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大楼“72家房客”：百年巨轮，人似浪花

武康大楼外景（赵立荣摄）

今年百岁的武康大楼，近年又重新成为上海城市名片。

老一辈自然津津乐道它作为诺曼底公寓“劈波斩浪巨轮”的前身，与匈牙利建筑大师邬达克遥寄东欧乡愁的缘起。在年轻人集聚的社交平台，搜索关联词则是一串实用至上的干货指引：Citywalk路线规划，雪糕冰箱贴购买指南，避开人群的机位教学，怎样借安全岛积水拍摄倒影，还有哪个角度能让马路对面的郁金香前景出镜。林林总总间，无论是吴侬软语的旧情调，还是《繁花》带动的新风潮，武康大楼顶流文化坐标的地位，如其30度斜角停泊在淮海中路口的建筑物本身，任由风起云涌，屹立毋须证明。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在全网充斥“生活在武康大楼是什么体验”“武康大楼里住着什么人”的好奇时，住户们则共同恪守着某种默契，以缄默应对熙熙攘攘的人潮和其带来的“泼天流量”。毕竟，哪怕随意在阳台驻足，或是穿睡衣下楼倒垃圾，都会转眼被长枪短炮捕捉，成为网红圣地亦有烟火气的佐证广为流传。这，多少令人有些啼笑皆非。

鲜有的静谧，确实更添武康大楼“历尽沧桑一美人”的神秘风采。但与此同时，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层叠效应（layered effect）概念中，环境不是静态的，而是人通过时间积累，在地理空间中叠加经验、记忆和意义的组合。若对武康大楼仅停留在景观化的集邮打卡、合影摆拍，再美轮美奂都好，它的当代意涵，仍与影视基地中任一空洞的仿古道具无异，作为百年间沪上核心街区，从名流到百姓，几代人来往穿梭沉淀的生活轨迹，他们对城市与时代的认知，方是其最无可替代的底蕴，足以抵抗时光，历久弥新。

文化方舟 昨夜星辰

武康大楼俯瞰图（图：视觉中国）

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历经抗战、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武康大楼的过客包括宋庆龄、赵丹、王人美、孙道临、王文娟、秦怡等。群星璀璨，因为此处距新华、联华等各电影公司仅一步之遥，他们在这里谈剧本、聊创作，如同流行文化的诺亚方舟，不止是安身之所，更是艺术空间。而在其他居民眼中，他们有的是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有的是年少时第三视角匆匆的一瞥，与其说是下意识的祛魅行动，不如说更有种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况味。

1950年迁入的黄淑芳，就与“电影皇帝”赵丹黄宗英夫妇同期。据赵青《我和爹爹赵丹》回忆，1948年赵丹迎娶第二任妻子黄宗英，从昆仑影业公司预支片酬租下诺曼底公寓三楼，“我爹傻乎乎的特高兴，奋斗了十几年总算有了个像样的家了”。楼上楼下是王人美、王人艺、郑君里、吴茵和宋庆龄的保卫科长等，黄淑芳在《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中有过生动的表达：“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妮卡公主一天到晚来，他们总是到宋庆龄家去”“周恩来和郑君里很熟，每次来都会朝上面看，他们相互招手……那时文艺界唱得热火朝天”。说起这些，高校任职的她总有些知识分子的不卑不亢，唯独特别强调，“我还见到过周璇一面，她来老楼”。

个中原因就是赵丹。黄淑芳可能不知道，她搬进大楼那年，恰逢周璇完成朱石麟执导的电影《清宫秘史》后自香港返沪。金嗓子正想大展拳脚，次年便在拍摄大光明影业《和平鸽》时，精神病旧疾复发入院。周璇遗下的幼子周民与周伟，正是由她1937年《马路天使》中隔窗对唱《天涯歌女》的搭档、黄淑芳“碰到好多次”的赵丹伉俪抚养长大。

长子周民回忆，一生只见过三次母亲，一次是她来赵丹家探望，一次在疗养院，最后一次则是万国殡仪馆。黄淑芳的偶遇应该是1957年，周璇的那次造访甚至成为她生前最后的公开影像。坐在赵丹家沙发上，烫了卷发、一席西装的她重唱20年前《天涯歌女》，伴着歌声镜头拉远，赵丹黄宗英夫妇、郑君里黄晨夫妇、上官云珠、陈歌辛等比肩坐着，笑盈盈侧目凝望——同年9月，已近病愈的周璇脑膜炎溘然长逝，再后来，昔日同仁四散飘零，客厅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幕，恰在他们的毕生光影事业中定格永存，让后世管窥衣香鬓影最好的时光，也感受一路扶持走来，他们在命运裹挟下的落难相助与惺惺相惜，“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周民、周伟的悲惨童年到底是个例。对生于1950年代的林江鸿来说，武康大楼是个无忧无虑的游乐场。他与住在辅楼里的工人子弟上屋顶花园打闹，迷宫般的大壁橱也是躲猫猫的好地方。辅楼即原主楼汽车间，1949年后弃置，改建成窄小的住宅，间间保留以前洗车用的水龙头，住户大多五六口人挤十几平米，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日子，螺蛳壳里做道场，条件虽远不如主楼优渥，小朋友们都是同学，跑来跑去串门，创建学习小组，反而远没有想象中隔膜。

在少年林江鸿视角下，赵丹“活泼，或者叫疯疯癫癫的”、王盘声“穿西装高高大大，还是蛮像样”，孙道临蓄长须，穿破衣服推自行车出入，众人围绕他，像他参演的电影《乌鸦与麻雀》般，叽叽喳喳模仿他的台词，历数他演过的很多好电影，比如《永不消失的电波》《南征北战》，他非常惊讶，“《南征北战》里只有一个镜头你们也能记住”。正史与口述史交汇，邻里间的问候关怀在这一刻拉近了银幕光影与凡尘烟火的距离，也抚平了岁月创伤之痕。

孙道临夫妇独女孙庆原也在《纪念我的母亲王文娟》中写过，“武康大楼底层短短几十米开了六家店，最东面是紫罗兰理发店，我小毛头时妈妈就抱我去那儿理发，每次都自带香皂。最西头是我最爱去的食品店，柜台摆着一个个玻璃罐，里面桃片、咸支卜、盐津枣等蜜饯吸引着我，但因为我从小有气管炎，妈妈绝对不准我吃零食。一次放学后，我和小伙伴正在店里看着蜜饯罐指指点点，突然背后一声：妹妹你在干什么？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妈妈站在我身后，吓出我一身汗！”比她年幼几岁的邻居也记得，大楼里王文娟家最好玩，因为孙庆原会把母亲唱戏用的木剑拿出来，精美又神气，大家啧啧称奇。少年不识愁滋味，骑楼拱廊间的嬉笑怒骂，与父母的美好时光，是刻在基因里的环境感知，也是永不磨灭的情感依恋。

空间改造 隐喻消解

武康大楼主题邮局，以开放式的格局与海派文化主题布置，吸引游客驻足打卡。（赵立荣摄）

孙庆原的文题，是引述母亲的一句话“如果有来世，我还是愿意嫁给你爸爸”，银坛神仙眷侣相守半世纪，武康大楼也见证了他们历经风雨的爱情。有人上世纪拜访过孙王夫妇，形容他家客厅不大、藏书甚多，阳台满是亲手栽种的绿植，南边50米就是高大香樟树掩映下的宋庆龄故居，孙道临生前最喜欢的就是那片绿。敲开孙宅大门还闹了乌龙，按门牌上楼遍寻不至，被告知他的单元要走另一电梯，因为其所在副楼是1930年后的加盖。主楼、副楼及辅楼（汽车间），共同构成这错综复杂的记忆宫殿。

王文娟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也许是演员敏感的洞察力，也许是从小梨园奔走多体悟人情冷暖，尽管原本对武康大楼背景知之甚少，演出繁忙邻里也交流不多，她仍敏锐发现，一是大楼装修考究，每层走廊有热水汀，后来为堆放杂物敲掉热水汀，因安装坚固，颇费功夫，“你们去看，地上现在还有小小的裂缝”；二也是关于电梯，大厅出入管理严格，“不是一般人随便好走的”，主电梯仅供住客和贵宾使用，“一般客人要从小的电梯上去”。

等级之分明，从房屋间隔与装修亦可见一斑。面积大些的单位不仅有保姆间、储藏室，餐厅厨房一门之隔，以便把菜送进餐厅而毋经客厅，储物房又与后楼梯相连，保证主人看不见保姆佣人的工作场景。有人家里保留原装护墙板、马赛克小方砖和水波纹玻璃窗，也有人装修时发现洗手池印的生产年份，是1929年。

曾几何时，空间即权力。根据1937年《中国行名录》上海街道指南记载，这里的住户以欧美在沪侨民为主，包括嘉第火油物业公司销售总代理、美亚保险上海办事处经理、罗办臣洋琴行老板和西门子公司经理等。法商万国储蓄会建武康大楼之初，原装煤气炉、烤箱、百叶窗一应俱全，门后烫衣板方便上班前熨西服，窗框毛毡防止开关时的声响，不仅是为迎合金领贵族的习惯，更是产权所有者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复刻故国空间文化，消除侨民的异国他乡之感，继而彰显华洋有别的手段。客人与主人、主人与仆人的区隔边界，也处处是主人翁地位与社会权威感的体现。建筑学家童明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独在异乡的侨民另一身份也是漂泊者，从熟悉的居住环境中感受适应和温暖，迅速扎根、成为大都会的一分子，也是上海现代性的组成部分。

抗战胜利外侨退场，新中国成立后几番业权易手，张爱玲说上海人天性，“因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故而有种奇异的智慧”，封死后楼梯、改造汽车间、花园种菜、阳台养鸡、咖啡店洗衣房变身肉铺副食品店，新住户以生活本身消解空间的权力隐喻，并飞快为我所用。

当然这种消解过程中也有些阶段性问题显现。王文娟就曾提到，1970年代后人越住越多，气派的欧式走廊里摩托车、自行车、晾晒衣物到处都是，“一个裤脚套进去一个裤脚荡下来，这个衣服真的不要晾，千万不要晾，不雅观”。重形象、讲体面，“永远的林黛玉”的这份考究，也是武康大楼的一个精神侧写。

侠肝义胆 大隐于市

1957年6月25日傍晚，周璇由精神病疗养院医护陪同下到老朋友家作客。 在老搭档赵丹提议下，周璇唱了一曲《天涯歌女》。数月之后，周璇去世。（资料图片，毕品富摄）

除了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若将武康大楼看作微型社区共同体，总有些未必广为知晓的人物，其事迹至今仍在社区流传，影响几代人。

最典型的是沈仲章。

沈仲章生于1905年，1926年入读北京大学物理系，历史师从陈寅恪，音乐师从刘天华，跟徐志摩学诗，又自学精通七八门外语，当过刘半农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助手，有“小赵元任”之称。卢沟桥事变后，他放弃赴美留学机会，冒着生命危险，以自制木箱从北大图书馆抢救出居延汉简，辗转千里亲自护送，秘密运至香港整理存档后转予胡适，避免稀世国宝沦入日军之手。事了拂衣去，他偏不求名分，因为“有了名分做不成事情”。1949年返回上海，他以几根金条顶下武康大楼602室，履历表上仅有的头衔是上海中国管弦乐团顾问和冠龙照相器材厂退休职工。金克木写他，“从来不说自己的事”，如此大隐于市的一生，直至1987年画上句号。

女儿沈亚明曾撰《众星何历历》追忆父亲与陈寅恪、施蛰存、傅斯年、金克木等人的交游。他后半生醉心声音和影像，家里有个房间做录音棚，门框是亲自设计的隔音木板，与居延汉简木箱同为他的得意之作。在这里他录制方言、音乐、戏曲素材，搭建丰富的语料库。另有个房间是冲印胶片的暗房，他研究相机，还有移动电影机，全国各地采风，拍遍古籍拓片，傅雷家的昙花半夜开了，也特意把沈叫去拍彩色照片。沈亚明写爹爹，“人家出名了，他就躲开了”，“专做没名分、没报酬还贴钞票”的事情。

沈仲章的两位师友郑振铎和徐森玉，分别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和上海博物馆馆长，新中国征集古画文物，二人代表官方遇阻，又是沈仲章“犯憨劲”，倾尽积蓄购买米友仁《云山墨戏图》和黄公望《天池石壁图》，以个人身份捐赠给故宫博物院，除了奖状一张，谢绝奖金别无所求，其侠义与无私，甚至难以今日的格局度量。

时也命也，大楼老一辈中不少人像原本要赴美的沈仲章一样，被战争扭转了命运航道。例如百岁画家邵洛羊，他出身商贾之家，父亲是上海南货零售批发业主席，早年师从汪声远、黄宾虹习新安画派山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本可返宁波老家躲避战火的他投身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并加入共产党，以画家身份活跃在青年团体中，又在日本投降后先后策反国民党宪兵团长打开沪西封锁，会晤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桥梁专家茅以升说明共产党政策，协商保障水电公交的政权接管。比邵洛羊稍年轻的王挺琦，1938年考取国立艺专，与赵无极、吴冠中等都是同学，1944年赴美留学后，1951年受刘海粟之邀一腔热血回国任教，是现代戏剧舞台背景艺术的奠基人。还有名列上海英烈录171位女性之一的芮琴和（笔名荒砂），她1940年17岁加入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火线报》记者奔走一线，新中国成立后任职广播电台，大力开展对妇女和工人的广播活动，到上世纪80年代仍在负责《上海妇女志》的编纂工作。

故人传奇，不胜枚举，但若非借由凝视武康大楼的契机，这些曲折或灿烂的故事，侠义或孤勇的人格，或许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同济大学教授、建筑学专家伍江有过担忧，邬达克建筑大热，背后还是英雄主义，认为有了邬达克建筑才有故事，但是“如果没有邬达克呢？只是一个普通搭建的房子，它的故事就不值得讲吗？”

一个人的故事是故事，一千个人的故事就是历史。倘若武康大楼是艘气宇轩昂的巨轮，住户们的际遇、家庭、交往、迭代则像拍打它的浪花，声声叩问折射百年间的光与暗，铸就其所象征的城市文脉，在过去中寻找未来，润物于无声，却岁月留痕。

（本文原刊于“文汇文艺评论”公众号，经授权转载）

陈保平陈丹燕|《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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