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27年，毛主席在汉口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不久，他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湘赣边界部署和领导秋收起义。
就在毛主席为革命四处奔走的同时，杨开慧则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在板仓老家坚持秘密斗争。
此时的毛岸英三兄弟还十分年幼，最小的毛岸龙，当时还不满一岁。
到了1930年，因叛徒告密，杨开慧不幸被捕，与她一同被抓捕入狱的，还有保姆陈玉英以及毛岸英。
在狱中，杨开慧坚贞不屈，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她始终不为所动，而当反动派提出，只要她登报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放她离开时，杨开慧大义凛然的说：
要想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同年11月14日，恼羞成怒的反动派，将杨开慧杀害于长沙城外的识字岭，时年29岁，而就在9个月前，也就是当年的2月，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也是牺牲于此。
杨开慧牺牲后不久，反动派放了陈玉英和毛岸英。
这么做的原因，并非是反动派良心发现，而是他们在“斩草除根”和“放小鱼、钓大鱼”这两条毒计之间，采用了后者。
但不管怎么样，毛岸英得以与两个弟弟团聚，之后，兄弟三人便与外祖母向振熙一起生活。
向振熙是杨昌济先生的妻子，她与杨昌济先生共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长子为杨开智，次女便是杨开慧。
当时杨昌济先生已经过世，所以为照顾老太太，杨开智夫妇便和向振熙在一起生活。
而在毛岸英三兄弟来了不久，也就是1931年1月初，有一个陌生的人就找上了门，并交给杨开智妻子李崇德一封包的严严实实的信。
当李崇德问这是谁寄来的信时，此人只说让她不要打听，说罢就匆匆离开，等到杨开智夫妇打开这封信后才知道，原来，这信毛主席的大弟毛泽民写来的。
原来，当时在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毛泽民，得知了嫂子杨开慧牺牲后，深感把毛岸英三兄弟留在白色恐怖下的长沙不是办法，一个不慎，三兄弟要么会遇害，要么就是会被敌人抓去用来要挟毛主席。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毛泽民经组织上的批准，决定把三兄弟接到上海。
在信中，毛泽民详细的把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方法一一写清，并请杨开智想办法，按照约定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
毛泽民的这封来信，让杨开智一家犹如在黑夜中看到了光明。
杨开智也知道，把毛岸英三兄弟留在自己身边确实太危险了，万一有个不测，那不仅无法向毛主席交代，更对不起牺牲的妹妹。
所以，如今组织上来信，让毛岸英三兄弟去上海，这就让他们放心了。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问题，这一去上海路上危机重重，以当时杨家的能力和处境，怎么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
几个人商量了一宿，最后还是向振熙老人拍板，让杨开智的妻子李崇德负责护送任务。
让李崇德去办这件事，最大的好处就是她不像杨开智那样目标大，路上也不容易引起怀疑，加上三个孩子跟她的感情也好，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
确定李崇德护送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出门肯定是要花钱的，但杨家当时经济属实不乐观，这去上海肯定要一笔不小的开销，当时的杨家实在拿不出这笔钱。
最后，还是一向能干的李崇德解决了问题。
李崇德趁着去长沙打听去上海路线的机会，找到了杨昌济先生生前的几位好友，把情况说明后，他们慷慨解囊，因此筹得一部分资金。
之后，李崇德开始准备，为了安全起见，她专门让毛岸英三兄弟先改名，其中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名为杨永寿，毛岸龙则改名为杨永泰。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曾一度继续使用杨永寿这个名字，便是出自此时。
不仅如此，李崇德还让三个孩子改口叫自己“妈妈”，对他们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
一切准备就绪后，几个人踏上了去上海的道路。
1931年春节前的一天早上，趁着天还没亮，几人开始出发，当时板仓的老乡缪佩秋主动前来帮忙，硬是推着板车把三个孩子送出了几十里地。
告别缪佩秋后，几人坐上去汉口的火车，一路上有惊无险，终于安全抵达汉口。
在这里，几个人又换乘去上海的轮船，为了安全，几个人登船后坐在最底层的统舱里，当时正值严寒，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但都十分听话，没有哭闹，就连年纪最小的毛岸龙，都钻在李崇德怀里一声不吭。
轮船走的很慢，以至于当年的春节，几个人都是在船上度过的。
终于，在1931年的2月，船只抵达上海，按照毛泽民交代的路线，李崇德带着孩子们找到了位于斐德路(现为复兴中路)的接头点，并在这里安顿的下来。
当天晚上，毛泽民和爱人钱希均来了。
当看到叔叔、婶婶的那一刻，三个孩子止不住泪流满面，大哥毛岸英一头的扑在毛泽民怀里，一边哭一边说，“妈妈被坏人打死了，我要找爸爸，我要给妈妈报仇！”
看着三个哭成泪人的孩子，毛泽民也是流下了眼泪，他把三个孩子都拉到自己怀里，告诉他们，“好伢子，莫要哭，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反动派，正在为你们的妈妈和穷人报仇。”
一番安抚后，三个孩子止住了眼泪，随后，毛泽民告诉李崇德，感谢她的一路护送，他会把三个孩子安排好，请李崇德回去后，代他向杨开智大哥以及向老太太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