶馆，硬是跑了回来。老茶馆重新开业那天，有人在门口放了鞭炮，还有人请来戏班子唱戏……那是老茶馆最热闹的一天。

但，热闹毕竟是暂时的，老茶馆终究会越来越冷清。老人们不断去世，茶馆里的顾客就越来越少了。有天老板盯着茶馆里的顾客，发现最大的93岁，最小的也65岁了，不由发出一声慨叹，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沏一壶茶，几十年光阴就过去了。那天，有人问老板以后怎么办？老板说，只要我还活着，茶馆就开下去。老板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知道这个茶馆，终会不在。一起不在的，还有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在世间的一切，很快会被抹得干干净净。

林语堂先生曾说：捧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我常常想，对这些老人们来说，或许一壶茶，就是他们的人生吧。苦中带涩，涩中有香，待终于泡成清水，这一生，也就过去了。

原标题 《老茶馆》

作者：周海亮

责编：张子晴 / 校对：秦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