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弟子李苦禅，酒后给毛主席写信：蒋介石不管我，所以来找您

李苦禅是我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美术界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吴昌硕之后有齐白石，齐白石之后有李苦禅。”李苦禅一生倡导“必选有人格方有画格，所谓人格就是爱国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苦禅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曾是一名八路军地下工作者，他不仅为抗日传递情报，还亲自参与到抗战当中。当他被日军俘虏后，遭遇日军的酷刑后非但没有出卖我国，反而痛骂日本侵略者……

毛主席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国家、对美术界有贡献的人，晚年的生活却不是很好。1950年的一天，李苦禅一口气喝了半斤多的白酒，酒劲上头，他萌生出给毛主席写信的念头：

毛主席您好，如今我生活困难，蒋介石不管，所以我来找您管……

那么李苦禅和毛主席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他为何要给主席写信？最终要的是毛主席最终是如何回复的？

李苦禅和毛主席的关系

李苦禅原名李英杰，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当地一向有习武的传统，李苦禅的家庭也不例外。李苦禅小的时候喜欢画画，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们认为男孩子就应该习武。李苦禅对父母说：“那我既学画画也学武艺，就像武松那样，为民除害！”

1916年，李苦禅来到山东聊城省立二中求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武术启蒙老师屠月三。屠月三对李苦禅说：“习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要有毅力，有恒心。俗话说的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武功也是如此。”

在屠月三的教导下，李苦禅从基本的拳法开始学起，先学六和拳，再学少林拳。就这样春夏交替，日复一日，练就一身功夫。李苦禅在练功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父母的承诺，学习画画，他的多才多艺也招来不少富家子弟的嫉妒，他们经常笑话李苦禅土里土气。

李苦禅年轻气盛，难免会被其他人的言论所激怒，当他想找其他人理论的时候却想起老师的教诲：“习武之人，以德为先……”他强行压制怒火，不再理会他人。

自幼习武的这段经历让李苦禅一生都和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老年仍坚持练武。李苦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睡懒觉一辈子没出息！”而他也因为经常习武从未睡过懒觉。值得一提的是，常年习武经历让李苦禅有了异于其他画家的强健体魄，在后来挫折的生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18年秋，李苦禅告别家乡，独自一人来到北平求学。刚到繁华的北平，他人生地不熟，后来在山东老乡的介绍下居住在慈音寺。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李苦禅终于来到“勤工俭学会”，稳定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尽管在这里生活困难，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仍坚持每天习武、画画。

李苦禅连最基本的温饱都保证不了，更别说上学的费用了，所以他一般白天上学，晚上就拉黄包车赚钱。在这一期间，李苦禅还会从事机件加工之类的事期。在机件加工车间，他认识了一位来自湖南湘潭的同学，两人都是农家出身，相处得格外和谐。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就意识到那位来自湖南湘潭的同学是谁了吧？没错，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零工、当“书记”的毛润之，也就是后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正是因为李苦禅白天习文练字，晚上拉车赚钱，遇到不正义之事还会出手相处，因此他的一位朋友说他：“你现在的生活真像是一个苦行僧啊！”后来这位朋友认为“苦行僧”十分贴切李苦禅，便将“苦禅”赠予他，这也是“李苦禅”名字的由来。

1925年，李苦禅从北京国立艺专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北京师范学校、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聘请为美术教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爱国学生也开始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革命活动。此时的李苦禅总是站在爱国学生这一边，因此他也被学生们称为是“赤色教授”。如果要开会的话，他们就会说：“记得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

著名版画家力群，准备和一些同学成立“木铃木刻社”，于是他们便选择在李苦禅的课堂内商讨这件事。李苦禅假装是在讲课，但却悄悄将门关上，掩护学生们讨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木铃木刻社”正式成立，也确定了接下来的计划和木刻社的成员。

1934年，李苦禅因为频频以教授的身份帮助、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运动，而被学校解聘。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张仃在去凌子风家的路上被宪兵队抓住，押送南京后又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的事情。

李苦禅知道后直接前往南京，托人打听张仃的行踪，在得知对方被押送到苏州后，又连忙赶去苏州，并以画家名教授的身份和反省院的人进行交涉：“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只是普通的学生……”为了解救被捕的学生，他还到处托关系了解到逮捕他们两人的“底”，决定签字作保。

没想到李苦禅作保的事情又惊动了杭州艺专校长的一位“秘书”，李苦禅也因此再次被解雇。李苦禅无奈只好回到北平，在北平北美专当老师，在此期间他和张启仁、黄奇南等人都建立起一段特殊的长达一生的相互绝对信任的关系。

由于李苦禅频频帮助学生们组织爱国活动，他这一行为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1935年5月的一天早上，十几个日军冲进李苦禅的家中，本想将对方抓住，没想到却被李苦禅给制服了。只见李苦禅一脚踢飞一个日军，随后一圈打飞一个日军，但非常可惜的是他被一名日本军官用枪抵着额头，他这才被日军押回狱中。

在牢狱之中，日军威逼利诱，只要李苦禅肯说出一个人名，就可以放他回家。但不管日军使用怎样的刑罚，李苦禅都不肯开口，后来日军碍于他是名士，再加上没有证据，只好将他放了。

晚年李苦禅是这样回忆这段时光的：“当时我在狱中住了28天，不知道‘死’了多少次，灌水都是常事……”

帮助、救助地下党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彻底沦陷。此时汉奸组织“新民会”想让李苦禅出来给他们撑撑场面，于是便来到他家中。这天，有两人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李苦禅家附近，在观察一周没有发现异常后突然走进他家中。

两人一见到李苦禅就说：“李苦禅先生，只要你出来说句话，我们就能给你一个官做做。”李苦禅摇摇头，说：“李某人只会画画，不会当官，还是算了吧。”其中一人说：“李苦禅，我们喊你一声先生是尊敬你，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听到这话，李苦禅瞬间站起来怒斥道：“你们给我出去，出去！”他说完还动手将两人赶出去。另一人见状想动手，李苦禅冷笑一声说：“呵，你还想和我动手？走走走，咱们出去比试比试，屋里太窄有些憋屈！出去以后你们可别畏手畏脚，我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两人听到这里瞬间意识到李苦禅不是个怕死的，他们一边往后退一边叫嚣道：“姓李的，你给我等着，你现在教书的饭碗也是……”还没等对方说完，李苦禅就说：“你们放心，我明天就去辞职，我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占领的学校做事！”

第二天一大早，李苦禅就来到学校辞职。39岁的李苦禅辞去了职务，但他并没有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的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须要进行转移。这位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就是国民党第29军军官袁祥峰。

从战火中匆匆撤下来的袁祥峰由于没有赶上部队而掉队，后来幸好遇上李苦禅，在他的帮助下得以安全度日。北平沦陷后，日军贴出公告：“凡是藏匿旧军人的人同罪。”

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袁祥峰担心自己会连累李苦禅，便对他说：“李苦禅先生，我还是走吧，你家里本来就困难，现在还没了工作，我不能增添你的负担。”

李苦禅紧紧地握着袁祥峰的手，说：“你就安心在我家住下，哪儿也别去，就算是走，也要等我给你找到住处后再走！”

在和袁祥峰相处的这段时间内，李苦禅逐渐认识到对方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是不同的，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埋没对方的本领，应该送他去前线杀敌才对。但现在问题来了，李苦禅要如何躲过日军的搜查，将袁祥峰送到前线呢？

想来想去，李苦禅想到了自己的学生黄骐良，他是广东揭阳人，和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黄长老是同宗乡亲，关系十分亲密。这位黄长老还有另一层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而黄骐良也是情报组的成员，主要负责和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接头、传递消息，将这一任务交给黄骐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黄骐良在李苦禅家里见过袁祥峰后，在黄浩的安排下由秘密交通线成员护送，组中袁祥峰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战士上阵杀敌。不久后，已经是八路军干部的袁祥峰受命打入敌人内部，他连夜潜回北平，找到李苦禅。当袁祥峰将自己的任务告诉给李苦禅的时候，对方说：“你放心吧，‘良民证’这件事就交给我，你就安心在家里等着吧！”

在李苦禅的努力下，一个“良民证”被叫到袁祥峰的手中，后来他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治安总司令部的司令王之青写去一封信，向对方推荐袁祥峰。就这样，袁祥峰以国民党徐州第二纵队总部少尉副官的身份，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战斗。

袁祥峰抵达徐州后，由于没能和当地交通站取得联系，只好先后6次通过李苦禅向党组织传递情报。为了能尽快回根据地汇报工作，袁祥峰让李苦禅给徐州方面发去电报，说是母亲病故，让他快点回来奔丧。后来袁祥峰以“母亲去世”的借口顺利返回北平，向党组织汇报完工作后再返回徐州。

不久后，袁祥峰又需要去新四军驻地一趟，那么他该怎么请假呢？此时他又想到了李苦禅，最终在李苦禅的帮助下，他顺利来到新四军第4师驻地。师长彭雪枫在得知这些事后，夸奖道：“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尖刀，刺在敌人心脏！”

晚年袁祥峰却这样说：“当年李苦禅先生和我配合得很好……他在北平给党做了不少有益的情报工作，所以令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能够进展得十分顺利。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下，苦禅是非常辛苦，也是非常危险的。”

送走了袁祥峰，李苦禅知道自己的学生黄骐良是和八路军有联系的，便向他提出想见一见黄长老的请求，让对方把自己也送到八路军那里去。

这天，李苦禅、黄骐良和黄浩在北海公园见面，在此期间，黄浩和李苦禅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李苦禅向他说了自己的难处和苦闷，请求加入八路军。但黄浩却拒绝了，他说：“你是北平有名的画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关系，如果继续留在北平能为国家做更多事情，这比你加入八路军的作用还要大。”

最终在黄浩的建议下，李苦禅继续留在北平工作，而他也成为“黄浩情报组”的成员。

李苦禅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后，他所居住的地方也变成“黄浩情报组”的联络站。不少交通员、青年学生和外国友人常常在这里藏身，中转，然后转移到其他根据地。至于这些人姓什么叫什么，李苦禅是一概不知的，他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也知道这些是地下党的保密工作，是不能违反的。

有时候赶上李苦禅手头紧，但他为了给过路的同志凑路费，便到当铺将自己的衣物给卖了换钱。他们一家缩衣减食，却千方百计让路过的同志们吃饱饭。有时候家里的饭吃完了，李苦禅就去粥棚赊饭，一旦赊不来饭，全家老小都要挨饿。

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曾对子女说：“那时候说‘爱国’真是沉甸甸的啊，抗日爱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挨饿、流血和杀头……”

李苦禅醉酒后给毛主席写信：蒋介石不管我，所以来找您

1939年5月14日，这天李苦禅的弟子魏隐儒刚好在他家。就在李苦禅两人讨论事情的时候，一支日本宪兵队突然闯进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两人抓走。李苦禅和魏隐儒受尽日军的刑罚，其罪名是“勾结八路军”。

面对敌人残酷的刑罚，李苦禅坚贞不屈，尽管对方使用了不少刑具，但也没能从他的口中得到任何有利情报。由于案情重大，李苦禅硬是被判成死刑。不过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刑讯压杠子时铁链折断。据说日军很迷信，从此再也不用刑，而是改为交朋友的方式，想要放长线钓大鱼。

不过日军的阴谋还是没能成功，李苦禅再次经受住折磨，最终日军在李苦禅社会地位的影响下，被逼无奈只好将其释放。著名电影艺术家凌子风曾和李苦禅一起生活，他说：“当时日本人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后受了很多罪，还灌了不少辣椒水，几乎是要了他的命。”

凌子风还说：“他坚持不给日本人干事，不给日本人画画。一直到日军投降，他的生活还是很艰苦，但他是个硬汉子。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李苦禅常说：“人必先有人格，之后才有画格，人如果没有品格的话，下笔是没有灵魂的。”这也造就了他心底宽厚、待人真诚，言出必行的品质。

有一次，李苦禅正在家里作画，突然一位交往多年的好友前来拜访。两人天南海北的聊着之前的时候，等老友即将告辞的时候才不好意思地开口：“我这次来本是想求画的，但我看你作画这么辛苦，相求的人也非常多，我实在是难以启齿……”

还没等老友说完，李苦禅就说：“就凭你我的交情，一幅画算得了什么，不日即可奉上，还请老兄等我一段时间。”老友一听连忙笑着道谢。

然而随着李苦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应酬也变得多了起来，一时间也忘记老友的请求。直到这天，老友的儿子突然登门拜访，此时的李苦禅突然看到对方手臂上的黑纱，一番询问后才知道，原来老友已经病逝。

李苦禅想起老友所托之事还没能如愿，悲伤中又充满愧疚。夜深人静之际，他在书房缓缓铺开一张洁白的宣纸，然后按照老友的要求挥笔作画。画完后，他郑重地盖上自己平时最喜欢的印章，然后带着画和酒来到院中。

李苦禅点燃一支高香，洒一杯酒在地上，然后默默将刚画好的画作给烧掉。李苦禅奇怪的举动令他的儿子十分震惊，儿子连忙跑出来问父亲是怎么回事？李苦禅叹了一口气将事情的经过都说清楚，儿子连忙说：“父亲，您又不是故意不给他画的，何必如此呢？更何况人已经去世了，您又何必将画好的画作给烧了呢？”

李苦禅说：“你不懂，孔子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是不能没有信用的……”李苦禅顿了顿嘱咐儿子：“之后再有老友请我作画，你记得多催催我，不能言而无信啊！”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地下党工作、爱国的画家，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得十分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授的李苦禅遇到了困扰，先是由专职教授改为兼职教授，每周只能讲2个小时的课程，其余时间则在茶壶、茶碗上作画；后来又被调离职工岗位，在工会干看大门、卖戏票之类的杂货。

李苦禅每个月只能领12元生活费，寒暑假学生放假期间，他更是一分钱都要没有。因此李苦禅经常眼含热泪，感叹道：“人世间竟然还有这样不平等的事情！”

这天，李苦禅一口气喝了半斤多白酒，酒喝多了，人也有些晕乎乎的，他越想越气，最终萌生出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李苦禅想让毛主席看在自己和他是同学的份上，帮助自己解决困难。就在他准备落笔的时候，转念一想，毛主席是国家的领袖，不如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紧接着李苦禅又喝了一口白酒，洋洋洒洒写下整整5张宣纸的稿子：

“主席您好，我是您之前的同学，现在生活极其困难，蒋介石不管我，所以我来找您管……共产党应该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信写好后，李苦禅亲自跑到邮局邮寄，然而当信刚被寄出去，他的酒劲也醒过来了。李苦禅十分懊悔，他不记得自己在信中写了什么，也不记得信中是否有冒犯毛主席的字样。他越想越不安，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几天。

1950年8月26日，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突然收到来自毛主席的信件：

“悲鸿先生，有一位李苦禅先生来信，说是美术学院的教授，生活十分困难，有求助的意思。此人是什么情况，应当如何处理？还请考虑过后回复……”

几天后，毛主席还记挂着李苦禅，便派秘书田家英去看望他。田家英刚进门就紧紧握住李苦禅的手，说：

“李教授，主席很关心您的处境，特意吩咐我来看看。主席说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也十分困难，所以对美术工作者的关心还不够，不过您放心，您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定会尽全力解决的。”

李苦禅听了田家英的话十分激动，他说：“没想到主席日理万机，还能为我操这么多的心，真是过意不去啊……”

1950年9月，在毛主席的干预下，李苦禅恢复了教授职务，工资也从之前的12元涨到62元。每当李苦禅想到这件事，他总是动情地说：“是毛主席帮我渡过了难关啊！”

1983年6月11日，李苦禅因病去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