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据说戴笠一生最忌讳的数字是“13”，但戴笠飞机失事摔死那天，有一连串的“13”，出事时间是13时13分，机上共有13人。戴笠，字雨农，在浓雾大雨天，撞死于戴山。
戴笠撞死之后，他的心腹，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在飞机失事后私捡了散落的珍贵物品。
经过一番威逼利诱，还真搜查出两件宝物，一件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且说那柄古剑尽管已经被烈火焚烧，剑鞘和剑柄都毁了，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
事后证明，正是这把古剑锁定了戴笠被害的真凶，由此看来在这件事上沈醉是有功劳的。
那我们就从这把剑开始说起吧。
剑的第一个主人是乾隆皇帝。这柄剑长5尺，长长的剑柄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寒光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据说能吹毛断发，削铁如泥。剑鞘用鲨鱼皮制作，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乾隆十八年春，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宝物。
据说乾隆皇帝在龙位上配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满朝文武莫不称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以“龙泉”来命名此剑。从此，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临驾崩前还让人将此剑陪葬，想与它永不分离。
不幸的是，这把剑在地下陪了乾隆129年（1799-1928）后，连同无数金银财宝一起被军阀孙殿英挖了出来，同时被挖的还有慈禧太后的无数珍贵陪葬品。就这样，这把剑到了第二个主人——孙殿英手里。
30年代初，孙殿英奉命进军宁夏，结果被“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何应钦趁机免去了他的职务，孙殿英只好闲居山西太原晋祠。“七七事变”后，孙殿英瞅到机会，东山再起。
他从北平29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支枪，接着从北平一路往南收容游兵散勇，到石家庄时竟然收容了2000多人枪，有了一点的实力。孙殿英觉得光有这点实力还不行，他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才能进一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有了实力才可以待价而沽，进可以与日军一决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一较高下。
孙殿英的人生哲学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想办事，拿钱开路，他的钱财自然来自于慈禧和乾隆。
1937年8月，孙殿英带着大量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来到南京。因为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他便找到戴笠，托戴笠给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送去宝贝。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夜明珠，那珠分开是两块，透明无光，合拢是一个圆珠，则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这件宝物由戴笠转送蒋夫人宋美龄，其余宝物托戴笠分别转送。
在点交完需转送的宝物之后，孙殿英向戴笠道出了他的那柄“龙泉”宝剑。在介绍完剑的来龙去脉之后，孙殿英说这次行事匆忙，没有带来，下次一定奉上，请戴先生转交蒋委员长或何应钦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定。戴笠听后，对此剑已是垂涎三尺，当即满面笑容地应下此事。
孙殿英靠着“撒钱撒得呱呱叫”，在戴笠的引荐下，他顺利地从蒋介石那里谋了个“晋察游击司令”的头衔。事情既成，他对戴笠自是感激不尽，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他心里清楚，带着从东陵盗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即便是没有戴笠引荐，他同样也可以谋个司令的头衔，“钱能通神”嘛！
1939年1月，蒋介石将孙殿英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孙殿英任军长。实际上蒋介石对这个他卖的“司令”是不放心的，因为他太了解孙殿英了。
孙殿英是个典型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唯我主义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他拉部队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谁对自己有利就为谁服务。
为防止孙殿英投共降日，蒋介石在孙殿英部整编后就让戴笠加强对新五军的控制，并让他亲自去安排。戴笠来到新五军，除了完成蒋介石交付的差事，他还有一件心心念念的事——那柄“龙泉”宝剑。
孙、戴两人在新五军驻地河南林县见面后，又是拈香拜把，又是校阅部队。孙殿英就是不提宝剑那茬事，戴笠按捺不住，挑起东陵宝物的话题，孙殿英“一点就通”，马上交出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