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云 | 论清朝对东北的有效行政管辖及“大一统”农耕文明的形成——以“新满洲”编旗垦田为视角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4期，第167-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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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清史研究]

［作者简介］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清代政治史、明清城市史的相关研究。主持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究”在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文化部清史工程、教育部清史基地的科研项目多项。出版《清代三藩研究》《吴三桂传》《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权力运行的轨迹：17—18世纪中国的官僚政治》《朱批：康雍乾用人与治吏》《人文之蕴：北京城的空间记忆》（合作）《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等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摘　要］在清朝东北的奉天、宁古塔（吉林）、黑龙江三个政区中，宁古塔、黑龙江的八旗驻防主要是由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东海女真与索伦、达斡尔等部的“新满洲”组建而成。康熙、雍正时对“新满洲”的编旗是民族认同与统一关系的确立过程，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太祖、太宗时期的武力征服与顺康雍时期的编旗建制两个阶段。“新满洲”八旗的组建是在反击沙俄侵略的战争中完成的，编旗后的“新满洲”满足了经济利益和生存的需要，清朝国家由此增强了国力，在东北地区建立有效的行政管辖。同时，“新满洲”由分散的个体编旗充兵后，经历了从打牲兼游牧的生产方式转而接受农耕文明的过程。清王朝在“新满洲”编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关键词］新满洲；编旗；农耕文明；民族认同；大一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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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论清朝对东北的有效行政管辖及“大一统”农耕文明的形成——以“新满洲”编旗垦田为视角》

“新满洲”最初是指皇太极在完成对黑龙江流域的征服后，对新归顺的东海女真等各打牲部落的概称。及清朝定鼎之际，顺治元年（1644）五月，“梅勒章京俄罗塞臣、巴都里率兵往征黑龙江，带回新满洲一千零七十四口”，“甲喇章京沙尔虎达出征东省，带回新满洲八百五十口”，通谓“新满洲”。故清人何秋涛有曰：“顺治、康熙年间续有招抚壮丁，愿迁内地编佐领隶旗籍者，则以新满洲名之。”但这些较早归附后金及清朝的“新满洲”多迁移至盛京一带，或从龙入关，在“新满洲”中占比不大。将“新满洲”大规模编旗、补充到当地的八旗军伍中，主要发生在康雍时期宁古塔（吉林）、黑龙江的八旗建制中。换言之，在清朝东北的奉天、宁古塔、黑龙江三个政区中，唯有奉天的八旗驻防是由“满洲”承担的，宁古塔、黑龙江的八旗驻防主要是由“新满洲”组建而成。可以说，正是这些“新满洲”成为清朝驻守东北边疆的重要力量。

“新满洲”的研究并非新课题，学界已经贡献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诸如对“新满洲”的名称、源流、族属等史事的考订，对制度演变的梳理，以及对“新满洲”编旗在八旗驻防中的作用、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性等都有文章讨论。还有学位论文以“新满洲”为题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用力不可谓不勤。但先行研究仍有局限性，即多以微观研究为主基调。历史的厚重与多面决定了历史研究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发现历史的逻辑与问题，从细微之处找寻历史深处尚未明了的由因果关系串联起的历史故事。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继续“新满洲”的话题，一是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思考“新满洲”得以顺利编旗的原因，阐述编旗后的“新满洲”满足了经济利益和生存的需要，清朝国家由此增强了国力，在东北地区建立有效行政管辖的政治过程。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需要分析其过程中的不同层面，概括就里。二是讨论“新满洲”由分散的个体编旗充兵后，从打牲兼游牧的生产方式转而接受农耕文明的发展脉络，以阐述清朝如何在打牲边民的聚居地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建设。

一、宁古塔“新满洲”编旗及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繁衍、生存、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体。在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新满洲”的编旗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清朝以国语、骑射等共性作为民族认同的依据，以军事加怀柔的手段推动了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进程，从而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大一统建设。

自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后，便以“盛京总管”统兵留守盛京，但通计盛京的八旗驻防只有左右翼两梅勒章京（副都统）统辖下的千余人。盛京之外，虽尚在熊岳、锦州、宁远、兴京等城有八旗兵丁驻守，但各城兵丁自数十人到二三百人不等，综计不过两千余人。所谓“世祖诞膺大命，混一区寓，从龙甲士率入京师。其留业于此者，各旗果户外，千百余家耳”。此外，便是在盛京东北一千四五百里外的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清朝还有四百余兵丁驻防，这便是清朝入关之初国家在东北地区八旗驻防的全部军力。

宁古塔为清朝八旗驻防的边陲重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天命十年（1625），清太祖努尔哈赤曾派佐领领兵驻防宁古塔。崇德元年（1636）六月，皇太极以吴巴海为“三等梅勒章京，移镇宁古塔”。但当清朝逐鹿中原后，便无力增兵于此。这也是宁古塔守将沙尔虎达、巴海父子虽能多次击退沙俄侵略军的入侵，却无力将其彻底逐出清朝北边境内的重要原因。

顺治十年（1653），鉴于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不断入侵，清朝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作出重大调整，升宁古塔梅勒章京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与盛京昂邦章京平级，形成盛京、宁古塔两昂邦章京共治东北的格局。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增兵宁古塔五百人。康熙元年（1662），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宁古塔将军。以巴海为第一任将军，驻守宁古塔。是为清朝设在盛京以北的军事与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清朝反击沙俄侵略者的前沿阵地。在行政区划上，宁古塔将军的辖区要大出盛京将军辖区数倍，北部囊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于是，驻防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

为解决兵源，清朝决计以“新满洲”编旗充兵。康熙元年（1662），清廷颁布了奖励招抚“新满洲”的谕令，规定：“自宁古塔出兵，招新满洲一百户者，准给头等军功；八十户者，准给二等军功；六十户者，准给三等军功；四十户者，准给四等军功；二十户者，准给五等军功。如不系出兵，遣人招抚及自行投来者，俱不准。”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并未有武力征服的状况发生，清朝对“新满洲”的收编进行得十分顺利，其中影响较大的“新满洲”编旗，大致有如下几次：

其一，东海女真中瓦尔喀部库雅喇人与虎尔哈部墨尔哲勒人为康熙朝第一批编入八旗的“新满洲”。

东海女真原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土著，南迁后聚居在宁古塔以东至珲春一带。有学者推测，顺治十八年（1661）宁古塔增兵500，应是最早内迁的库雅喇人，即库雅喇人是康熙朝最早加入“新满洲”的成员。另一率先编旗的墨尔哲勒人在虎尔哈部八大氏族中最具影响力。康熙十年（1671），由将军巴海招抚后编入旗下，共为40佐领，安置在宁古塔附近，“以扎努喀、布克托及诸族属任之，分辖其众，号为新满洲”。如果按当时每佐领50—60余人计算，40佐领当编有八旗兵丁二三千人。可见，库雅喇人与墨尔哲勒人共同成为宁古塔将军辖区“新满洲”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解决了宁古塔地区兵力不足的问题。

这令康熙帝十分兴奋。康熙十三年（1674）十一月，令巴海率墨尔哲勒氏佐领40人等进京朝觐，“上命射，赐茶酒”，赏墨尔哲勒氏佐领扎努喀、布克托等衣帽、鞍马有差，并在“赐宁古塔将军巴海诗并序”中赞其曰：“丰沛旧臣，疆场重寄，宣威布德，招徕远人。朕甚嘉焉！”清朝正是以这两大部族为基础在不断招抚的过程中，将诸多打牲边民逐渐收拢到八旗中，陆续筑城设镇，逐渐完成了宁古塔地区几个军事重镇的建置。

一是吉林乌拉。作为清朝在宁古塔辖区的第二个八旗驻防地，乌拉初设于康熙十年（1671），由副都统驻守。据《八旗通志》的记载，此次八旗官兵是“自宁古塔调来兵七百名”。对于这七百兵丁的族属，钦定《盛京通志》有明确记载：“康熙十年，将移来库雅拉人等编设佐领十二员。”按照每佐领60人左右的编制，七百人刚好可以编为12佐领。康熙十五年（1676），盛京将军府自宁古塔迁至吉林乌拉，次年，“又增设苦雅拉兵六百名，增新满洲兵一千二百二十一名”。苦雅拉即库雅喇。由此可见，吉林乌拉最初的八旗驻防官兵主要来源于库雅喇部族。随后虽有多次的换防迁移，但在吉林乌拉始终以“新满洲”八旗驻防为主。

二是宁古塔以东、海岸线一带的三姓与珲春。三姓，又名依兰哈喇（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努叶勒噶、依克勒、湖西哩三姓赫哲也”。位于松花江、乌苏里江下游以及滨海沿岸的广阔地区。“圣祖时三姓赫哲贡貂，编三姓族长为三世管佐领，因以名城。”“珲春，以河得名，与朝鲜清源府仅隔一江，……太祖时已有此地。”清初，三姓分布着诸多渔猎民族，且是宁古塔将军最大的一个辖区，界连库页岛，水陆通衢，“两江带环、两山屏障”，可由水路直抵黑河口的边境一带。珲春即今珲春市，“左环沧海，右带门江，外控高丽，内屏重镇”。二处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宁古塔将军觉罗孟俄洛疏请，将三姓及浑春之库雅拉人等编为六佐领”。并设三姓、珲春协领、佐领、骁骑校、防御有差。是为三姓、珲春八旗驻防及设治之始。

至此，清朝以“新满洲”编旗完成了对宁古塔将军辖区重要军事驻防的设置，其中库雅喇人不仅最先编旗，而且遍布当时宁古塔辖区最先设置的四个重镇，即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珲春。

因此，康熙帝对库雅拉人等“新满洲”的归顺与整合倍加重视。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在出兵雅克萨主帅的人选上，康熙帝之所以没有任用有着数年统兵与实战经验的将军巴海，而是起用副都统萨布素，原因之一就是巴海没有做好对“新满洲”的安置，“暴戾贪污，不恤士卒，遂致失所”。随即将巴海革职，任命殷（音）图出任宁古塔将军，并告之曰：“新满洲皆求主来归，理应抚绥慰劳，施以教化，俾安其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诏谕内阁：“乌拉、宁古塔、吉林、黑龙江等处新满洲内，曾授官职，以老病解任者，照其原官品级给俸禄以养赡之。”康熙四十七年（1708）库雅拉章京（佐领）因“参案拟大罪囚于牢”，康熙帝在批复将军孟俄洛请安折中特意询问此事，并嘱其曰：“库雅拉等率先归附太祖皇帝，捕猎江獭，累世效力。朕稍廑念此。尔查明后，若稍有可宽恕之处，朕再思之。若等候秋审，一旦死于牢中，甚为不妙。此谕到日，着速议具奏。”

其二，接收蒙古科尔沁王公旗下锡伯、卦尔察、达瑚尔（达斡尔）部众14458丁，将八千人编入旗下，为“新满洲”八旗，分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宁古塔的吉林乌拉和伯都讷。

此次编旗发生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时清朝已消灭了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并以《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解决了中俄在黑龙江流域东端的冲突。同时康熙帝率大军亲征东袭的准噶尔，在大漠击溃噶尔丹后，与漠北喀尔喀蒙古会盟于多伦。所谓“康熙二十八年征服罗刹，辟地至克鲁伦河、兴安大岭，于是科尔沁蒙古复献嫩江左右之锡伯、卦尔察及黑龙江北之达瑚尔壮丁万四千有奇”。锡伯、卦尔察为蒙古别族，天命时编入科尔沁蒙古八旗，此次归清的锡伯、卦尔察中可以披甲当差者11850余名。可见，科尔沁蒙古此举是慑于清朝兵威的结果。

四月，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将科尔沁所献之三部编入上三旗，分为若干牛录，每牛录150人，50人披甲，100人为附丁，将其中的八千丁分别派往三处驻防。以齐齐哈尔“最为紧要形胜之地”，从三部内“拣选强壮者一千名令其披甲，并附丁二千名，一同镇守齐齐哈尔地方，令副都统品级马补代管辖”，隶属将军萨布素统摄。“再将席北、卦尔察内与乌喇相近居住者，拣选三千名移住乌喇地方，令一千名披甲、二千名为附丁。”另外，从宁古塔将军佟宝之请，在伯都讷地方修造木城一座，将三部内拣选强壮者二千名，令其披甲并于住所造新城，由副都统巴尔达到彼教训管辖，乌拉与伯都讷副都统一并隶属将军佟宝。“伯都讷编设锡伯佐领三十，卦尔察佐领十。”为安抚新编入八旗的锡伯等三部，六月，清廷又“每丁赏银八十两，或每丁一年给银三两，其老病未及年岁者按户各赏银八十两”。在这次编旗中，伯都讷设镇意义匪浅。

伯都讷，亦称“白都讷”，其地在吉林扶余北，明末为锡伯、卦尔察等部居地。虽在宁古塔将军辖区内伯都讷地域最小，但因地处水陆通衢，清初于此设置台站，界连辽沈，又是清朝通往蒙古的重要驿站，与“蒙古等居住之地仅隔一江”。故在伯都讷直接派副都统驻防，成为宁古塔将军辖区内又一全由“新满洲”组建的重镇。

其三，雍正朝对三姓一带的再次编旗。

三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已有八旗驻防，与珲春共由库雅喇人编为六个佐领，统于协领（三品官）。三姓地域广阔，却军力有限，四个佐领“仅有兵二百八十名，加之官员不及三百，彼地所用缺少，产粮不丰。又乌苏哩、绥芬等处紧要关口，距离宁古塔六百余里，此间又无驿站，……而由部陆续发配至此之犯人较官兵多数倍，查管颇难”。

雍正九年（1731）九月，将军常德以三姓有人情愿披甲，奏请将三姓的驻防八旗增至千人。经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议准，令“于三姓千余名壮丁内挑取八百名壮丁填充披甲，加之先前二百名壮丁，总计充以千名兵丁令当差行走”。并将扩建城垣、补放官员、编排旗佐，以及发放粮饷等项事务，交将军常德督办。十一月，常德对编旗事宜作了具体安排，以“三姓打牲壮丁现有一千一百六十八名，拟从中精选八百名，令充披甲，并入从前所编四佐领之二百名兵丁内，组成一千名。再增编六个佐领，每个佐领各百名兵丁”，共计1600名。在三姓增设副都统一员、佐领六员、防御四员、笔帖式二员。

雍正帝对三姓这次扩军尤为重视，而且欲将扩军进一步推广。先是“谕大学士等，从前三姓地方人等俱归入旗分，编为佐领，七姓地方之人见今仍打牲捕貂，闻伊等汉仗甚好，与三姓地方无异，着行文该将军常德于七姓人等内，如有汉仗好情愿披甲效力者，查明数目具奏”。雍正十年（1732）二月又下旨：“八姓之人，系如三姓之满洲，俱系幼时起打牲，耐严寒劳苦壮健之丁，虽马上技艺稍生，倘充兵丁教习，一二年即可成娴熟兵丁矣。此等人既具呈文，情愿充军效力，亦照三姓人等充为千名兵丁额数，教习伦理、律例、马步射可也。将此千名兵丁或与三姓兵丁同驻一城，或另筑城驻防以及编佐领补放官员之处，交付该将军等议定具奏。”旋即任命二等侍卫觉罗七十五为三姓地方副都统。

根据雍正帝的旨意，雍正十年（1732）闰五月，将军常德实施编旗扩军，一是由“八姓地方人内请挑兵一千名编为十佐领，各设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照三姓例给与俸饷器械”。二是“三姓地方宽阔，应建筑城池，令三姓、八姓官兵等一并驻札”。于是，三姓地区的驻防八旗由最初的几百库雅喇人到三姓打牲壮丁1600名，再新编之八姓人千名，增至2600余名。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三姓、八姓“新满洲”的编旗过程中，清朝并未废止其“翼长、屯长”等旧制，而是因其俗进行了改造。据记载，“雍正九年遵旨，三姓打牲男丁为千兵编为旗牛录管教，伊等翼内各设协领一员，每旗各设满洲防御一员督管。雍正十年，由八姓人仍拣选千兵，由伊等内翼长、屯长等设佐领、骁骑校指导伊等。即由督设三姓兵协领、防御兼管督教。今管教半年余观之，兵多官少，且八姓人者俱系新迁来之众，尚未明晓道理、法律、生计之道，惟交付现有二员协领、八旗防御等管教，实不能尽善”。为此，清廷再设满洲防御八员，即每旗各增二员，令其各自管理，务使三姓等新满洲“熟悉道理、法律，射马步箭”。

事实证明，以佐领、骁骑校、领催、披甲等嵌入乃至逐渐取代翼长、屯长等氏族首领的管理方式，不仅使三姓、八姓逐渐摆脱了血缘氏族的落后，明法守纪，且粮饷的发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雍正帝还特谕内阁，增加三姓、八姓、珲春地方兵丁的饷银，由“每年只支给饷银十二两，着照宁古塔、吉林乌拉等处兵丁之例，给银二十四两全分饷银”。

上述措施凝聚了“新满洲”的向心力。时有三姓新晋官员上谢恩折称：“奴才等原于边界地方生活，食鱼类、穿皮革，不晓法律过活。圣主施抚育鸿恩，将我等奴才授官，穿甲、食俸、编为牛录，奴才等妇孺全家俱承蒙圣主鸿恩，尚毫无报效，圣主复施天恩，为奴才等种田生计，赏赐银、马、牛。我等奴才实不胜感激，惟孝尽犬马之劳。”

在东三省中，吉林所辖地最广，“吉林所属中，三姓副都统所辖地最广”。所以，对三姓地区打牲边民的招抚与民力的爱养，是清朝统治者得以在征服地区平稳过渡、进而完成国家统一中的成功之举。可以说，自康熙中期至雍正末年，历时约有半个世纪，清朝以“新满洲”为主要兵源基本完成对宁古塔辖区的驻防部署。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根据大学士鄂尔泰的奏报，宁古塔将军所辖兵丁已有12700余名。从康熙初年数百人至雍正末年万余人的过程中，清朝并未动用武力，对各部族编旗的过程没有强制。而所以如此顺利编旗，实有赖于这些部族与清朝之间的民族认同。

根据魏源的记载：“东海三部曰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渥集部。又有最远之使犬、使鹿、库页等部。黑龙江北则索伦、锡伯、达瑚尔、鄂伦春、卦勒察等部。”即早在太祖太宗时，清（后金）就完成了对这些部族的征服，形成相对稳固的“供貂”关系。而且魏源还指出：“两朝招抚之故，见于天聪八年太宗谕征黑龙江诸将曰：兹地人民语言、骑射与我国同，抚而有之，即皆可为我用。攻略时，宜告以‘尔我先世本皆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毋甘自外’。”因此，皇太极认为其征服与编旗是出自“民族认同”。也就是在其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统一的行为。故在收抚之后，不但编旗披甲，且教以骑射。同理，这些部族的归顺，除了生计、迫于外族入侵等方面的原因外，更多的也是出于民族认同。因而，康熙、雍正时对这些部族余部的编旗是民族认同与统一关系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说，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太祖、太宗时期的武力征服与顺康雍时期的编旗建制两个阶段。

二、在反侵略战争中完成对黑龙江地区的八旗布防与行政建置

辖区、军队、官衙、设官等行政建置是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中心必须具备的要素，也是国家权力的有效性与政治表达。清朝在黑龙江地区正是通过编旗、驻兵、设官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有效的行政管辖。

顺康时期，由于清朝在东北部边疆兵力部署不足，沙俄侵略者趁势嚣张起来。为了征服清朝的边民，他们从贝加尔湖流窜到黑龙江流域，筑室盘踞，其中最主要的是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处，从而控制了黑龙江北岸的广大地区。其军职人员就有二千余人，还有许多大炮、枪支、火药等，军事力量将近占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之半。并恃雅克萨城为巢穴，在周边耕种渔猎，掠夺屠杀索伦、达斡尔、赫哲等部民众，当地的居民被迫南迁。

为抗击沙俄入侵，贯彻“永戍黑龙江”的战略决策。清朝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陆续向黑龙江、呼马尔派兵，开始组建黑龙江八旗。次年十月，在黑龙江设置了将军府，以副都统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由宁古塔将军辖区划分出黑龙江将军辖区，形成东北地区的三个政区，至康熙中期基本完成对黑龙江各镇的编旗驻防与行政建置。

有关黑龙江八旗的形成，清末人徐宗亮记载曰：“黑龙江省诸部落归命我朝时，编旗纳贡，初统于乌拉（即吉林）章京，不设额兵。康熙二十二年平定罗刹，置将军、副都统等官于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移吉林、宁古塔出征汉军披甲家口永作驻防，开设屯庄。而索伦（鄂温克）、达呼尔（达斡尔）等众亦酌量令其披甲，并遣满洲兵二百教训。自是，呼伦贝尔、布特哈、呼兰诸城以次设额，定为经制之兵，号八部落，亦号八围，亦号新满洲，曰满洲、曰汉军、曰索伦、曰达呼尔、曰鄂伦春、曰毕喇尔、曰巴尔虎、曰鄂勒特，杂处其间。光绪八年建兴安城，专为鄂伦春部，皆设有副都统、总管等官管辖，而统于黑龙江将军。”

“黑龙江为辽、金旧国”，土著为索伦、达斡尔等游牧打牲部族，“民习游牧畋猎，以骑射为能”。故以骁勇著称。黑龙江八旗虽统称为经制兵，但有全饷、半饷之别。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呼兰四城驻军全饷，月银二两。呼伦贝尔、布特哈、兴安三城半饷，月银一两。故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诸部编旗披甲，“春秋会操而外，散归屯野，各营谋食之路”。换言之，清朝在黑龙江的八旗建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宁古塔、吉林乌拉抽调派往黑龙江的八旗官兵，另一便是当地的索伦、达斡尔等部。以下的讨论分别从这两部分开始。

其一，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将军府与呼兰副都统驻地的建置。

如前所述，黑龙江的八旗驻防与反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战争直接有关，兵力最初是由宁古塔和吉林乌拉派出的八旗兵组成。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清朝派往黑龙江（瑷珲）的兵力是1500人，“满洲兵千，索伦、达呼尔兵五百”。九月增兵黑龙江，上谕：“我兵既命永戍额苏里，应派乌拉、宁古塔兵五六百人、打虎儿兵四五百人，于来秋同家口发往。设将军、副都统、协领、佐领等官镇守，深为有济。”即二次发往黑龙江的八旗官兵中除了乌拉、宁古塔所属之外，还有打虎儿（即达斡尔、又称达呼尔）等“新满洲”。他们是第一批驻守黑龙江城（瑷珲城）的八旗军队，也是雅克萨战役的直接参与者。

雅克萨战事结束后，将军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南迁至墨尔根城，但黑龙江城仍有副都统留守。黑龙江城不仅是清朝驻守北边的前沿重镇，其副都统所辖也是黑龙江将军所属地域中面积最广的政区，几乎占据了整个黑龙江政区的一半。它的设置，成为清朝向侵略者宣示国家领土主权的历史见证。

墨尔根城是黑龙江将军的第二个驻地，八旗驻防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同年建城。“墨尔根城地处蒙古、锡伯、索伦及达斡尔之北，其兵民与外藩人等共居杂处。”清军二次发兵雅克萨之际，墨尔根以其地理位置成为后勤补给和运输的中转地，将军萨布素把“军中马匹有疲羸者，一半发黑龙江，一半发墨尔根，令驻彼盛京官兵饲秣”，保证了战争中的马匹供需。

将军府移驻此地后，墨尔根的行政建置很快得到完善。城内建将军衙门公署，增置协领四员，佐领、骁骑校各七员，索伦、达斡尔兵四百余人。次年，即康熙三十年（1691）又将索伦、达斡尔十五佐领，九百兵丁编入墨尔根八旗。而且就在同一年，清朝在墨尔根的南端设置布特哈（详后）治所于伊倭齐，由索伦等部骑兵巡守，形成一道铁骑防御屏障。在完成上述建置后，黑龙江将军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再迁至齐齐哈尔城，墨尔根专由副都统镇守。

齐齐哈尔城于康熙三十年（1691）由将军萨布素奏建。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城内官衙是重要的建筑。据清人西清记载：“将军廨在齐齐哈尔木城中，偏东，正门三楹，辕门东西向，缭以鹿角，中建双牙，朔望及拜疏揭黄旗。正门内户兵刑工四司左右列，仪门内复有四司夏日治事所。”此外，协领、总管、参领、屯站等官各有治事所，谓之官房子。公仓、备用仓皆在城外。乾隆九年（1744）兴建八旗官学。而“墨尔根、黑龙江城副都统廨，初皆将军治事所，规模与齐齐哈尔同”。

齐齐哈尔的八旗驻防，除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蒙古献出的锡伯、卦尔察、达瑚尔三千兵丁，随后“将达呼尔等编设佐领十六员”，康熙三十三年（1694）增设巴勒瑚（巴尔虎）佐领四员。当时齐齐哈尔有喀尔喀蒙古巴尔虎共计2284户。根据将军所属“满洲马兵二千九十名”推断，齐齐哈尔的八旗驻军中，打牲部落为主的“新满洲”占绝对多数。故《黑龙江外记》有曰：齐齐哈尔、黑龙江、呼兰驻扎大量的“新满洲”，“八旗佛满洲不过什一”。但以黑龙江将军统辖全局。而黑龙江将军府迁址至齐齐哈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齐齐哈尔最为紧要形势之地，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所居地界总会于此，且距通达兴安岭北、呼伦等地及尼布楚之道甚近”。以故，将军驻守于此，似更有利于掌控全局。

其二，在打牲兼游牧部族地区设置布特哈、呼伦贝尔、兴安三个行政区。

首先，布特哈行政辖区的建立。布特哈，既非族名亦非地名，泛指打牲游牧部落活动的区域。咸丰时何秋涛有曰：“布特哈为打牲部落之总称，故东北数千里处山野业捕猎者，悉隶之。”光绪间的达斡尔族文人孟定恭亦曰：“布特哈名称自清始，即满语译汉‘打牲’，因土人打牲生活故名。其地中跨嫩江流域，西北倚内兴安岭，与内蒙诸部接连，东南临呼兰河，河与北满为邻。土人分达呼尔、索伦两部。”

索伦等部原本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额尔古纳河及精奇尼江之旁，与俄罗斯接壤，“民习游牧畋猎，以骑射为能”。明末始臣服后金。所谓“黑龙江疆域，明末时有入清者，惟索伦部、虎尔哈部征服最后，至顺治初年全境进入版图”。清初在此设置牛录管辖及有“贡貂”。自沙俄入侵后，索伦等部被迫南迁至嫩江流域。

康熙初年，清朝着意继续在索伦等部推行牛录制度。康熙六年（1667）六月，经理藩院题请，将“打虎儿（达斡尔）有一千一百余口未编佐领，应照例酌量编为十一佐领，设头目管辖”。自清朝决定出兵雅克萨，便着手进一步完善对黑龙江地区的军政建置。先是在布特哈地区设“索伦总管”，隶理藩院，统一管理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达斡尔以及鄂伦春等部。康熙二十五年（1686）规定，索伦总管照内都统例，与外藩四十九旗管旗扎萨克者等同，各颁印一颗。足见清廷对索伦总管一职的重视。《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索伦、达斡尔部众大多迁移至当时的将军驻地墨尔根城。

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在布特哈增设官职，“满洲总管一员、索伦、达呼尔总管二员、副总管十六员”，掌印治事，以佐领、骁骑校各97人，关防笔帖式8人隶属之。三总管归黑龙江将军衙门管辖，其中满洲总管由朝廷派遣。这意味着清朝在布特哈正式设治，确立了对该地区的有效行政管辖。

根据记载，布特哈辖区极广，“其地起齐齐哈尔、墨尔根境内，东北直达黑龙江城”，布特哈总管有巡查之责，专辖骑兵。因北部六城划界并不严格，布特哈总管率部巡查所至，可及外兴安岭、逊克等地。对此，清人屠冀在其《黑龙江舆图说》中作了明确的阐述：“黑龙江本极边防戍之地，自国初以来分设将军、副都统制总管、城守尉，大抵有分兵无分土，而布特哈专辖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应巡查之地。故外兴安岭鄂博向归布特哈巡查，而逊克等处鄂伦春亦归管辖。故布特哈旧日所辖之地最广，与各城本无一定之界。”光绪二十年（1894），布特哈总管改为副都统。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以嫩江划界分东西两路布特哈部，于是布特哈分为两个政区。但西布特哈政区的设置却是始于雍正年间。

其次，呼伦贝尔建城、设治与编旗。尼布楚划界签约后，中俄东部边界的形势趋缓，而与俄接壤的呼伦贝尔地区因地理位置变得十分敏感。“呼伦贝尔，距省将及千里，在西北极边”，与俄罗斯交界。雍正十年（1732）四月，清朝为加强防务，批准了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的奏请，于呼伦贝尔筑城，移布特哈地区的三千兵前往驻守。卓尔海在奏疏中曰：“呼伦贝尔附近之济拉嘛泰河口处地方辽阔，水草甚佳，树木茂盛，可以种地、筑城。请拣选索伦、打虎儿、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名迁移其地，将伊等编为八旗左翼，自修城处至鄂罗斯交界处游牧，右翼在喀尔喀河游牧，共编为五十佐领，各添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每旗各添副总管一员，并铸给总管关防。”随后，清朝从大兴安岭东侧的索伦、达斡尔等打牲兵丁中拣选三千名迁移至大兴安岭西侧的呼伦贝尔，编为五十佐领，分左右两翼，是为索伦、达斡尔八旗建制伊始。

但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这次迁移是在大兴安岭西部的呼伦贝尔驻军的同时建立起行政辖区。与大兴安岭东侧的布特哈政区遥相呼应。而且清朝尤其重视呼伦贝尔的建置，特派内大臣前往驻守，并“设呼伦贝尔统领一，索伦、巴尔呼总管二，厄鲁特总管一”。各管各部落，凡有事件，归副都统衔总管综理。自乾隆元年（1736）始，总管由京简派副都统统摄，三年一换，乾隆八年（1743）改为副都统衔总管，嘉庆二十四年（1819）设呼伦贝尔大臣一员，由都统衔黑龙江副都统色尔衮充任。至光绪六年（1880），升总管为副都统。

呼伦贝尔设治晚于布特哈政区40年左右，但升为副都统衙门却先于布特哈，理由是“近来地方公务日益增剧，兼有中外交涉事件络绎不休”，即“呼伦贝尔地方与俄夷接壤，该处副都统衔总管员缺，拟请改设副都统，以资防维治理”。并规定，呼伦贝尔副都统缺例用满洲，“其下按部设官”，有总管二，副总管四。这表明了清朝对国家领土安全及对外事务的高度重视。

最后，专为鄂伦春人设置兴安城。“兴安城建内兴安岭上，因以为名。在齐齐哈尔城东北五百八十里，西至额尔古讷河，与呼伦贝尔接界，东至黑河口，与吉林省属接界，介墨尔根、黑龙江两城之间。……凡所辖境，皆鄂伦春游牧之地。盖鄂伦春为兴安岭山阳土著之民。”通常，人们习惯将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合称“索伦部”。但严格来说，如孟定恭所言，布特哈“土人分达呼尔、索伦两部”。鄂伦春不在其中，可以看出三部虽同为游牧，但活动区域有所不同，鄂伦春人的生存环境更为落后，他们多生活在兴安岭的深山里，属于索伦部中的社会底层。所谓“鄂伦春一项牲丁，久居山内……几同野人，向归布特哈管辖。所获皮张，素为谙达以微物索去，任意欺凌，不啻奴畜”。

光绪八年（1882）四月，黑龙江将军文绪上鄂伦春牲丁请编旗分管一折奏称：“鄂伦春牲丁向归谙达管束，受制甚苦，该人众精壮可用。……拟撤去布特哈管辖，另为部落，设官、添兵、编旗分管，俾安生业并收劲旅。”奏请将鄂伦春“编为八旗，设立额兵一千名，照依布特哈章程，月食饷银一两”。分设十六佐领管辖，每佐领骁骑校一员，委官二名，再由满洲协领中放一副都统衔总管，专司掌印，就兴安岭山阳适中修建衙署一所，分设左右司，添设笔帖式四员以资办公。每年春秋各操演一月，即行归牧、捕猎。在得到清廷批准后，将军文绪派员会同布特哈署总管、协领凌善进山，见“该牲丁一口同声，恳请裁撤谙达，以解倒悬。甘愿归伍当差，以资报效”。于是，“本年五月初六日奉旨：在兴安岭山阳的太平湾地方建兴安城，东近黑龙江二百余里，西接墨尔根一百五十余里”。兴安城“专为鄂伦春部，皆设有副都统、总管等官管辖，而统于黑龙江将军”。布特哈总管改为副都统，“其旧辖之鄂伦春分隶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三城”。清朝在实现分而治之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兴安岭一带的行政与军事管辖。

清朝将黑龙江一带的索伦、达斡尔等“新满洲”编入八旗，并以其部族人为总管，在加强了东北边疆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收揽了这些打牲部族的民心。这从一系列自陈和谢恩折中即可看出。如雍正六年（1728），齐齐哈尔协领布尔沙自陈：“我等新满洲，在地方如禽兽流移粗鲁，蒙圣主以仁化收留，随化而归。时布尔沙祖、父屡蒙授任，又以奴才由箭匠用为佐领、协领，受恩深重。”又如，雍正九年（1731），索伦、达斡尔打牲部族总管沙律（达斡尔人）被调往黑龙江八旗，行前奏呈：“奴才原系甚卑贱之人，毫无出力之处，且圣主擢补为总管。今不料复施鸿恩，差奴才往军中，会同副都统王昌总管黑龙江军旅。奴才除感恩叩谢外，无言以奏。”同年，蒙古人达巴哈被擢为索伦总管。达巴哈自称系“末等蒙古奴才”，“于原野游牧捕猎为生，如禽兽”，陆续由乾清宫侍卫、协领用至总管，故感恩朝廷。

雍正十年（1732），准备迁往呼伦贝尔的索伦、达斡尔兵感怀清廷的赏赐，由将军卓尔海转奏曰：“奴才等即召总管达哈所拣选官兵齐集，圣主施恩，赏赐马牛羊，每年获半俸之事，逐一晓谕，叩谢天恩后，官兵俱雀跃，围拢来奴才处，合掌叩称：我等俱如蝼蚁末等奴才，为圣主毫无寸效，且由我等祖父至此，赈救数次，屡赐牛业，实难记清。今为将奴才我等迁往几拉木台等处，复蒙圣主施恩，蠲免貂贡，给与生业，赏足马牛羊，又获半俸饷。”

可见，编旗后的“新满洲”，由分散的个体集结成整体后，他们在承担军政职任的同时，亦分享一定的利益，如加官进爵、粮饷禄米等。而“新满洲”编入八旗，也壮大了清朝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系清朝完成国家多民族一统的重要步骤。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他们在生活、生产、习俗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与满洲结成共同体。清朝北部的边防正是由这些八旗将士年复一年地巡逻于兴安岭和长白山，以及广阔的东海之滨、图们江、鸭绿江畔。此外，索伦、达斡尔等作为八旗最精锐的部队数次奉调出征准噶尔，征战于天山南北，成为清朝八旗健儿的有生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从黑龙江将军设置到各驻防城镇的形成，从行政建制到八旗驻防逐渐铺展，都可以看到在抗击侵略、守家卫国过程中凝聚的民族力量。清朝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黑龙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的有效行政管辖。

三、“新满洲”从打牲走向农耕

在历史上，打牲文化与农业文化分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经济形态，但也可以看作是满洲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新满洲”从打牲走向农耕，正是融入满洲共同体过程中的阶段性生产方式，它既是民族分化的产物，也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产物。这期间，生产方式的选择特别是经济活动的改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满洲自身已经开启了由打牲进入农耕的先例，“新满洲”务农不过是融入满洲共同体过程中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复置。对“新满洲”编旗，在改变其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必然会改变其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其部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及其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于“新满洲”的改变，清朝国家的权力与意志起到了统筹与杠杆的作用。

“新满洲”被编入八旗后，清朝在兵力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经制兵额增加带来的粮饷发放的压力。宁古塔的土著，以及早期驻守宁古塔的四百余名八旗官兵大都不事耕稼，但在驻防之地，国家准许其自由择地开垦，不纳租赋。所以他们依赖壮丁耕作得以维持日常所需。“新满洲”归附清朝时，大都处于生计无着、贫困无依的生存窘境。虽然在编旗后，“新满洲”亦皆有随缺地，但不会耕作，也不惯于耕作。最初，他们多是以官庄土地主人身份进入农耕生产经营模式的。但官庄的生产规模毕竟有限，“新满洲”编旗却在不断地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口粮不足引发的八旗兵丁的持续贫困化。虽然清廷先后采取了发银生息、建立官仓、义仓等各种举措，但收效甚微。为使“新满洲”摆脱贫困，做到粮食自给，清朝以国家的行政手段使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开启屯垦务农的方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第二次东巡返京后，以“兵丁役重差繁，劳苦至极”，降旨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祜等人，令其劝勉八旗兵丁学习耕作。他说：“吉林乌喇地米粮甚为紧要，农事有误，关系非细，宜劝勉之，使勤耕种。”在将“新满洲”编旗的同时，拨给土地，“给官粮种子”，令其垦殖，以解决生计问题。但因雅克萨战事，未及实施。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八旗官兵由征伐转为驻防、巡守，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再次提到日程上来，为此清朝国家及历任将军实施了一系列的劝农行政措施。

（一）伯都讷辟荒屯垦与全力扶植三姓务农

康熙三十年（1691），针对吉林乌拉驻防官兵无人务农的问题，朝廷有议，将盛京沿边丁壮设屯迁至吉林乌拉，从事农作。康熙帝以庄屯及沿边丁壮居住年久，已成聚落，迁移必致苦累，提出令吉林乌拉当地“新满洲”学习耕作，“于乌拉兵丁每岁派三百名耕种，或一岁以乌拉之兵，一岁以捕牲之人，轮年耕种”。随即，康熙帝遣学士麻尔图驰驿赶赴盛京、乌拉，“令将军、副都统、各部堂官悉喻朕意，伊等之意若何？详议回奏”。

虽然这种轮作的方式未见付诸实施的记载，也没有将军回应的意见，但在次年（1692）四月，宁古塔将军佟宝提议开辟新荒，建城令“新满洲”驻守屯垦。他说：“图什屯四十里外有白都讷地方，系水陆通衢，可以开垦田土，应于此地修造木城一座。”康熙帝立即责令议政王大臣等讨论。几经会议后，清廷同意于伯都讷建城，“将席北、卦尔察、打虎儿内拣选强壮者二千名，令其披甲即住所造新城，令副都统巴尔达到彼教训管辖”。目的就是以这些“新满洲”在编旗充兵的同时进行垦殖，用以解决自身的粮食补给问题。

至雍正年间，伯都讷垦荒已初见成效。雍正八年（1730）九月，伯都讷副都统吐尔赛呈文称：“白都讷各样作物俱已收镰，收成六分。”雍正十年（1732）七月，暂署伯都讷副都统伊特愣奏：“各种庄稼俱秀穗。”九月再报，“白都讷地方各种田禾俱已割完，有八分收成”。事实也证明，佟宝最初的选址开荒是正确的。嘉道年间，清朝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京旗屯垦选址方案，除了首选双城堡外，便是伯都讷。据清人萨英额所记，道光四年（1824）的伯都讷，有空闲围场二十余万晌可垦，“可资旗人万年生计”。可见，伯都讷的确是“江带三方，田沃万顷”之地。

在宁古塔地区，清廷最为费心费力的是落实三姓一带的“新满洲”垦田。三姓不仅是宁古塔将军辖区内地域最广的副都统驻防地，且以土地肥沃著称。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廷开始在三姓设八旗驻防，并令新编的三姓八旗从事农作。但无论是库雅喇人还是土著赫哲人等，都以渔猎为生，不习耕作。经清廷多方的努力，至雍正年间，三姓八旗的农业终于初见成效。雍正八年（1730）九月，协领充梯在呈文中称，“三姓地方各样作物俱已收镰，收成七分”。但随着雍正十年（1732）八姓的编旗，三姓地区的驻防官兵增至二千余人。在新编的八旗兵丁中，八姓人等尤为不善农事。八旗兵丁口粮严重短缺的问题突出起来。

八姓编旗后，“官兵之俸禄、钱粮，照三姓之例拨给”。清朝的接济方案是给八姓官兵发放一年左右的口粮，即“二十名官员、千名兵丁，来年二月始拨给口粮，俟秋粮收后，停止拨给。每户给发各一犋、牛二只、犁镜、铧头、耔种”。并由将军常德主持扩建城垣，令三姓与八姓官兵等一并驻扎、一同操练，同时以三姓人影响八姓人学习垦田。大学士鄂尔泰等又以三姓地方兵丁穷苦者居多，虽有耕田，却缺少牛马，“千名兵丁仅有马二百匹”，提议“赏给马千匹，再赏给牛五百头，垦荒耕田立业”。但三年过后，三姓地区“新满洲”的口粮问题仍未解决。所谓“三姓地方有新旧兵丁二千人，计其家口共为万余，近两年，八姓、三姓兵丁虽皆种田，其三姓兵丁耕田足以养家，而八姓之人原不曾务农，近两年方引导尔等耕田，所获粮食不足以养家……估计三姓地方本年之收成，不敷今增加之二、三千口人食用”。

对于先前将军常德由宁古塔等仓廒中提取万石粮谷给新增兵作为口粮、耔种的做法，新任将军杜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须先对新编入八旗的八姓“新满洲”进行“训导”、教习农作，“自明年始耕种，易换粮石”。一旦出现口粮短缺问题，再从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拉楚喀等地转运。杜赉的主张着眼于长远，不但可以杜绝“新满洲”对国家救济的依赖性，又以耕种易粮的方式，激励“新满洲”去接受业农，故得到雍正帝的支持，令从杜赉所奏。

正是由于清朝从国家角度不断倡导八旗兵丁及“新满洲”务农耕作，并提供各方面的扶持，特别是土地的分配，方使驻防八旗中有相当一部分兵丁开始逐渐附着于土地上。雍正五年（1727）三月，将军哈达奏称：皇帝特降明旨，“于乌拉、宁古塔、白都讷、珲春、三姓、水手、驿站、口边台丁内，估计轻松之劳力，分犋种田。一年收粮六千六百六十六石八斗，三年共收粮二万石四斗。每旗不动用钱粮而靠兵力各修义仓，贮存所收粮石”。至雍正末年，宁古塔地区“新满洲”驻防各城的粮食收成皆有八九成以上。虽然这些农业收成的数据难免虚报溢额，但至少证明农业在当地的普及与深入。“新满洲”的生计也在接受农作之后有了起色。

据将军杜赉奏报，雍正十年（1732）九月，他访查了吉林乌拉、宁古塔、伯都讷等三处军中4500名兵丁的家口及生计情形。其中，父兄弟子兼拜唐阿之户2373户，无兼拜唐阿之闲散包衣、阿哈有田产之户434户，家中拜唐阿、包衣阿哈皆无，惟仅有妇孺、田房户565户，另有1128户的情形文献中未见记载。就各户生产生计而言，“家中兼有拜唐阿、闲散、包衣阿哈者，则种田。家中有拜唐阿钱粮、从军人之钱粮，可宽裕抚养伊等家口而生。家中无兼拜唐阿、包衣阿哈，仅有妇孺之户，虽无耕田之人，以租田获粮先养家口，掌从军人之钱粮用之，亦不致辛苦。倘逢喜丧事，遵圣祖仁旨，照京城护军例，以喜事十两、丧事二十两，加倍赏之”。遇歉收之年，“从军人家实在窘迫”者，杜赉提出，以吉林、宁古塔、白都讷等处义仓之粮，酌情拨给。可见，上述八旗兵丁的生活来源，除了兵饷钱粮外，已经是以种地、出租土地为生。灾年则有义仓接济。

根据乾隆四年（1739）刊印的《八旗通志初集》统计，雍正年间，宁古塔将军属地的八旗官兵、包括充兵的“新满洲”共垦田14万435晌。至乾隆六年（1741），“船厂等四城兵丁均系种地为生，离城一二百里居住”。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二次东巡，曾赋诗咏“台尼堪”，其中有“即看多稼连冈熟”的句子。迄乾隆朝，宁古塔将军辖区基本实现了由编旗充兵的“新满洲”稼穑滋殖、屯垦戍边的既定目标。

（二）国家派员至黑龙江授以垦田之法，并于呼伦贝尔大面积垦荒

相较于宁古塔，黑龙江的气候条件更为恶劣，虽有国家大力提倡，令开荒垦殖，但偌大的黑土地仍仅限于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八旗镇守之城的近边四周有少许耕地，而且多为“官庄”“公田”。其余多系荒芜草莽。清人西清有论曰：“黑龙江地利有余，人力不足，非尽惰农。为兵者一身应役，势难及于耕耘。而闲处者，又多无力购牛犁，以开荒于数百里之外。故齐齐哈尔诸城不过附郭百里内，有田土者世守其业，余皆樵牧自给，或佣于流人贾客以图温饱，而膏腴万顷荒而不治，曾无过而问之者，盖以势使然也。”可见，黑龙江除气候寒冷之外，还有八旗官兵自身的原因。“索伦、达呼尔、俄伦春诸部编旗披甲，率皆土著已久，专以捕猎为生，春秋会操而外，散居田野，各营谋生之路。”“一身应役”之外，尚无暇农作，是指其承担军事之重，“无力购牛犁”是“新满洲”八旗兵贫困的写照，“樵牧自给”则是其求生的本能。

清廷对黑龙江的规划与吉林相同，即一体设置官庄、公田，集中于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和呼兰四城周围。但官庄、公田的生产规模有限，黑龙江的军需粮食多依赖于盛京等地的转输，远不足以自给。为解决八旗驻防兵丁口粮问题，清朝决定在边陲一带实施屯垦。而且自康熙朝出兵雅克萨期间，便从中央派员前往黑龙江教授“新满洲”耕作。

据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二月，第二次雅克萨战事刚刚结束，康熙帝遣户部郎中博奇，自吉林乌拉至黑龙江，教授“蒙古、席北、打虎儿、索伦等人力耕作，田谷大获”。“来岁仍遣前种田官员，以蒙古、席北、打虎儿、索伦等人力耕种。郎中博奇所监种田地，较诸处收获为多，足供跸站人役之口粮，又积贮其余谷。”随后康熙帝令此次派遣监耕官员互易其地，以便更好地监督耕作。由此说明，自雅克萨战后，居住在齐齐哈尔以北、以东广袤地区的蒙古、锡伯、达斡尔、索伦等八旗兵丁便在清廷官员的带领与监督之下开始了种田。西清对此事也有记载：“索伦、达呼尔不谙农事，康熙间特遣部院课其耕种，尝以郎中博奇课耕有法，禾稼大收，奉旨褒美。事在（康熙）二十五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据将军萨布素奏报，“墨尔根居住之总管索伦安珠护等，每年耕种官田二千余晌”。

是时，由于喀尔喀蒙古与俄国的军事冲突，有相当数量的巴尔虎蒙古迁往黑龙江流域。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谕大学士伊桑阿等：“黑龙江、松花江接壤之地，彼处附近所居根奇勒诸姓中原有可披甲之人，应着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人八十往彼教训之，齐齐哈尔地方以索伦、达瑚哩之众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乐披甲。如此则既无远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糗粮矣。”根据康熙帝的谕旨，七月十八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奏请将巴尔虎交锡伯等教习耕作折中提到，在受教习耕者中，“齐齐哈尔地方巴尔虎共有二千二百八十四户，散入扎赉特、杜尔伯特二旗八百户，共三千零八十四户”。《黑龙江乡土录》对此事件亦有记载，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兵部文件中，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将无法安置的喀尔喀“巴尔虎五千余口，共丁一千二百七十三名”，分拨盛京将军安置。同年，又分拨吉林乌拉400兵丁。这些巴尔虎蒙古在南迁之后被编入八旗，由先前学会耕作的满人、锡伯人教以耕稼。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年间清朝将原为喀尔喀蒙古游牧地的呼伦贝尔纳入了土地垦殖区。这里的土著索伦、达斡尔人“向来星居野处，游牧为生”。雍正十年（1732）四月，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准：“呼伦贝尔附近之济拉嘛泰河口处地方辽阔，水草甚佳，树木茂盛，可以种地、筑城。”并请拣选索伦、打虎儿（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等三千兵丁迁移其地，将之编入八旗，分为五十佐领。当月，雍正帝便派遣管理呼伦贝尔地区的总管博尔本察、达巴哈组织耕种。“由八旗遣出八犋，于几拉木台、布克图、特尼克、伊奔、齐讷克、威特克等地，试种大麦、麦子、油麦、大黄米、荞麦等五谷。”八月，卓尔海奏报试种五谷情形。曰：播种于几拉木台之处庄稼因夏旱未长，布克图、特尼克之处庄稼则因六月降白露受损，其余伊奔、齐讷克、威特克三处虽遇旱，但半已成熟。若霜降迟缓、风调雨顺，“可有半个收成”。同时表示，来年“仍交付博尔奔查等择沃土耕种”。随即，清廷给迁移的八旗官兵发放了马、羊、母牛以及银两等。

九月，雍正帝根据索伦总管博尔本察等奏报获悉，呼伦贝尔等处当年所种地亩因旱歉收，遂立即另行委派台站、水手之兵丁前往代为耕作。谕曰：“朕思种地一事，如交与伊等，则训练兵丁必致贻误。着行文将军卓尔海，于齐齐哈尔、爱浑、墨尔根三处台丁及水手屯丁内，拨派五百名，动用彼处存贮正项钱粮酌量给与盘费，并置办犁具籽种等项，令其前往呼伦贝尔地方，于明年春间及时耕种。”足见雍正帝对在呼伦贝尔推行农垦的成功寄予了莫大希望。

次年八月，根据总管达巴哈等呈报试种情况，呼伦贝尔周围委特克、锡尼克、奎以及伊奔，“此四处八月初八日寒露，所种庄稼均未损，共收粮四十七石四斗”。“寒露较去年迟一个月，所种庄稼俱未赶上霜冻，故八个汉子地收粮四十七石四斗，与去年一个汉子地收粮相比，今年一个汉子地较去年多收二石余。今官兵驻定，仰赖圣主之福，霜降渐迟，定有收成。”

雍正帝对农业的关注也影响到将军。作为军事将领，将军、副都统等在奏折中不乏雨水、禾苗等农田事务的奏报。如将军那苏图等多次奏报黑龙江、墨尔根、布特哈等地的天气、雨水、霜降等对庄稼的影响。而如何使不善耕作的“新满洲”走出单纯依赖国家粮饷供给以及拨款救济困境，就必然要使其从事耕稼，与土地结合、成为实际的耕作者，这已在清朝统治者以及驻防将军们的认知中达成共识。对于东北地区的屯垦戍边，雍正帝一向认为，“粮比钱粮更重要，关系甚大”。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因“诸城耕田事务多荒废”，遭皇帝斥责，声称若仍行如此，“朕必治以重罪。将此行文严加训教卓尔海”。甚至为求得好收成，雍正帝还派出喇嘛前往黑龙江诵经，以祈霜期迟后。

虽然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等“新满洲”的农作收获有限，但国家行为的导向意义非同一般。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又在呼伦贝尔专设总管以董农事，以副都统瑚尔起为之。呼伦贝尔由一个游牧区成为农业垦殖地，再度说明“新满洲”在生产方式上发生的由打牲游牧向农耕稼穑的深度转变。

因此，可以认为，在历经百余年后，“新满洲”已逐渐融入农耕社会中来。清末刘文凤记载的达呼尔人，“从前此种人专事游猎，驰马搏兽，童而习之。近则风气略变，秀者入仕宦，愚者务农耕，黠者充吏胥，壮者投行伍，兼为伐木取鱼等事。用志日纷，其技亦日退”。其生活方式已由游牧、渔猎的游走式向农耕定居过渡，在学习与适应“耕种谋生”的漫长过程中，原有的打牲及其渔猎经济逐渐与农业兼而行之。而且，在黑龙江地区，被编入八旗的布特哈“新满洲”，也已从散居逐渐转为半牧半农的定居样态，到晚清已经与“佛满洲”旗人无异。所谓“礼节从满制”，且按旗屯形成聚落。“每屯大者百余家或八九十家或三五十家，小者七八户或十户、二十户不等，其屯所之相距三五里、二三十里、八九十里或百里不等。所住者草房，三间二间或五间不等。屋中三面火炕以防严寒。”其中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满洲还是“新满洲”，一旦融入农耕文明，便意味着其经济基础已经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与土地的结合，也必将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进一步加速其融入中原农业社会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在清朝东北的奉天、宁古塔（吉林）、黑龙江三个政区中，宁古塔、黑龙江的八旗驻防主要是由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东海女真与索伦、达斡尔等部的“新满洲”组建而成。清朝的统治者通过民族认同确立民族统一关系，以怀柔、优恤等行政手段，全力推进统一的进程，并通过满洲固有的“牛录”，将分散的打牲部落整合为社会基层组织，以八旗驻军、设官建署、划定政区等措施完成对东北地区的有效行政管辖。而“新满洲”在编旗充兵后，分别从渔猎采集和游牧的生存环境转而进入农耕文明的世界，从而在生产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这一过程也是清王朝对东北地区实施“大一统”建设的政治过程，它始于对新满洲编旗，成于满洲共同体融于农耕世界。

附 本 文 题 录

1. 刘凤云：《论清朝对东北的有效行政管辖及“大一统”农耕文明的形成——以“新满洲”编旗垦田为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4期。

2. 刘凤云.论清朝对东北的有效行政管辖及"大一统"农耕文明的形成——以"新满洲"编旗垦田为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24(04):167-182.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图文编辑：李冠莹

责任编辑：周　楠

审 核：李学成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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